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往事·苏大夫和郭大夫
苏大夫在我的印象里总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光溜溜的头顶，没有一根头发，上唇整整齐齐地贴着梯形的白色胡须，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脖子上也挂着一副眼镜，近视镜和老花镜轮流切换。
郭大夫却好像一直没老过。
40多岁的样子，头发像煤一样黑，脸色是黄黑黄黑的，看不清皱纹，一双晶亮的眼睛炯炯地看着我，看得我心虚。牙齿因为长期吸烟变得黑黄黑黄的。和白净的苏大夫一比，他就像一个挖煤的煤矿工人。
苏大夫的诊所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房子，前面两个房间一个坐诊，一个打针，后面的地方居住生活。大门口挂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牌，上书“蘇大夫診所”，繁体字，宋体，血红色，还有一个同样血红色的“十字”，即便不识字的乡亲也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
郭大夫在一处联排的房子中间找了一间房，两个房间，一间坐诊，一间配药。潦草地，近乎敷衍地，在墙上手写了三个朱漆大字“郭大夫”，雄浑有力，行书，他的名字既是他的招牌。
苏大夫的诊所里常年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像那些国有医院一样，严格消毒，药品分类，据说他是日系的军医，文革时吃了不少苦头，从大城市逃到了偏远的小山村。听诊器、压舌板、手电筒，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没错，他是一个儿科医生，主治儿童，天天的哭闹嚎叫声不绝于耳，而他总是笑眯眯，我一度怀疑他像我爷爷一样耳朵聋。
郭大夫的诊所里弥漫着中草药味道，树根子、树皮、树叶、各种奇形怪状的花、小动物的残肢断臂，把诊所的味道搞得怪怪的，又香又臭又苦，难怪郭大夫和他的助手都“腌”得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他看病，只用得上一个小巧的“脉枕”，因为他是中医。
我是一个女人，小女孩时期经常看苏大夫，十岁以后感冒吃两片药就好了，不需要打针；青春期以后看的是郭大夫，郭大夫的脉准头足，远近闻名，尤其擅长妇科疾病，当年的痛经便是他一副药就治好了，再也没有疼过。
每次去看苏大夫，一见了他，都得大哭一场。慈眉善目的苏大夫不疾不徐地看诊、开方，我还不觉得害怕，等到他的妻子——和《葫芦娃》里的蛇精一模一样，开始配药准备打针时，我的世界末日也来了。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最狠的女人，比苏大夫小了近20岁，长相上有点俄罗斯血统，高鼻深目，白得瘆人，打针更是疼得要死要活。快、准、狠，屁股经常被她打得好几天不敢坐凳子。打完针，她一脸厌恶地挥挥手，全然不顾我还在倾泄的眼泪——她是一个职业护士，无情的护士，像个职业杀手一样。
因为对她的刻板印象，一度认为擦着红嘴唇的女人都坏，吃了死孩子似的。
苏大夫看诊，她打针，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每次接触完病人，她都洗手，还是用酒精洗手，这和镇上的其他赤脚医生大有不同。
有一个医生正切肉，看到我来了，她在抹布上蹭了蹭手，便取了针和药，扎我屁股了。还不等我哭完，她又接着切肉去了。
郭大夫表面看着严厉，不近人情的模样，看病却一点也不疼。只需要把手放到了“脉枕”上，他左右搭搭脉，再问一些吃喝拉撒的事，基本就能确定问题和诊治方案了。
药方上的字是龙飞凤舞的，从上到下，字像瀑布一样泄了下来，我却一个字也不认识，恐怕是“天机不可泄露”吧。
开了七天的药，可以让我哭上21次，在我妈的威逼利诱下，捏着鼻子，喝毒药似的，一边喝，一边哭，一边吐，实在是太苦了，哪怕最后含一块冰糖，也甜不过来，苦得恨不得把舌头掏出来。
这两个大夫是我们镇子上的权威，其他诊所看不好的病，都去他俩那里，连镇子上唯一的一所国有医院的生意都不如他们——便宜而有效谁不爱呢？
苏大夫是2000年去世的，几乎全镇的人都知道，80多岁的高龄，轰轰烈烈的喜葬，几乎全镇的人都去送了纸钱。
诊所也关门了，每次骑着自行车路过时，见了那一块褪了色、掉了漆的招牌，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屁股条件反射一样针扎地疼。
郭大夫在2010年去世，那一年五月，我去看了胃病，他还劝慰我，凡事想开一些，不要生闷气……七月他就去世了，肺癌，没到60岁。
医生可以给别人治病，却没办法自律，长期吸烟引发的肺部感染，还没等变成“老中医”，就遗憾离世。
镇子上的很多人再也不信中医了，苏大夫活了快90岁了，郭大夫不到60岁，哪个好用，不言而喻。
中国人，就是这样极端，以偏概全，用不够全面的现象总结自以为是的真理。
苏大夫几乎没有给病人输液的习惯，打屁股针和吃药基本都能治好，非要输液不可的程度，他推荐去镇上的国有医院，他认为病到了一定程度，需要仪器来辅助。
等他去世了，镇子上的其他诊所乐了，输液，输液，统统输液，见效快！赚钱多！管它什么病，先消炎再说！
可我明明记得，打屁股针和吃药也能治好病呢？
郭大夫去世了，又来了一个更年轻的中医，他更拼不过输液大队了，万病皆可输液，不用吃苦药，多好啊！
其实，一个好医生的宝贵之处，在于他们传递治病的理念，热怎么处理，冷怎么处理，胃病怎么保养，养成良好的心态防病于未然.……
病人去看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于谁有利？于谁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