曹先生
1990-12 (一)
70年代我在技校上学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姓曹的老师。那时候他只有四十多岁,身体又瘦又小。狭小的脸上皮肤紧贴着两颊,但眼睛还是挺精神的。他待人比较随和,从不露出凶相。他在语文方面并不专业,因为他不是课本出生,并且也不感兴趣。他教课只是照本宣科,很少自由发挥。其实在学校的两年里,我们接触的并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般化”的。
毕业以后,这个学校也撤销了,他被调到局里去了。后来他经常来厂里看我,当然,这也是顺便的。他每次造访的时候,都要同我热烈地握手,临别时也忘不了握手的仪式。这使我感到受宠若惊,甚至有些别扭。他对我常常露出赞许的样子,说我学习认真、很钻研。特别是80年我通过了省里的外语人员考试,他见了我总是夸奖一番。那年春节,他邀请我和另一个候同学去他家吃饭,那个常常帮他家的忙,例如搬家等事情,可我并没有帮过他任何的忙啊?
后来那候同学没去,我倒去了。那天吃饭他还邀了几个亲戚,其实他是顺便请我的。他的家境看样子并不好,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在上学。他关照他们今后跟我好好学英语,因为他的孩子们英语成绩都很差。他准备叫我辅导他们,可是后来没叫过我,大概他们也学不进。他的妻子端饭端菜,很客气的,他又说了我不少好话。
(二)
有时候我们好久没见面了,都快把他忘了。我们偶尔在厂里或者在街上遇到,他总要从自行车上下来,跟我握一会儿手,有时是用两手握的。然后,拉拉扯扯地讲好多话。例如评论时势、或者发发牢骚等,
有一次他特地来找我,他带了一本英语第一册的教科书,要我教他英语,并且同我约好,每星期来两次,还说不敢多打扰我。可是学了第一课以后,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来。他还是将书翻到老地方,上次学过的他并没有复习。
他告诉我说:他从前在学校里学的是俄文,英文还是在解放前小的时候学过点,因此是有些基础的,不过那时的读音不准确。他现在学英语的目的是准备退休后可以出去干干,而他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他表示自己什么都会干,如会计、销售等他都干过。他在单位里不大得志。因此话中常常带着牢骚。后来,我们在街上又见过两三次。他快退休了,正在寻找新的出路。他托我为他留心有没有地方要人,并把他单位的上司大骂了一通。
(三)
那天上午刚上班,有人对我说:“门口有人找你。”我去了门卫,见到是曹先生,他正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乡下人在讲话。我招呼了他,他便上前和我紧紧握手,并把那乡下人介绍给我:“这是冷拉型钢厂的潘厂长,他的厂就在朱家庄。”那潘厂长也同我握了我手,随后他立即拿出香烟递给我,也给了曹先生和他自己。“你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曹先生问我,我告诉他在销售科,他说:“那找你正好。”“这会儿候厂长在吧?”潘厂长问。“他现在已经调走了,在珠海工作。”我告诉他。
“候厂长和他都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多着呢!现在都是许多厂的骨干。”曹先生不无自豪地向乡下厂长介绍说。“我们今年的机床都订购完了,要到明年二月份才有货。”我边说明情况,边陪着他们向办公室走去。我请他们坐在沙发上,并为他们泡了茶,坐在旁边陪着他们。厂长接连拿出烟来敬我,一边介绍自己办的厂:“我们社办企业总共一百多人,可效益好得很。每年利润有两百多万。”“两百多万?”我惊讶地问。“是呀,要加工的东西多得很,都来不及做。我们公社四个企业每年要上缴一千多万!”
他的声音里带着暴发户那种毫不掩饰的骄傲感。他的模样很邋遢,仿佛从头到脚都蒙着一层灰。灰暗焦黄的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他的头发像一丛田边小路旁的杂草,乱蓬蓬地堆着;他穿了一件劣质布料做的、皱巴巴的西装,西装上有好几个被烟灰烫坏的小洞;他脚上穿的保暖鞋沾满了污垢,差不多难以分辨鞋子的颜色了。
我边打量边问他:“啊,真不错!比我们厂棒多了。你们的工人每月拿多少工作呢?”“每年七千块。”他很爽快地回答我。奉承地回答我:“我们潘厂长可是个乡镇企业家呢!”曹先生做出拍他肩膀的样子,故意奉承地说。曹先生的穿着也和从前大不相同了,他穿了件笔挺的清灰色西服,雪白的衬衣领子,还带着紫浆红的领带,头上戴着一顶褐色的呢便帽。他的气色也好多了,虽然很消瘦,但很精神,眼睛也比以前亮了些。
乡下厂长要我帮帮忙,请个人给他厂修一台机床。那机床是长风厂造的,质量很差,他们上了当。而且长风厂派人去修过,没修好。他要求请一个人要老实点的、技术好些的人,至于钱嘛,这好说的。我忙去几个科室兜了一圈,没人肯去修。我只好向他解释:“长风厂的机床人家不肯修,因为没有图纸、又不熟悉,很难修。而且要是毛病出在软件上,连他们厂的人都无法修的。”
“帮帮忙吧!先去看看也行,我们教个朋友!”潘厂长用柔和的声音恳求道。我刚抽完一支烟,他忙从怀里掏出一包新的烟,拆开来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说:“不用了,我不抽了。”他把烟放在茶几上;“抽吧,抽吧!我一天要抽五六包,我一年拿一万四千元工资呢!”
