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之谍影重重——《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刘愚书评

「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

这是史景迁的著作《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的开篇之言。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作者：[美]史景迁.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  

他在这本书里，用侦探小说式抽丝剥茧的笔法重新编排了雍正朝最大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成书的来龙去脉。

皇帝的智慧与偏执，官员的精干与狡猾，文人的坚持与反复，在同一时空之内发生并终结，又可以追溯并遗存到更远的记忆中去。

正如史景迁所说：

「本书讲的是已失去联系的世界……竟奇迹般的至今犹存。」

01.

风起

雍正六年（1728年），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正值他仕途的黄金时刻。雍正皇帝赐诗赞他：

「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

▲ 岳钟琪（1686-1754）,清代将领，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乾隆称作「三朝武臣巨擘」。  

最春风得意之时，也是最需谨小慎微之时，岳钟琪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有人在他回衙署的路上拦轿呈书，他立刻警惕地下令拿下投书之人。并马上派人通知陕西巡抚西琳和按察司硕色两名实权满族官员，共同讯问。

随后，岳钟琪展信阅览，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这信函若为有心之人利用，那岳钟琪恐怕将九死而难得一生。

这竟是一封不折不扣的「反书」。

岳钟琪一边追审案情，一边立即密折上书雍正帝，奏报此事。同时，他还找人「反间」投书之人，陆续套出了相关的人员和细节。

投书人原名张熙，是受其师曾静所托，特来拜会岳钟琪。曾静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感召，时刻思考如何推翻满人朝廷。因岳钟琪为岳飞后人，又是一方封疆大吏，有兵有权有钱，曾静便将反清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

投书事件发生后仅三天，远在京城的用雍正帝就陆续收到了岳钟琪的加急密折，并亲自部署捉拿涉事疑犯。

▲雍正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  

为了不走漏风声，雍正的命令以「廷寄」的密旨方式下达给涉事地区的「一把手」。湖南因为是核心案犯曾静的故乡，雍正还特别加派了满族大将海兰为钦差，前往督查。

「廷寄」下达之后，由于送达存在时间差，各省暂时进入了按兵不动的情况。在这期间，雍正收到了岳钟琪上呈的曾静反书原件。

逆书内容让雍正大为光火。曾静不仅诟病他的为君之德，更将雍正朝一直讳莫如深的王位继承问题翻出来加以控诉。同时，还将明亡的帽子扣在满人的头上，将满汉矛盾上升到了血仇的地步。

曾静列举了雍正的十宗罪：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

对于雍正来说，曾静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说他「弑父篡位，残害手足」。于是，他首先对此作出了否认。

而满汉之仇，雍正认为其实也不符合实际。掀起明末战乱的李自成、张献忠，那可都是汉人。在雍正看来，恰恰是满族人恢复了天下秩序，救民于水火之中。而且，时至今朝，天下归顺，却唯独一个曾静，乖戾嚣张，「自越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

至于其他关于雍正私德有亏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雍正对曾静的指控一一作出回应，在回应的御诏最后，他坦言自察，把自己放到了立意的制高点：

「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

曾静的逆书与雍正的回应被一同公诸于世，以正天下视听。之前派出去的各方力量也可以光明正大地行动起来了，一张大网逐渐从江浙、湖南向京城收拢。

02.

云涌

抓捕逆党，兵分三路。

江浙以汉官范时绎和李卫为首。

范时绎是清初降臣范文程之孙，一直隶属汉军旗戎马沙场。后来，因举报十四阿哥图谋不轨，受到雍正赏识，一跃成为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安徽等富庶之地。

李卫则是平民出身，以捐官走上仕途。其人聪慧机敏，颇得雍正欢心。雍正继位之初，曾派他前往云南，经略边地，同时监控云南巡抚。后调任浙江，官至浙江总督。

▲李卫（1687-1738），雍正心腹，与鄂尔泰，田文镜并称为「三大模范」。  

范时绎的差事比较简单，只需按照「廷寄」所交付的内容，顺藤摸瓜，抓人即可。而李卫的任务更复杂，也更重要，类似的案件，他之前就曾办过。

两年前，时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的查嗣庭，曾以《诗经·玄鸟》（史景迁写的是《大学》）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举报这是「砍了雍正的脑袋」。

