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 我们为何饥肠辘辘

2008年秋冬季节，说不清从哪天开始，我们学校突然像疯了一样，所有老师不上课了，就干一件事，把学生带到医院去做什么体检。从学校去县医院不远，只需步行穿过东环路就到了，因此我们通常在操场排好队，然后步行前往。我那时在大队部干活儿，戴个“三道杠”袖章走在班级最前，当然前面还有人，就是我们班主任张老师，她教语文的，好像所有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吧，这点倒是很有意思。我们一到医院就抽血，用那种带墨绿色胶柄的细针，缓缓扎进手腕血管里，虽然不疼，但还是可怕，看着针尖在皮下蠕动，眼泪轰地就冒出来了，止不住。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后来我才知道疯掉的不是学校，准确地说，是我们学校只疯了一个人，就是148班的祁老师。这消息是杨晓奇说的。杨晓奇跟我住一个院子，他爸爸在金矿上班，妈妈是县医院医生。消息正是从他妈那里流传出来。跟据他的说法，祁老师疯掉以后，每天都要吃下两片巴掌大小的玻璃，生嚼，不喝水，声音嘎嘣嘎嘣，像啃小孩手指的狼外婆。他以为我听过狼外婆的故事，所以才会这样来比喻。可是我没听过啊。他解释说，小红帽总该知道吧，跟那故事差不多，区别是最后没有猎人到来，小红帽被狼吃掉了。那是一个下雨的傍晚，说黄昏要好些，因为实际上没雨，天空像蒙上一层煤灰或者矿渣粉尘的褐色墨镜，乌云从镇子上方蔓延到山脉腰际。我跟杨晓奇放学回家，他边走边讲，可能跟天气有关吧，我听的时候觉得喘不上气。

杨晓奇说，祁老师觉得学生们都该吃玻璃，就像打疫苗一样，应该人人普及，当作任务在全国推广开来。所以，他每天都会在学校食堂的米线汤里偷掺玻璃渣。这真是耸人听闻！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去食堂吃早点，端上一碗米线，然后在花坛或者乒乓球桌上吃完，有时连汤也会喝掉。那些细小的玻璃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由食管潜入肠胃，在体内悄悄埋伏下来，等待病毒般的一轮爆发，最后遍布身体每个角落，到那时我们呼气会排出玻璃，咳嗽会咳出玻璃，撒尿也会撒出玻璃。一句话，血液里到处都是玻璃。这就是我们每天到医院抽血的原因。

祁老师大名叫祁坡，教语文的，疯掉以前是148班班主任，也就是杨晓奇那个班。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此人严酷，喜欢骂学生，用方言讲，就是有点“恶”。事实上我对小学所有男老师都没什么好感。相比之下，祁老师可能很好，我指的是教书育人方面，他其实很有一套，杨晓奇的分数每次都比我高，尤其语文。张老师跟我妈差不多大，因此温柔，很少骂过我们。正因为如此，我语文成绩不好。不管怎样，祁老师疯掉以前，终究还是个正常人。2008年秋冬之际，也就是我们被带到医院抽血的第一天，从那时开始祁老师就失踪了，可能请假，可能被开除，也可能进了疯人院。这从侧面印证了杨晓奇的说法（他平时满嘴跑火车）。

到第五天，我们不再往县医院跑了，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学校，在升旗台旁边搭个台子抽血。那天早上得升旗，轮到我们班负责，我是护旗手，班长拉着滑轮把国旗送到杆顶，中途钢索被绞住了，起初滑轮转不动，班长用力摇手柄，结果越绞越死，旗子就像吊在绞刑架上的尸体一样，不上不下的，在早晨寒冷的北风中摇晃。事情后来怎样被解决，我没有印象，或许那天有更重要的事发生，大脑自动删去了这段丢脸的记忆吧。那后来的大事就是校长上台讲话（此时国旗已经恢复原位），然后教导主任讲话，大队部书记讲话，老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这么多年了，我唯独记得教导主任说的，她严厉批评了学生们奢靡浪费的歪风，她说我们有些人每天都要去“茶不落”买奶茶喝，一杯就要六块钱啊。六块钱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大数字。小卖部最贵的东西是七巧板，售价两元，我跟杨晓奇借了一块，自己拿一块，在儿童节那天把七巧板买了回家。说实话，那副七巧板实在好玩，我读到高中还没舍得扔掉。所以，很难想象那杯奶茶的味道。中午，救护车就开进了校园。

