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走向共和》剧照：李鸿章和梁启超
1901年11月7号，李鸿章去世。本年底，他曾经的政敌——梁启超完成了《李鸿章传》的创作。这部传记既是关于李鸿章的第一部传记，又是梁启超新式传记写作的代表作。因此，《李鸿章传》不仅对李鸿章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梁启超同样意义非凡。
在1901年这样一个年份，由梁启超来写李鸿章，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这一年，李鸿章的时代彻底结束，梁启超却因在报界大放光彩，而迎来属于他的最辉煌的时候。
趋新好奇的梁启超，在东渡日本后的一段时期内，沉溺于新式传记的写作，几乎一个人包揽了《新民丛报》“传记栏”的全部写作。《李鸿章传》就在那时写成，也是梁传记作品中较早的一部。我们不妨先来解读那时候的梁启超，然后再读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一、新式传记体的《李鸿章传》
1901年5月，结束美洲和澳洲之行的梁启超重返日本，此后逐渐受到日本维新风气和学者的影响，开始阅读西方各学科的译著，认同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因此在思想上与老师康有为渐行渐远。
在《李鸿章传》之前，梁启超还是维新变法时期的那个梁启超。那时写成的《戊戌政变记》“仍可归入《史记》以来的记传传统”，它的笔法神似《史记》，着重从人物对话来重现历史场景，画面感很强。但是到1901年底，梁启超在思想转变的同时，学风也跟着变了，他开始提倡新史学，自觉地疏离了那种“犹带小说笔意”的旧传体式，尝试新式传记的写作。《李鸿章传》就是他这种转变的成果，在本书序例中，梁启超特别说明：“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
事实证明，这种新体传记写作更适合梁启超，它明显强调议论，而梁启超就是一个天生的政论家。
《李鸿章传》大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梁启超在此提出了评价人物的标准。第二部分是主要内容，分章节叙述李鸿章一生行事。第三部分为李鸿章“盖棺”，对其历史地位作出评价。传记的这种写作形式，由梁启超开启，它的优势是在对人物进行纵的划分中，全贯以横的发展，做到经纬交织，因此能够风行至今，也使得《李鸿章传》成为中国传记史上的空前之作。
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院讲学时，总结了自己20多年前热衷于新式传记写作的原因，他说：
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
为表明他的用心在于借人物为历史作注，又说：
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欲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
可见，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是有更宏大的考量，不仅局限在为一人做传。而李鸿章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无一日不处于中国历史漩涡的中心，正担当得起以一人串起一段历史的大任。因此，《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二、李鸿章：一个“时势所造之英雄”
学者夏晓虹曾这样评价梁启超：“如果考虑到当年避难日本的梁氏本以政论家闻名海外，则其史传文之不受时事影响，甚而至于历久弥新，便是一殊堪以玩味的现象。”梁启超自己也承认，他和李鸿章非但没什么私交，还曾是政敌。不过正如梁启超所说“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他也确实做到了评价的客观。而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一种职业品德，和史学的新旧无关。
对历史最真实的陈述，就是能够揭示其进程的复杂。孟子说：“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要客观地评价一个关系重大的历史人物，更非易事。当代史学家陈旭麓曾说：
慈禧太后、李鸿章、赫德三个关键人物，代表了朝野、满汉、中外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的格局，使李鸿章本身处在近代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矛盾的中心，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面。
晚清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正如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所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李鸿章在世时，俗论家对他就已有相当多的评价。对于那些评价，梁启超全不认同。首先，梁启超觉得它们“两失其当者也”；其次，他认为对这位“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的人物，做出简单的价值判决，并没有多大意义，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到不管怎样，都不能否认李鸿章是个时代的英雄。
不过，英雄也是分等级的。梁启超曾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将英雄分为两个等级：
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算是第二等级的英雄——时势所造之英雄。一部二十四史，梁启超本见惯了这种“寻常英雄”，却仍要为之作传，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李鸿章的死，举国震动，是当时最大的热点。又恰值新史学之风吹气，梁启超热衷于纠正社会对历史人物不公正的评价。
