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的家
我家住在大院最大一片师直家属区，都是营连级干部。好像一共有10趟平房。我们家有前后院，前院很小，由鸡窝，仓房和一条过道组成，我曾在大冷天翘着脚，双手握住一把菜刀，在院里厚厚的木菜板上使劲地剁鸡食（大白菜？），费好大劲才能剁得很碎很均匀，达到我妈妈的要求。这对那时的我绝对是个力气活。最窝火的是经过我们辛辛苦苦喂养的鸡被黄鼠狼偷吃咬死，那是个人神共愤的时刻。
夏天，我和哥哥在院里的大水缸里面光身子洗澡，有人来串门时我俩就慌张地遮住身体躲起来。我还把挖去瓤的半个西瓜皮扣在头上当钢盔，神气不了多久就不得不摘下来，因为头发脸上很快就黏糊糊的，很不舒服。还把熟豆角的豆子一个挨一个穿在线上挂在脖子上，模仿沙和尚的项链走来走去，玩够了再吃掉。
我们住的联排平房，几百口人共享2个常年脏兮兮黑乎乎味道浓重的旱厕，黑灯瞎火地走进去，万般小心也难免要踩响几个“地雷”，如厕质量和师级干部的小楼相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不知那些习惯起夜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难道每家都自备夜壶，第二天再去倒掉？后来我那动手能力极强的老爸在我家的仓房里挖了一个简易旱厕，使得如厕活动不再那么沉重，但里面照明和通风都不好，夏天蝇虫横飞，所以也不是一个令人身心愉悦的过程。
家长当时爱说一个词叫做“临时来队”，当时不甚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指下级军官和士官的家属来短期探亲。临时来队的房子离我们家属区挺远的。看来我们这一片的爸爸们级别足够高，都是常住沙家浜了。
家里爸爸亲手打的书柜装得满满的，都是爸爸买的，最气派的是全套精装资本论（我看不懂就没翻过）和1936年版上下册的辞海，后者是竖排繁体缩印版，我经常翻着看，其博大精深，制作精良，客观翔实，让我叹为观止。我因此认识了很多繁体字。家里一度失踪了几张国库券，爸妈把最近来过的访客筛了数遍，也没找出嫌疑者，几年后我们搬回老家，竟然在某本无人翻看的书里面找到它们，智子疑邻啊。
大夏天时，妈妈下班经常用毛巾包回2个冰棍给我哥俩吃，我们每次都是口水与化了的冰水一起往下淌。有时上级部门来服务社视察，服务社就会特制一批奶油冰棍，那味道好得无法形容，即使现在的哈根达斯八喜都不能与之媲美。服务社还出售一种纸袋装的面包，也许是出厂时间较长，干巴巴的，吃的时候不断掉渣，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对它的喜爱。一次开运动会，看见有同学拿着奶豆饼干边走边吃，还一次在市里街上看到别的孩子吃香蕉，都把我馋坏了，那时这些轻易得不到的东西都是人间美味呀。
我们那趟房的西房头的屋子，一度卖过现出炉的面包。大冬天寒冷漆黑的早上，我眼巴巴盯着战士打开大烤箱的抽屉，用刷子在面包的表面刷一层漂亮的油，然后装到我的容器里，喜滋滋地拎回家，热气腾腾的面包，就着甜甜的豆浆吃下，味道好极了。
布队的生活按理说应该还算可以，但是家里经常做我不喜欢的高粱米饭，每次都是强咽。大米饭吃着就舒服多了。吃鱼吃肉的时候很少，窄得不能再窄的带鱼，被我妈放了很多盐并腌制好久，所以吃起来只剩咸味。只有来客人才能吃到的油炸花生米和摊鸡蛋饼，都是好东西。有时撕下报纸，卷成圆锥形，放些油炸花生米进去，来到外面，在小伙伴面前边走边吃，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我爸爸擅长做的油炸地瓜片，也是让我回味无穷的美味。
每家后院都有一小片地，爸爸种上一些黄瓜西红柿什么的，从屋里水龙头接出一条黑粗的胶皮水管去浇水。紧挨菜地的是一条隆起的土丘，每家有一个菜窖在上面。踩着冰凉打滑的铁梯，下到潮湿阴暗的菜窖底部拿点大白菜苹果什么的，有时下面积水中突然蹦出一个癞蛤蟆吓我一大跳，总之每次去菜窖都是不太愉快的经历。
布队有时组织家属去南部的海边玩，我们挤在一辆大客车里面，有个站的地儿就不错了，奢谈有座。经过漫长的路程才来到海边，在那里第一次看到横着爬的螃蟹和大人在沙滩上光脚跳舞一般踩出花蚶子（蛤喇），感觉十分新奇。有一次学龄前的我跟着爸爸先去的海边，后来妈妈随服务社的大卡车也来到海边来卖东西，可能由于我年纪太小，在一群忙碌的阿姨里面，我没有认出我妈妈或是看到她没有反应，成了大人们好多日子里的一个谈资，对此我模模糊糊有点印象。
82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托我爸常进京上访的福），这可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件，想一想平时能进一趟锦州市里都让我兴奋，这次去伟大的首都将是怎样的激动不已。只是这样一件好事还不能声张，理由现在看来很可笑：怕别人让我们捎东西。可见当时物资贫乏到何种程度。所以大清早，我们一家四口象做贼似的悄悄溜出大院，在大门口等5路公交时还在东张西望，生怕遇见熟人。火车上漫长的几小时很难熬，没有书籍没有玩具也没有小食品，只是呆呆地坐着。好像有煮鸡蛋之类的主食，弥散在车厢里煮鸡蛋的味道不太招人喜欢，我也对其不大感兴趣。我那时身高正好在半票的临界值，为了省半张票钱，事先妈妈不断叮嘱我测身高时身子不要挺直，我也就一直在忐忑中等着列车员来检查。好像确实有列车员把我揪到车厢连接处测了一下身高，有惊无险，顺利通过。