雍正密令李卫抄查查家，果然搜出了东西。其一，为查嗣庭的日记。在日记中，他为先帝康熙裁定的反书《南山集》喊冤，大肆抨击朝廷，诽谤翰林院官家大儒。其二，是泄露的考题和答案。最后，查嗣庭以大逆之罪被处凌迟，浙江海宁名门查氏一族皆遭大难。

这番历练，让李卫能够快速辨别雍正切实所需。他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把所有逆反人员抓捕归案，并将侦缉重点整理成文发往北京。接着，他将吕留良后人及门生五花大绑，押解进京。吕氏藏书也被逐一筛查，细究之后，造册封印，进呈雍正御览。

另一边厢，钦差大臣海兰带着「廷寄」和嫌犯名单风尘仆仆地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王国栋汇合。

相比江浙，湖南的情况更严峻。首先，地况地貌复杂；其次，七名嫌犯蛰居山区，似与苗人混住；并且，湖南本身民怨问题就多，前有「白莲教」作乱，后有本土道教势力。一旦动手，结果难以预料。

为此，海兰和王国栋联系当地最基层的官员，又调派地方守军进驻，以防嫌犯趁乱逃脱。

曾静似乎得到风声，故试图自尽，并在衣内仿寿衣样式，写了自己名字。进入曾家的兵丁曾听到他呼喊：「蒲潭先生（曾静号）卒于此」，但抓捕过程非常顺利。

海兰在呈雍正的折子中说：

「幸赖皇帝威德，天夺其魄。」

对曾静的审讯同样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似乎也自知大势已去，交代很痛快，并一力承担罪责。但这么一个山野之人，他从哪里得来的「逆反」启示？又受到什么样的感召？他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这实在令人困惑。

对于这些疑问，曾静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答案，他自称是因感念并崇敬吕留良，故「妄引为修身之助」。

雍正对此并不满意，他甚至派出了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前往协助查案。最后曾静供出了一王姓之人，又追查到皇十四阿哥，这，才契合了雍正心中的答案。

▲恂勤郡王允禵朝服像/爱新觉罗·允禵，原名胤祯/康熙第十四子，雍正胞弟   ©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此，「投书案」嫌犯全部捉拿归案，按照雍正的指示汇聚长沙，一同押解进京。

03.

心术

抓获首犯，接下来该怎么做？

最初从岳钟琪处获得曾静逆书时，雍正就已经发上谕对其一一驳斥。但是，雍正担心他的辩驳谕旨如果被广为流传，就会给曾静的「妖言」增加流通渠道，因此这份长篇自辩只有在京官员才能看到，「过了之后便有如船过水无痕」。甚至在史景迁看来，「本来刊印不多的京报不过是为无处不在的谣言徒增谈资而已」。

那么，要如何应对天下悠悠之口？

雍正的第一步，就是将逆书还有他的驳斥上谕所有的细节广布天下，「务使穷乡僻壤家喻户晓」。雍正此举，固然可以理解为防止妖言惑众；但史景迁认为，其本质在于「援引明人旧例来宣达对清朝史实的解释」，把自己放到和朱元璋一样的位置上。

雍正在安排发布上谕细节的同时，给他的心腹，云贵总督、辅政大臣鄂尔泰去了一道旨意。鄂尔泰不负为最得圣宠的臣子。他在给雍正的回奏中，先感念皇恩，痛斥曾静。接着又提出他「个人的几点想法」：其一，曾静之言，不是无源之水，肯定与先前的争夺皇位之人有关；其二，曾静在分裂满汉关系；最后，鄂尔泰提出上谕要「遍示臣民，布告中外」。

▲  鄂尔泰（1677-1745）,满洲镶蓝旗人,康熙朝任职内务府员外郎雍正朝任云贵总督，主持「改土归流」,后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太保,乾隆朝加封太傅     ©台北故宫博物院

鄂尔泰以一方大员的身份率先响应雍正的举措，而且也将一些雍正不能光明正大说的意思表达了出来，比如在满汉之分歧中，鄂尔泰说：

「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如争光。」

在等待鄂尔泰回奏过程中，雍正命内阁僚属，将他的驳斥上谕誊抄数百份，再交由地方上的工匠刊刻印刷。

雍正第二步，就是根据曾静的前期供述，一面从曾静的思想源头入手，加以驳斥；一面下旨追击漏网之鱼。

曾静的供述中称：

「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选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

于是雍正再发上谕，抨击了吕留良及其徒子徒孙。这次的上谕没有像批驳曾静的那篇那么长，但愤怒的皇帝直指吕留良等人是不感念新朝恩德，追求虚名，妄议祖宗的「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以及「好乱乐祸」之徒。

随着曾静招供，牵涉之人越来越多，这种被史景迁称作「漫无目标的追索」，已经不至于让雍正忧心了。因此，他的第三步，就是如何消解曾静指控对他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此，鄂尔泰给雍正的建议是：

「让曾静自己驳斥自己。」

04.