到那天我才知道，祁老师发疯已经不是什么秘闻了。很小的时候，我在幼儿园听说外地有个老师发疯，拿斧头从教室第一排开始，挨个把孩子们的脑袋砍下来，每砍一颗头颅，地板就发出“咚咚”的声音，仿佛有皮球从高处落下，重重弹起后再度下坠。疯老师砍完最后一排就走了，那最后的学生侥幸得生，他是躲到课桌下面才保住性命的。从此以后，我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双腿蜷缩，屁股顺势向前滑离板凳，同时抱头下蹲。这样躲到桌下的速度最快。祁老师也是疯子，不过他没有要害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他喂大家吃玻璃是出于好心啊，是一种潜藏于人性深处的直觉：有病治病，没病预防。他会不会认为胶囊里沙沙作响的颗粒其实是玻璃渣呢？对此，杨晓奇有新解释。他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跟心理疾病有关，叫作异食癖。患者喜欢吃塑料，吃钢铁；当然，有人也吃玻璃。我说，是祁老师。他问：你也喜欢吗？我赶忙摇头。我怎么可能会吃玻璃？他说，这就对了。没人爱吃玻璃，所以谁都认为祁老师疯了。我说，你认为他没疯？杨晓奇非常神秘地点头说，就像我从不吃青椒，可我爸我妈总是不高兴，他们觉得青椒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了。

那几天什么都糟糕。天气一成不变：总是被莫名其妙的灰白色云雾笼罩，很难出太阳。我家在小镇边缘，那块地皮本来属于城郊乡，荒地的性质要多于耕地。后来矿场建了集资房，人人有房住（遥远而美好的时代！），虽然是筒子楼，好在户型宽敞，环境也不错。一道围墙将田野与大院分隔开，站在厨房可以看见金色的麦田。眼下已经过了收获时节，原野上没什么生机，公路在远处贯通东西，隐约可见浅黄色斑块占据路面，那是平铺好的大麦颗粒。我们这里不产小麦，因为地形崎岖；也不种水稻，因为不挣钱。唯一的作物是大麦，酒厂用大麦酿酒，是县里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特产。可是这几天没太阳，大麦要是晒不好，会发霉的。我回家后跑到厨房喝水，看窗外的麦田，同时想着早上升旗那事儿。家里已经有人了。我爸我妈刚从矿上回来。

在这里要说一下那座金矿。我们县本来是省里鼎鼎有名的贫困县，高原上两条隆起的山脉仿佛皮肤表面的赭色肿瘤，将土地割裂成破碎的成千上百块孤岛。新世纪前后在城郊乡勘探到金矿，按保守估计储量能排进全国前十，很快矿坑、工厂、发电厂什么都有了。好像一夜间，一座城市凭空出现在荒漠化的石山脚下。凭空出现，或者说从天而降。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凡是从我们县出去的人，提到金矿都会骄傲地挺直腰杆。我爸退伍后在矿上保卫科当科长，我妈在食堂做饭。他们很少回家。

就是那天，我在饭桌上察觉到气氛不对。很难形容什么状态，比较接近的情形是：暴雨过后广场上有一群黑色乌鸦腾空而起。或者海啸正在摧毁城镇所有房屋。或者一支送葬队伍在前往墓地途中陷入短暂静默（同时响彻天空的是未知生物的咆哮）。仿佛有一种可疑的情绪在诞生瞬间，就从他们疲惫的面孔悄然流逝了。窗外依旧布满灰白烟尘，经茶色玻璃变形，投影在视网膜感光细胞衰弱的角落。起初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听到他们讲有十六个小孩住进了医院。是血液里发现了玻璃渣吗？我爸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我，没回答。我妈接着说，真是太可怕了……谁想到会出这事……居然有十六个……

