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我们要讲的主题是雪域高原上的吐蕃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命运却和另外一支向西逃亡的回鹘人关联了起来。

这支亡国的回鹘人来到吐蕃寄人篱下，但却又很快导致了吐蕃帝国的灭亡。崩溃后的雪域高原，走上了和中原、草原差别巨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独特体系。

而藏传佛教，对元明清的帝国统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讲，就是要讲这背后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让你看看吐蕃帝国是怎么崛起的，又是怎样亡国的，之后又是如何兴起的藏传佛教体系。

雪域高原的地理征

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特殊，资源极度匮乏。所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成一个个小部落，由部落首领来领导的。

一直到了公元六百多年的初期，也就是和唐太宗差不多的时代，才由松赞干布建立起了统一的帝国，也就是吐蕃帝国。于是也就有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

为了能理解吐蕃帝国面临的现实条件的约束，咱们得先看一下雪域的地理特征。

这里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都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列，高原的北边是昆仑山到祁连山这一线，基本是青藏高原和西域的分界线，下面就是塔里木盆地。高原的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大致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分界线。

高原上多数地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只有在大山之间的河谷地区，海洋上的水汽能够曲折地传进来，也形成了一些很分散的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小区域。

雪域高原上还能分为三个亚区域。

在东北方向上，是安多藏区，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

东南方向上，是康巴藏区，主要包括今天的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香格里拉就属于康巴藏区的。

还有一个是卫藏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大部分地区，“卫”在藏语里就是“中心”的意思。

吐蕃帝国的贵族制

吐蕃帝国的核心地区就在卫藏，吐蕃的最高统治者叫做赞普。而松赞干布是第一个有明确年代的赞普，在他之前的雪域高原历史，都处在传说当中。

虽然只有传说，但我们明确可以知道的是，在松赞干布之前，高原上就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了，叫做苯教。

苯教是个多神教，有萨满教特征，就是类似于跳大神那种。高原上最初那一个个的小部落，部落首领多半都兼有宗教属性。在松赞干布建立起吐蕃帝国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成了帝国的大贵族。

苯教和贵族制，在吐蕃帝国内部就是一种共生关系。

在雪域高原那种资源如此匮乏，人口如此稀少的地方，能建起这么个庞大的帝国，松赞干布确实是个天才。

但在这个帝国里，赞普肯定是和贵族合作共治的，赞普不可能通过官僚体系来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因为官僚体系是个很复杂的统治技术，而吐蕃帝国是迅速崛起的，根本还来不及发展出这套统治技术呢。

最起码的，要想用官僚来统治，好歹得有文字，文书系统是官僚体系运转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可是吐蕃是到了松赞干布时期才开始引入文字的。有了文字，这也只是有了个最基本的前提，中间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中原也是在商朝出现文字之后，用了一千多年，才在战国后期建立起官僚体系。

松赞干布对贵族的控制

那么对松赞干布来说，问题就来了，赞普不得不与贵族合作共治。但是贵族都有离心倾向，不愿意受制于赞普，让自己丧失独立性。

如果赞普不能找到办法来控制贵族，用不了几天帝国也就解体了。那怎样才能控制贵族呢？

伟大的松赞干布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首先是精神层面，贵族们是借助苯教来凝聚本部落的。为了从精神层面上对抗贵族，赞普就引入了佛教来对抗苯教。

苯教是多神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各个部落之间就没有精神上的认同感，有离心倾向，这也很适合贵族的需求。而佛教不是多神教，是普世主义的宗教，能够建立一种超越于地方小群体的大范围认同感，这特别适合于赞普的需求。

所以，赞普支持佛教，贵族支持苯教。赞普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关系，又呈现为苯教和佛教之间的对抗关系。

光靠精神上的统一是不够的，基督教也是普世主义宗教，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还不是分裂了。所以，赞普还得有物质上的办法，可是他没法像中原一样，通过税收的方式养活官僚体系，从而来压制贵族。

这不仅仅是因为前面说的没有文字，没有官僚系统，更因为雪域高原上交通太困难，税收成本太高，靠税收来养官僚完全不可行。

赞普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雪域之外去获取财政资源，只要能在外面搞到钱，就有办法在高原上压制贵族。

可是去哪搞到钱呢？高原的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跨过大山到印度去搞钱，很不现实。高原的西边是帕米尔高原，也没法越过去跑到中亚搞钱。

而高原的东北部、青海一带的安多藏区，有一条很重要的通道，被称作青海道，可以直接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

这可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啊。对地处卫藏的吐蕃赞普来说，安多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控制安多，就能够威胁到河西走廊乃至西域。

从这条重要商道收取保护费，如果运气好，占领这里的话，那赞普就更是不用愁钱了。所以，从松赞干布开始，历代赞普始终要牢牢控制安多藏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压制贵族，维持帝国的统一。