觉迷

鄂尔泰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让曾静反过来站在朝廷一边，为朝廷说话。

史景迁指出：

「让曾静弥补罪愆之道不在刑罚，而在教化。而教化的第一步就是『事实』。」

从曾静最初的供述来看，他所说的很多事实的确来源于道听途说。因此，教化曾静认清事实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为让他认清汉臣的忠心，如岳钟琪等，绝非一封劝反信就能离间君臣之谊；二为让曾静了解整个大清官僚体系的运作，包括皇帝如何治理国家，官府如何裁断案件，经济民生如何走向等。

在阅读了杭奕禄受雍正指示给传给他的奏章和朱批后，曾静态度果然发生了大转弯，再不是那个痛惜「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反贼了。

曾静「幡然醒悟」，后悔不迭。他润色完成自己的供词，整理成一篇长二十七页的文章，定名为《归仁说》。「归仁」出自《论语》，子曰：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归仁」二字已表明曾静的态度转变，在他看来，雍正已是正统。他以中国正统思想，承认了雍正的「王道」地位。

《归仁说》给了「曾静逆书案」一个圆满的结局。雍正令人将此案涉及的所有文书整理成册，正式定名为《大义觉迷录》，刊行全国，令百官、万民阅知。

▲《大义觉迷录》书影,雍正八年武英殿刻本  

曾静蒙获圣恩，活着离开了京城。史景迁说：

「这两个年届天命的人到此时彼此都还没见过面，或许此生再无此机会了，但是这两个人肯定不会忘记对方的。」

其实，在曾静的生死上，雍正与他的臣属分歧很大。群臣认为，曾静理应按律凌迟处死。雍正主张宽恕曾静，但是严惩吕留良及其后人。

于是，已经过世多年的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其子被判斩立决，孙辈流放宁古塔。

雍正最终抵住朝臣压力，放了曾静。可是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却没放过年老的曾静，将他再次捉拿进京，凌迟处死。

▲乾隆朝服像 郎世宁/绘    ©故宫博物院  

同时，乾隆下令销毁所有《大义觉迷录》。但是仍有一些刊本逃过一劫，有的被文人史家书商私藏；有的东渡日本，为后人利用；而有的经人窜改，写出了吕四娘的话本子，以娱后世。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 电视剧《大内群英传》剧照   姜大卫饰演曾静,剧中，曾静被塑造为一个江湖侠士形象  

05.

正统之辩

纵观整个「曾静逆书案」，其实雍正最关心的内容还是在于他皇位合法性来源，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所谓正统。

正统应有两层含义，头一层是皇位是否正当得来。

雍正的继位斗争这桩公案，在历史和演义中多有评说。他究竟有没有参与夺嫡，是不是正当的继承人，仍旧难有定论，在此不赘述。

而另一层含义，如史景迁所言，「可远溯至古代，甚至迄于孔子之前的中国哲学、历史文本初具雏形的年代」，便是一个族裔自我认同的过程。

整部《大义迷觉录》，重头戏其实都在雍正和曾静的辩论中，史景迁对于这个案子旁枝末节地详细演说，也是围绕着雍正和曾静论题展开。

雍正和曾静分歧的母题，在于「华夷之辨」。

曾静一开始秉承「华夏本质论」，以地域和血统来论分。他说：

「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

雍正则是把「华夷分野」剥离出既定的内在的历史形成脉络，即疆域和血缘的差异，而将「华」和「夷」作为一种外化的文化表现，他说：

「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分曲乡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在此基础上，雍正得出的结论就是：文化的实质，就是「德性」的彰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分华夷。因为「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

在雍正看来，清王朝入主中原，其实是「德性」到了，便能仰承「天命」。

雍正总结明亡之教训：

「以天地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民生涂炭，疆圉靡宁。」

所以，正如《尚书·蔡仲之命》所言：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由此可见，无论华夷，只要有德，便是正统。

曾静悔悟之后，在《归仁说》中也附和了雍正的这一结论：

「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利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