我说，是祁老师干的。这事儿我们都知道。这回我妈理我了，她说什么祁老师？我说就是祁坡老师啊，他是个疯子，想喂我们吃碎玻璃渣！胡说八道！我爸来揪我耳朵，这鬼话你从哪听来的？我说是杨晓奇他妈说的，他妈告诉他，他又讲给我。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去医院抽血？没想到他们居然笑了。我妈说血管里哪会有玻璃渣啊，给你们抽血化验是因为矿上铅排放超标，城郊乡几个小孩已经得了铅中毒！什么是铅中毒？我爸想想说，就是血坏掉了，不能再用了，变成废液，变成毒水。

第二天杨晓奇的阴谋就宣告破产了。种种证据表明，祁坡老师虽然休了长假，但并没有往米线里掺碎玻璃，这个谣言很大程度上是他们148班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就是说，在性质上相当于一个针对祁老师的无聊恶作剧。城郊金矿铅中毒事件缺少后续，不知从哪天开始，我们终于不再抽血了，一切又回归原状，仿佛世界在不经意间做了个无人知晓的梦。秋冬交替时混乱的天气终于结束，寒流自北向南冻结大地。2008年快要过去，有天杨晓奇偷偷告诉我：事犹未了。

12月初，有人在城南垃圾场见到祁坡，那人小孩以前是他学生，所以认识。祁坡当时在路边骑着辆单车，摇摇晃晃，好像个醉鬼，月亮把影子拉成细细一道丝线。那人看见他在垃圾场停车，鬼鬼祟祟地摸了进去。出于好奇，就蹲在马路对面，一边抽烟一边盯着垃圾场出口。两根烟的工夫，祁坡出来了，弯腰捂着肚子，好像要赶去拉屎似的，跑到单车面前，从棉大衣里掏出块板子放进车筐，骑上车一溜烟跑了。那人远远跟在后面，祁坡快到家的时候，钻进一条偏僻小巷，他也跟着进去，那时祁坡已经不见了。第二个目击者是城郊做家具的，大概圣诞节前夕（那时还流行送苹果），有个裹着大衣的中年男人登门要订做茶柜，就是那种里面放酒瓶和杯具的小柜子，开口处做成玻璃小门，通常摆在客厅沙发或者电视机旁边。他问男人要哪种款式？尺寸如何？男人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开门要用蓝紫色玻璃做。他问什么叫蓝紫色？男人说，跟“三精”牌口服液瓶一个颜色。他说可以啊。这时男人突然改口说不要了，你能单卖那种玻璃吗，有多少我买多少。有些人已经察觉到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那圣诞节前夕求购玻璃的男人正是祁坡，而他夜探垃圾场也正是为了寻找可食用的玻璃。对此，杨晓奇认为，祁老师虽然并没有试图要推广他的食疗法（这不能说明他精神正常），却一直在坚持食用玻璃，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准备开发各种新口味玻璃。就跟口香糖一个道理，绿色的是薄荷口味，粉色的是荔枝或水蜜桃口味，紫色的是葡萄口味。说不定未来还有咖啡口味和红茶口味。

元旦节前夜，也就是2008年最后的一个夜晚，我跟家里要了两块钱，谎称去文化广场跳蹦蹦床，实则跟杨晓奇跑到大街上去了。我们要找祁老师，亲眼看着他吃下玻璃。听起来不礼貌，不过我们自有对策。祁老师家住粮食局集资房，恰好是一楼，这种房子通常不拉窗帘，因为实在没什么隐私可泄露的。要是踮起脚尖，或者搬块石头到墙根，准能把里面发生的事情都看个底朝天。我就经常这样干。杨晓奇家住一楼，很多次去找他玩，不直接敲门，而是偷偷溜到窗外，像探出水面的潜艇一样，窥视着阳台和客厅的每个角落。