安史之乱给吐蕃带来的机遇

安多藏区算是中原和吐蕃的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往往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带，大唐和吐蕃在安多和西域有大量的战争。

吐蕃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大唐有优势，毕竟大唐有钱嘛，战争的后劲远远好过吐蕃。所以在唐玄宗的时候，吐蕃被打得很惨，在西域好不容易抢来的一些地方都丢了，安多也快保不住了。

没想到，就在吐蕃快要抗不住的时候，公元755年，大唐发生了安史之乱，所有用来打吐蕃的军队都被调回到中原来打安禄山。吐蕃一下子抓住机会，迅速出兵，不光牢牢控制了安多，还攻占了西域的大片领土。

在此之后，在西域的争夺，就不再发生在大唐和吐蕃之间了，而是发生在草原霸主回鹘和吐蕃之间了，双方又是打得不亦乐乎。但对吐蕃来说，回鹘还是比鼎盛时期的大唐好对付一些，所以它在西域的成果基本都保住了。

西域的财富源源不断到来，赞普这下就牛气得很了，他对于贵族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于是赞普就开始筹组自己的私人班底，以便从人事层面上进一步压制贵族。

这个人事班底肯定也得是识字的人，赞普才好用，僧人们很多是识字的。所以赞普最初是发展起一些僧官，就是把佛教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纳入自己的人事班底。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赞普给了佛教大量的支持，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对抗贵族的一个表征。

这会的赞普看上去越来越强大了，但实际上他是越来越脆弱了。因为他要养活的僧官越来越多，对于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依赖于来自西域的财政。

一旦西域出点问题，赞普的麻烦就来了，他不光是养不起僧官的问题了，因为贵族在这个过程中被赞普压制得越来越厉害，他们的反弹也同样会变得非常厉害。

回鹘人促使吐蕃灭亡

没多久，麻烦果然来了。

从哪来的呢？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支跑过来寄人篱下的回鹘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吐蕃的死对头一直是回鹘。而回鹘终于亡国了，反倒让吐蕃遇到麻烦了，完全体现了“福兮祸所依”的道理。

回鹘亡国了，吐蕃一开始感觉很好，觉得终于算是把回鹘人给踩在脚底下了。跑过来的这支回鹘人，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甘州回鹘。

但是吐蕃没注意到，甘州回鹘的地理位置，非常要命。它位于哪里呢？正处在从青海道进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要道上，甘州，就在今天的甘肃张掖地区，来自西域的财富，要想运到赞普所在的拉萨，肯定得过甘州回鹘的地盘。

只要他们在里面略微截流一下下，马上赞普就受不了。对甘州回鹘来说，肯定要截流啊，没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

所以回鹘帝国在公元840年亡国，而仅仅两年之后，吐蕃也就亡国了。亡国的导火索是老赞普遇刺，而帝国财政已经陷入危机，新赞普没有任何能力压制反抗的贵族们。

强大的吐蕃帝国就此解体，佛教也遭遇到巨大挫折。

雪域高原的组织逻辑

接下来一个有趣的历史过程就出现了。

说实在的，雪域高原上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实在是难以想象，它需要各种历史的机缘巧合才能建立起来，这种机缘巧合是不可能被复制的。

所以吐蕃帝国解体之后，高原上就再也没有过什么强大的政治体了，只能再回复到过去的那种区域性的小部落、小共同体的状态。

这样一种散落的小共同体，要想形成秩序，其核心逻辑就跟中原大不一样了。中原这边是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效率高的会吃掉效率低的，最终一统天下。

但是要想比拼效率，前提是资源非常丰富，因为高效率通常伴随着高消耗。而高原上资源太稀缺了，消耗不起。所以高原上要比拼的，是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谁的成本低，谁的存活机会就更大。

对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来说，哪种组织模式成本最低呢？当然就是宗教。

于是，雪域高原上又像吐蕃帝国崛起之前那样，形成了一系列宗教主导的小共同体。雪域高原因此也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唯一的一个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地方。

又过了一百多年，佛教再一次传入雪域，这次的佛教没有赞普作为强力的后盾，就必须和苯教相融合，才有可能被那些小共同体当中的贵族话事人所接受。

于是，我们今天会看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气质很不一样，根源都在这里。而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藏传佛教更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者所接受。

几百年后，藏传佛教主导了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这是后来的满洲人能够联合与控制蒙古人的一个重要抓手。

本讲小结

讲完这一讲，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等中国的各种组成部分，全都闪亮登场，并相互影响着展开历史演化。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构造，脱离开一方，真地是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

我们通过对于边疆地区的讲述，可以更深刻地看到，中国史是一个体系史。中国内部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之间，通过彼此的相互依赖，而彼此相互成就，它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着深刻的共同历史记忆。

大唐时期的历史结束，进入到大宋，中国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开始了一轮不同的历史演化过程了。

下一讲，我们要来看看宋、辽这两个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之间的历史博弈，与此前的历史博弈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