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8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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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章

要之，儒是从事教育的人，先孔子而存在，他们从事教育，自然应有一定的教本，当时称之为“儒书”（《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六艺”与儒书“肯定有关系”。

墨子曾挖苦儒者：“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由此可证儒者掌相礼之事。

孔子招收的学生虽然又杂又多，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孔子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弟子，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古文献散乱的情况下，孔子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选编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文化成果在散漫的形式下是难于持久的，只有经过集中才能提高浓度，也便于保存和流传。但是要筛选又难免有偏颇。由于受到选者的主观好恶所限，肯定会把某些精华当成糟粕而去掉，这又是一个缺陷。不过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是不可避免的。

孔子对西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把认识提到一个新的境界，使人们在回味传统文化时增加了醇度。

儒家既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又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但我们仍然把儒家放在一章里来论述，其根据在于：儒家有他们共同的思想形式，有共同的语言、概念和范畴，有共同的宗师。

荀子批评过孟子法先王，与之相对还提出了法后王，其实他的后王也就是孟子的先王。因为荀子的后王与孟子的先王同指，即尧、舜、禹、汤、周文、周武。

儒家崇尚六艺不只是个教本问题，实际是崇尚周以来的传统文化。六艺是传统文化的负荷者。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这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儒家侧重于从总体上论述如何巩固统治秩序，对当时可行性政策缺乏研讨，所以先秦的儒家常被排斥于实际政治活动之外。

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这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儒家侧重于从总体上论述如何巩固统治秩序，对当时可行性政策缺乏研讨，所以先秦的儒家常被排斥于实际政治活动之外。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论述的问题极为广泛，其中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而这两者又是贯通的。孔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封建时代政治思想的祖师之一。

老子把人还给了自然，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政治要面向社会的人，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题。

人能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扩大。孔子这句话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传统的东西只有通过活着的人起作用。人，无疑在政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过撇开制度、政策而突出人，特别是把道德品质作为首要条件，既不切实际，又常流于欺骗。

把礼用于思想，便是以礼断是非，这是孔子对礼学的新补充。思考，这是人类的最本质的特点之一，孔子对此十分重视。他一方面反对学而不思，这是他的优长之处；另一方面，他又限制人们的思维活动，人们的思想不能超越礼的规定。他提出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弟子曾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都是以礼为准则的。在孔子看来，人们的认识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礼的规定，他用礼限制人们创造性的认识。他讲的“四勿”把礼当作认识的前提，这样一来，超出礼之外的东西便被排斥在认识之外，而且认识的结论在认识未进行之前已被确定。

孔子的仁学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融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撮己、人、家、国为一贯。仁在行动上以礼为范围，对待事物的关系要注重事物的矛盾的连接点。仁运用于主观，强调加强自我修养，在修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直到随心所欲。然而随心所欲又不能逾礼之矩。仁在旧的范围内，可以满足一切，不是顽固地守旧；但它绝不赞助新事物的成长。新事物要冲破它却又极难，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不仅囊括了旧的，对于新的，凡能吸收的也尽量吸收进去了，因此仁有极强的韧性。

一种政治理论如果与历史的进程相对立，如道家，特别是像庄学纯自然主义的理论，便不可能从现实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础；反之，如果像法家那样对现实一味肯定，那么在实际政治发展变化中就难以充当导师，也不能给实际政治提供一个回旋余地。法家过分肯定君主，一切唯君是从，这实际上便造成了政治上的僵化，给自我认识和自我调整留下的余地便太狭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基本原则不是这样，它肯定了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同时又不满足于现状，对当时的实际政治多持批评立场。而这种批评又不是否定，而是希望改善和改良。

在孔子眼里，当时是一个“无道”的时代，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抛弃这个时代，在他看来，事情仍然有救，并且为此孜孜以求，奔波了一生。

孔子的政治理想和基本政治原则把肯定现存的社会基本秩序和批评弊政、改良现实妥善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理论既能满足统治阶级中当权者的需要，又为在野派以及其他图谋改良的人们进行政治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还为深受其害的人们提供了改善处境的希望。孔子的理论具有的广泛的适应性是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倾心于君，三月不见君便如丧魂落魄，惶恐不安，可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除了在鲁短期走运之外，一生都不得志，累累如丧家之犬。所以会落到这般凄凉的境地，恐怕不是孔子不会在官场周旋，也不是他无能，而是他把“道”看得高于君主，高于权力和地位。这一点常常是思想家与实际的政治家不同的地方。如果一位思想家的行动与自己的理论相背太多、太大，大凡这位思想家就失去了作为思想理论家的资格。从实际看，孔子所坚持的政治原则丝毫不会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对维护君主是有利的。

孔子打着古老的旗帜，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到陈旧的时代；他密切注视着现在和未来，但又不是未来的创造者，他总是想把陈旧的精神注入现在与未来。他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在旧的事物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使各种人都得到满足。孔子看到了事物之间的矛盾，在矛盾面前，他既不希望矛盾破裂，又不希望转化，而是全力以赴寻求一个连接点，求得矛盾双方在旧事物不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获得平衡。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汉族有过巨大的影响，在一定历史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不过这并不是孔子学说自发传播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者进行不断强化教育和灌输的结果。由于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不能因孔子的思想已转化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形成了强大的传统力量而对它战战兢兢！

孔子主张圣贤政治和道德治国。《中庸》《大学》把孔子的道德治国论推向极端，更加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在政治思想上表现为极端的个人本位论。

致知在格物。”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八者之间，修身处于枢纽地位。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是修身的功夫和修身的方式。修身向外扩充表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作者说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从理论上考察，人治主义没有抓住政治中的根本，即使在君主专制条件下，专制的君主地位也不是靠道德来维系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君主实行专制的前提条件。撇开这个前提，光谈个人的修养是不切实际的空论。

把政治视为个人品质的扩大，把政治过程看作是由己及人的过程也完全不符合实际。国家无疑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强调每个人的修养无疑有重要作用，但是一个人一个人加在一起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国家，也不等于政治。即使所有的人都是君子，也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国家的问题要大于个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比如经济问题、制度问题、政策问题、外交问题等，不是简单的个人总和所能包容的。把国家和政治问题归结为个人的修养，要个人承担一切责任是荒谬的。

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等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曾讲：“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学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他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为己任。孟子身跻大夫之列，但没有任过实职，以招收生徒为业，往来于各国进行游说。他的社会地位很高，各国国王多待以上宾，馈赠重金，所以派头十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孟子关于君臣之间上下从属关系和道德高于权力的二元论主张，为调整君臣关系装置了一个转动轴，使僵化的君主专制制度多少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孟子的主张没有否定君主专制制度，只是作了一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