我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拿东西,曹先生又向他介绍到:“他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他的英语很好,现在专门搞出口工作。我的学生多着呢!”潘厂长显然对这些话毫无兴趣,他只顾抽烟,耐心地等着科长来谈购买机床的事。后来曹先生和我在办公室门外讲话时,我问他在潘厂长那儿每月挣多少钱?他说两百元左右。我感到有些意外,便不平地说:“两百元?他就给你那点点吗?这太少啦,两百元什么地方不好挣!这不是欺负你吗?他厂里的工人可拿六百元,那你至少也该拿三百元吧。”
“就是嘛!他们再这样下去,我就准备走了。”我这话正中下怀,曹先生愤愤不平地说。我接着说:“你到深圳、珠海那儿去,每月总能挣它个四五百,你应该趁现在还做得动先挣点,今后可能医药费什么的都要自己付;而且物价愈来愈涨,不继续挣点不行啊!”“是呀!怎么不呢?而且我的女儿莉莉还没结婚呢!”他又带着遗憾似的口吻说:“本来有人给我介绍去深圳,可我有些顾虑没去,现在想起来可后悔呢!喔。若今后有机会,你可给我打听打听啊。”我答应他说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门路,但只要有什么信息,我一定他联系。他跟我走到写字台前,拿了纸和笔,将他自己的住址写给我。
(四)
下午,我请了服务科的维修工张琪一起去他们的厂。刚进厂门,曹先生就在传达室招呼我。他堆着一脸的笑容,手里夹着一支烟斗:“啊,到底要有熟人,这么快就来了!”他轻轻地嘟哝了一句,对我笑嘻嘻地点点头。话音刚落,潘厂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的眼睛眯缝着,微皱眉心。似乎害怕阳光似的,“喔,你们来了!”他上前同我们握手,握完手立即掏出香烟来递给我们,“先到办公室喝杯茶吧。”他说。
“不用了,快去看机床吧。”张琪回答说。潘厂长便带着我们朝车间走去。我回头望望曹先生,他正端着烟斗,口里吐出一股股青烟,他笑嘻嘻地说:“我不去了,等会儿你们过来坐坐。”我和马寅手里夹着香烟,便让潘厂长给点火。他抽烟没火柴,便将自己吸剩的小半截烟头递给我们。
他们的模具车间里黑洞洞的,外面一间屋子里,有一张长方形的钳工桌台,上面堆满了各种模具零件,七八个衣服肮脏的工人围坐在四周干活。我们进去时,他们的眼睛都转向了我们。一个二十多岁的瘦高个青年工人走上前来,将我们领到里面的第三间屋子,那儿放着一台长风厂造的机床。周围的环境很差,又暗又脏。操作机床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她穿了件白色工作大衣。那是个挺漂亮的姑娘,秀美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的穿着打扮、话语声和神态一点都不像乡下人。她目不斜视,脸上罩着朦胧的忧郁气氛。
张琪分析了机床的用电情况后指出,由于受到外界电流波动的干扰,因此常常烧断保险丝,还有许多其它的因素,例如:机床中的有些线路被长风厂的维修人员改过,最好还是请原经手来。马在检查和分析机床的时候,潘厂长在旁边陪着。不是这儿摸摸,就是那儿看看,还不时地向马递烟。可是依然不给点烟,等人家向他要烟蒂接火。
潘厂长用手擦拭着控制机数显管有机玻璃罩上的灰层,他抹了又抹,等那个青年女工走来时,他朝她狠狠地瞪着眼睛,脸上露出凶光。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哼,你看看,这么脏都不擦擦,像什么样子?”那姑娘的脸红了,显得很难堪,她轻声地说:“这车间本来都是灰、都是油。”潘厂长依然虎着脸,压低声音说:“你不擦,灰尘永远不会去掉。你别嘴硬,待以后换个新车间,看机床还脏不脏?”
后来,张琪实在没法修好,我们就准备走了。潘厂长要我们去办公室喝杯茶,马寅说不用了。潘厂长同我们握过手后,我们就离开了那厂。
花卉植物园 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