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三）

父亲是个很明事理的人，在村里，总有些人喜欢无事生非，因此也总是有些人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也就是见面不搭理的那种。但父亲在村里是很受人尊重的，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说得上话。记得有一次，三姐在学校里与人吵架，结果对方的父母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只赚便宜不吃亏的人，他们护犊子到我们家里找茬，父亲没惯着他们，也没有跟他们争吵，用他的大手，一手一个将那夫妻两个掐着后脖子送到大队办公室评理，说的他们服服帖帖，不但没有恶化关系，反而让他们到后来见了面客客气气的。村里要是有人闹矛盾，经常有人来请父亲去说和。现在我们弟兄回村里，父老乡亲都很客气，这与父亲的人缘是分不开的。父亲住院动手术的时候，村里不少人到病房探望，有本家的，更多的是街坊邻居。

        大爷一家在76年从这里举家迁到内蒙，由于需要在内蒙安家，回信要父亲将老家的五间老屋卖了，当时五间老屋报价六百元都无人问津，生活都困难，谁还有钱买房子呢？当时父亲刚在村子大街北侧盖了四间新房，我们一家搬进去住了不到一年，刚好本村有一个在盐场当工人的，手里有点钱。因儿子要结婚，看好了这四间房，于是父亲毫不犹豫地将四间新房卖了，将八百元房款全给大爷寄过去，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回了曾经住过的老屋。五间老屋，是爷爷留下的家当，原先是大爷一家住三间，我们一家住两间，小叔分家时有大家共同为他另盖了四间房。父母两人加上我们姊妹六个，就挤在不足五平方的土炕上，因此谁能占个窗台就引以为得意的事。及至哥哥姐姐年龄稍大一点就到别人家借宿，一个小炕着实容纳不了八个人，我最小，自然要呆在家里，因此每晚缠着父亲讲故事也就成了自己的乐事。等条件稍微好一点，就张罗着盖了那四间新房。新房也很简单，无非是用黄泥伴着白灰将不太规整的块石砌到半米多高，上面用黄土夯实的墙，墙体足有半米厚，也是冬暖夏凉，不像现在的房子，风一吹就透了。门窗都很简陋，还是那种糊窗纸的木窗。等到卖了新房，一家人住五间就觉得宽敞多了。

        父亲的心胸很宽广，由于家庭情况不宽裕，自己有没有文化，父亲找对象就成了难题。母亲是改嫁过来的，原先有一男一女，男孩被他大姑强行带到北京，成为她的养子，母亲改嫁时，将大姐带过来。父亲和母亲又生育了五个孩子，我最小，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尽管有这么多孩子，但父亲对大姐是视同己出，丝毫没有异样。母亲的前夫据说是一个军官，在广东军区任职，在那边有了另外的女人，后来听说因为参与了谋杀伟人的活动，还被判了刑。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本分的女人，连串门的习惯都没有，更不会搬弄是非，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母亲读过几年书，认识不少字，村里不少人认为我们弟兄学习好是随母亲，其实我知道还是随父亲的多。母亲有一个从不告诉人的心愿，就是想找到自己的大儿子。在84年，终于远在北京的大哥在阔别生母三十年后，回来看望母亲了，父亲也很高兴，我当时才十几岁，等到自己长大了，我觉得父亲的确是个真男人。但是此后又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大哥又失去了音讯。我工作以后，到北京的机会多了，父亲嘱咐我有机会去找找你大哥。于是我通过朋友在内部网上查到了大哥新的地址，当我出现在大哥眼前时，他几乎都不敢相信。当大哥再次到山东，对着父亲喊“爸”的时候，我发现老人的眼睛湿润了。再后来，大哥每年都回来看看，侄子结婚时也将老家作为旅行结婚的第一站。我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博大的胸襟。

小叔是个生意人，家里的农活顾不上，父亲就义不容辞的替小叔做些农活。二姑嫁给本村，由于天生晕车，看电影看到车轮转就头晕，就连自行车也不敢坐。二姑多次对我们说，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父亲，那年二姑腿受伤，是父亲用小推车推着爬山越岭四十多里到独垛子治疗，由于晕车厉害，一路上父亲尽量保持车子稳定，还不时哄着二姑，到村里供销社买几块糖给二姑含着，以缓解她晕车的不适。二姑说到独垛子是她这一辈子到过最远的地方，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的恩情。就在父亲病了住院期间，二姑坐立不安，又去不了医院，就天天去陪着母亲，说她真想替父亲生病，只要父亲好好的，让她去死都可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