地域和血统论，是曾静和吕留良这一类汉人知识分子拒绝满人统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在此之上，他们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而当雍正提出「华夷之分」在「德」不在「地」之后，曾吕的「君臣之伦」也就站不住脚了。

雍正认为，《诗经》所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并不在于戎狄、荆楚是蛮荒外族，而在于「其僭王猾华夏，不知君臣之大义」。

雍正为君，曾静为民，以民辩君，实为大逆。曾静率先找上了岳钟琪，望他以臣下之身份，谋夺君上之位，也是大逆。在这个问题上，曾吕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实已经偏离了正统思想，本来的「大义」也就变得「大不义」了。

富有意味的是，文化、德性、大义等等，雍正批驳曾静的论据，都来自于儒家正典。从这个层面来说，已经不能分清楚到底是谁劝服了谁，又是谁归顺了谁。

曾静最后的「觉迷」之举，是雍正政治动机背后的深层思想演变，也是清朝满人统治之所以成功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满人统治者没有自身的族裔认同。乾隆后来杀人毁书，就是满人精英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极端表现。如果说，雍正在意的是他的皇位是否来的正当，那么乾隆在意的就是整个满族江山的皇权来的是否正当。

一方面，乾隆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也深以对汉文化的熟稔而自得；但另一方面，他也极度坚持作为满人的身份认同。看上去是两相矛盾的，其实背后又回到了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中所提到的「阶级」论。

满人作为清朝皇族精英，为此必须要有特殊的身份识别，乾隆强调满人「受命于天」，正是为了获得这种最为尊崇的地位。

其实，雍正也有着同样的思想，在整个曾静案中，他所信任之人要么是满族贵族，如海兰、鄂尔泰、杭奕禄等；要么是非科举进身的汉族官员，如岳钟琪、范时绎、李卫等。史景迁详细的记录了这些人的履历并非无的放矢，其实就是强调了满族皇帝在这种自我身份，或者说自我阶级认同的意识。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的译者温洽溢博士在最后的译后记中，引用了汉学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理论。他认为，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并非欧洲近代历史中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包容了多种文化共存的「松散的」、「人格化」的统治集团，「以维持一个多元的世界观」。

06.

残响

除此之外，史景迁还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评论。

他在整个「曾静逆书案」最终尘埃落定之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谣言，而忘了皇上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还有，史景迁评论「曾静案」时说：

「天下人对此案是不可能存有好几种看法的。到最后，流传百世的将是雍正的解释。」

其实在整本《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中，史景迁所选择的史料和叙述的逻辑，都是把雍正塑造成了一个英明的帝王。但这两段评论，却给书中雍正的「伟光正」形象，留下了一丝异样。

而且，在对待曾静的生死上，雍正的态度也很奇怪。雍正宽宥了曾静，为此，不惜与148位大臣对抗，但是却抓着已经作古的吕留良不依不饶。

在整部书中，史景迁没有详细叙述吕留良其人，但是又处处都留下了吕留良思想的痕迹。

▲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思想家，医学家,为学「崇朱辟王」,精校《四书》，倡「华夷之辩」  

吕留良不仅是整个「曾静案」的关键，也是整个明清之际文人思想澶变的关键一环，甚至于影响了后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吕留良身后遭灾，不仅是家族受难，同时也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一个断层。

正如钱穆在《记吕晚村诗中涉及黄宗羲语》所说：

「吕家既遭极祸，后世几目为匪人，毕生大节，鲜有识者。」

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史景迁却只是「蜻蜓点水」般的一带而过，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过多的叙述吕之思想，容易使文本变得晦涩；而另一方面，如温恰溢所说，史景迁的学术脉络表达了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而吕和其他反清思想的存在，似乎成为了这种「互动融汇」的反例。

史景迁留下了很多细节和疑问，以供读者自行思考。

或许，这正是史景迁文字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他著史的缺憾所在。

一方面他用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历史文献资料中真实的人物形象。他将最琐碎的史料串联起来，讲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想象空间下的「真实感」。

但另一方面，在他的立论中，只有史实，极少出现立场和价值判断。或许这是源于史家的客观态度，或者这也是因为史景迁过于追求侧写历史，从而忽略了一些在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东西。

史景迁善于发掘异质文化在互动中的融合与冲突，这种内在张力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人与时代之间的。

正如他在本书开篇里还曾说过：

「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

▲ 《大义觉迷录》与清初皇权合法性的关系图解  

本文为明白微课「刘愚说书」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