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8.48 阳氏之乱（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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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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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公八年（前502）十月政变事后的进展来看，阳货急于在此时起事的原因除了目睹季、孟家主的无能，以及前述诸多主动依附于阳氏的“桓族”分支势力外，恐怕还存在若干重大外因，这在《传》文中并未明示，但也可以通过分析一窥究竟。

首先在于晋国，这个阳货后来流亡最终落脚的大国，当年（定八、前502）以盟主身份命令鲁国在一年内四度动员以连续主动攻击齐、卫等国，这还不算两年前（定六、前504）鲁国执行过类似的长途奔袭郑国的任务，这对总体国力有限的鲁国而言已经达到了负荷的极限。

阳货执政期间屡次对外用兵进军路线

如图，阳货自定公五年（前505）末执政以来，三年之内高频次地与齐、郑、卫等周边邦国交战，所获之地仅包括“昭公之难”期间被齐国占据的郓、阳关两地，且均成为阳货自己的封地。

即便如此，齐、晋之间最终决裂的时刻还暂未到来，为了尽量压缩齐国势力膨胀的空间，晋国势必要求阳货执政下的鲁国继续频繁进行动员以实现战略上的配合，而从过去三年中没有获得好处的“三桓”必然对此持抵制态度。阳货面临的难题在于，鲁国相当部分的人口、土地和物资都掌控在季、孟、叔孙三家手中，而自己一方面无法彻底推翻三家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开始陷入三家通过消极抵抗造成战争潜力不足的难题，因此才选取以依附于自己的小集团来取代“三桓”家主的路径。

除了晋国带来的负担之外，阳货还面临齐国的压力。鉴于阳货之前从齐国取得郓、阳关以作为自己的封邑，并在政变失败后的第一时间选择投靠齐国可以看出，其与齐景公之间肯定是存在某种秘密管道进行沟通的。事实上，齐、鲁虽然在阳氏执政的三年间多次发生军事碰撞，但规模都相对有限，双方对于冲突的烈度也都极力保持克制，更像是为了平衡齐、晋双方压力而进行的武装作秀。

相对应的，齐国也必定对阳货有所要求，而这种要求其实是很难长期保密的，因此必须在事态失控之前彻底掌握住鲁国的争权，这也是阳货急于动手的原因之一。

当然阳货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年龄。考虑到在孔子二十岁左右试图参与季氏的家宴被当时担任季氏家臣的阳货拒绝，两人至少年龄应该比较接近，甚至阳货比孔丘更有可能略为年长，那么到了鲁定公八年（前502）的时候其已经超过五十岁，而“三桓”各自族长中相对年长的仲孙何忌（孟懿子）最多不超过三十岁，因此时间优势也明显不在阳氏一边。

当然人的生死谁也无法预知，即便在阳货政变失败开始流亡后，他先后在齐、宋、晋又大约活动了二十年，并最终以超过古稀之年善终：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左传.哀公二年）

此为其流亡十年后协助赵鞅（简子）指挥击败范氏、郑国和齐国联军的“铁之战”（晋定十九、鲁哀二、前493），并真有可能如当年孟懿子所预言过的在晋担任中军司马一职。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乃止……（左传.哀公九年）

当担任晋国执政的赵鞅试图出兵阻止宋国伐郑之时（晋定二十六、鲁哀九、前486），阳货曾经作为其身边信任的智囊以枚筮的方式予以谏止，此时距离其发动政变失败已经过去了十六年之久。

试想如果阳货能够更加稳妥地谋划，以其个人才能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制服“三桓”并将鲁国政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的，当然历史无法假设，最终他激进的冒险以迅速失败而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