下午放学时我们约好了，一共六人要参与冒险。到晚上，只来了两个，就是我和杨晓奇。粮食局集资房在城北，我们从城西出发，那时天刚擦黑，或者还没黑。总之，处于天空色彩骤变的一瞬间。我们出大院右转，离开城区就上了田间公路。这条路不很宽，横穿一大片光秃秃的田地，两边水沟紧贴着公路，没听见水声。就这样走啊走，同时眼看着东方山脉最后一抹阳光消失，许多星球浮现在青色天穹中央，远处城镇亮起了灯。公路走到尽头，就看见一院四层筒子楼，仿佛夜间巨大的发光墓碑，正用威严的目光注视着大地。

传达室没人，但是开着电视；一只炉子放在房间角落，水汽从黑色壶嘴氤氲而出，盘旋上升直到融入墙面。那炉子烧的蜂窝煤，暖极了。我们没进去，蹲在门外搓手，同时把头埋进棉袄，想象祁老师认真咀嚼玻璃的画面，那是一片茶色或曰咖啡色玻璃，杯盖大小，祁老师用筷子夹到口中，立刻就融化了，味道甜丝丝的，像是咳嗽糖浆。这时有个老头拍拍我俩，你们找谁？我说，找祁老师。哪个祁老师？就是祁坡老师啊。那是个头戴棉帽的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传达室内，一只手拎着火钳，正给炉子添煤。他说：我们这没有老师！但是，很快又说，是找祁坡吗？他住二单元一楼，靠东那间就是！

院子里有个水泥篮球架，底部刷了天蓝色油漆，上半部分则是米黄色，掉漆严重。往前走看到晾衣绳连接了两座楼房，衣服花花绿绿，有男装也有女装，仿佛沉重而虚幻的地平线。一条肥硕长裤后面，就是祁老师家的窗户。正如我们所想，窗帘装模作样地垂在两边，客厅亮着灯，没听见什么声音。问题是，窗台距离地面，太遥远了。

杨晓奇很快找到个凳子，于是我们轮流爬上去。夜色已深，大院里没什么人，冷风吹得灌木东倒西歪。先爬上去的是杨晓奇。他看了好一阵，跳下来说：什么也没有啊。我踩着凳子，首先看到狭长的阳台，花架挤满了瓶瓶罐罐，仔细一看都是些兰花，蔫蔫巴巴的，缺少生机。阳台尽头是书桌，那里好像有不少书，天太黑看不清。客厅灯光昏黄，开着电视，但是没有声音；沙发显得混乱，表明隐约可见人形轮廓，像是有个隐形人正侧卧或者平躺着。

祁老师在哪里？他是不是躲在暗处，偷偷享用一块坚硬如铁的玻璃？我从凳子上跳下来，然后蹲着看星星。冬夜真冷啊，可是祁老师吞咽玻璃的动作，有如一枚滚烫的陨石，融化我的牙齿，灼伤我的咽喉，一路驰骋而下，最后在胃袋里轰然炸裂；恍惚间我仿佛身处工厂上千摄氏度的熔炉中，跟随矿石一道瓦解、湮灭，以元素的形式重归地球。

这时杨晓奇几乎要喊叫出来了。我俩挤着踩上凳子，首先听见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接着就看到祁老师从黑暗中现身，他端着一盘香喷喷的煮玉米，坐在沙发那越来越模糊的人形轮廓上。没有玻璃。祁老师不吃玻璃。他正在啃玉米。我们看着他啃完一根玉米，然后是第二根，第三根。我突然就明白了，吃玻璃和吃玉米本质上是一回事儿，为了充饥，为了解饿。不过说实话，煮玉米比玻璃要好吃多了。我感到饥饿。为什么我总是饥肠辘辘啊。杨晓奇很失望地说，没意思。我们去买煮玉米吃吧。我说，好。

但是那天太晚了，街上没有卖小吃的。夜里我在想很多美食，难以成眠。那些美食有煮玉米，烤玉米，玉米饼，还有“茶不落”的奶茶。我还没喝过呐。真想尝尝是什么味道。第二天我跟我妈要钱，说想买奶茶喝。她问要多少钱？我说六元。她说，冬天喝奶茶会拉坏肚子的！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买过奶茶喝。当然，如今六块钱早就买不到什么奶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