第二，“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梁启超看到，李鸿章虽成就有限，但同时代与李鸿章共事之人，“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
第三，李鸿章所在的时代为多事之秋，“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从关注时代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书写的。
说李鸿章非造时势之英雄，基本是客观的。李鸿章发迹之前，所积极追求的乃是金榜题名，官袍加身。这种价值观经历了1300多年已，到清末虽仍固执，却变得失去新意了。即使鸦片战争这一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也没有让他对仕途产生丝毫怀疑与动摇。因为鸦片战争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觉醒，社会上还没有出现新的风气，也就是所谓的时势还未被造出。蒋廷黻认为，道光年间的中国人“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而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李鸿章考上秀才，其后三年中举人，其后三年进士及第。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经与常胜军的接触，和受老师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才在思想上发生了稍微的转变。
曾国藩之后，李鸿章成为慈禧在朝中最为倚重的汉臣。几十年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办工厂、操军事，是绝对的中坚力量。在满清外交中，李鸿章也是最为可靠的人物，能够放下天朝大国的尊严，懂得在列强间周旋的技巧。但梁启超认为，以李鸿章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如果能够顺应最新潮流，“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上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造舆论以呼起全国，做到这些才能够被称为造时势的英雄。
不过，梁启超对他并没有一味指责，甚至还有一点同情，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悲李鸿章之遇”。洋务时期，李鸿章的改革虽只涉及器物，但他其实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力度还有待深入，不过器物层面的改革尚且举步维艰，仅海军经费一项就已经让他费尽了心思。有些改革，李鸿章是想到了没有去做，或者想到了不能放手去做，这中间的种种欲进又止、虽止仍思进的矛盾及利益纠缠，梁启超都体会到了。没有与他同心同才的伙伴也罢，最致命的是人言可畏，群议掣肘。号称贤士大夫者于前唯唯诺诺，于后横刀阻隔；对于结果，胜则强颜欢笑，败则落井下石。而真正做事者则举步维艰，处处遭受排挤，此种风气古来皆然。后来竟荒唐到日本举国来战，却“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用同情加赞赏的眼光，梁启超觉得对于单纯的军事上的失败，李鸿章并不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反而是“虽败亦豪哉”！
甲午中日之战是中日关系的转折，也是李鸿章仕途的转折和人生的转折。他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此在兵事上的声誉戛然而止；《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九死一生的经历丝毫没有换来时人的同情。沉不住气的光绪皇帝急于签约，更兼日方截获了清廷情报，掌握中方底线，李鸿章觉得本可以争取的空间也丧失了。此后，维新运动兴起，李鸿章等洋务派的观念相形之下暗淡了下来，洋务思潮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李鸿章办外交大致始于天津教案，后来经历了法越之役、日本朝鲜之役等重大战争后的外交谈判，外交思想逐渐形成。梁启超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总体评价，虽只有数言，但字字皆中肯直言，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他说：
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唆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还指出李鸿章的外交致命处，在于徒恃人而无可以自立之道，所以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对于这点，李鸿章也看得明白，无奈的是“知之而无他道易之”。弱国难有外交，李鸿章体会得极为深刻。
甲午战争清廷失败后，李鸿章逐渐退出权力中枢，对于清廷的重要事件，不再享有参与权。然而可悲的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把已经重病在身的李鸿章推到谈判桌前。战局已经明朗，朝廷已经屈服的情况下，李鸿章如何能够在谈判桌上为国家争取颜面？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就死了。如果早几年去世，便能少一个卖国的骂名，可惜他死的不是时候。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这句话对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宽慰性的表扬，同时显得有些悲壮。梁启超的观点，至少给我们一个启发：一个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大概都有常人不曾经历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