在北京我的确大开眼界，不过吸引我的不是古迹和风光，不是高楼大厦，我牢牢记住的是“两毛一个五毛仨”的卖西瓜的吆喝声，是随处可见的卖冷饮的招牌以及它们对我难以抵御的诱惑，是我妈妈去理发店套在大圆筒里烫头时我在外面漫长的等待，是在爸爸首长家进餐时的好奇和拘谨，是在景点照相后久久收不到照片后的受骗感，是公交车上漫长路途中于拥挤人群中只能看见大腿的疲乏和无聊，是眼巴巴望着柜台里标价十元的精美景泰蓝小宝剑而不敢张口让大人买的无奈，是无处不在令人烦躁的高分贝蝉鸣，是被北海公园里少儿阅览室深深吸引又不能坐下阅读的遗憾。但总的印象还是美好的，毕竟，比起连锦州市区都没走出去过的伙伴们，夫复何求？
我三年级时开始学骑车，用的是家里唯一的28直梁自行车，很结实的一个大家伙，我个头矮，只能“掏裆”骑，经过几个月摔摔打打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可以娴熟地穿梭在大院的各个角落，那时大院里汽车很少，自行车的也不多，所以我像在大海里遨游一样自由。有时骑去较远的202团同学田兵家里，几分钟就到了，机动的感觉太爽了。
隔壁国华家有两样东西吸引我：落地式收音机和墙上的电影宣传画。前者是他爸爸自己组装的，很强大很气派，声音是立体声的，硕大旋钮的手感比我家的小小半导体强百倍，用它来听评书是再好不过了。后者是10-20个电影截屏图，做剧情介绍的，就和一个放大的小人书一样好看，何况它还是彩色的。某年春节前，国华的弟弟国刚在家里桌子上来回摆弄一挂鞭炮，爱不释手，只盼时间过快一点好让他能尽情燃放，却不慎将其点燃，噼里啪啦的闪光中映着国刚惊恐的面容，以张叔的脾气，国刚的一顿皮肉之苦是躲不过了。
我爸妈思想挺前卫的，在财力和邻居们差不多的情况下，率先在81年花518元买了一台日本产的声宝（即今日的夏普）电视，一时成了左邻右舍瞩目的焦点。我甭提多高兴了，今后就不必挤在人群中翘脚观望，而是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看电视，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当时排球女将正在热映，我们把它当做武打片，几乎一集不落地看下来。小鹿纯子一时间成了我们的偶像，她的各种绝招，如晴空霹雳，幻影旋风，我们都将其想象成武术招数并加以模仿。此外，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铁臂阿童木，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
大院的孩子一般来说都比较老实，网上看到一个768铁路子弟跟帖说：413大院的同学，都显得有家教，有礼貌，学习也好。这个是事实。当然也有个别爱打架的孩子，我们家北边几趟房就有一个“小霸王”，别的孩子都不敢惹他。但他的好日子不久就结束了，因为几个金屯的孩子来大院闲逛，和小霸王发生了冲突，结果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小霸王被对方用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看着他在卫生所里哭哭啼啼的接受治疗，我的心里掠过一丝快意，以及对金屯孩子英雄般的崇拜。大人们也反复告诉我们，金屯的孩子“野”，不要招惹他们。还有一次，一群768的半大小子，都是问题少年，带着钢尺一类的凶器，来大院闲逛或是寻仇，我们看了都躲得远远的，有人举报到部队，部队立即派了一群特务连的战士来抓他们，真是一物降一物，刚才还很嚣张的这群恶少，看见来了这么多生龙活虎的战士。立刻没电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化作了一个字：跑！战士们拔腿就追，一堵墙拦住了恶少的去路，身手灵巧的几个翻了过去。其余的未作任何反抗，束手就擒，战士们顺手把他们的钢尺等凶器没收。我亲眼目睹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感觉比看大片都过瘾。
有一事我至今不明白，就是我们大院的人天南海北都有，没有一种主导性的人群和口音，但我们孩子却是一口地道的锦州口音，就是尾音上挑那种，在大院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口音，直到我搬家至老家被同学嘲笑才发现自己的音调确实与众不同。难道真的是水土决定口音？
83年1月，我爸爸转业，我们家离开大院。当时正逢寒假，没有和老师同学告别，更没有互赠礼物的仪式。我坐在搬家的客车上向后遥望，快出西门时看见路旁牵手走着我班的李小秋和另一个女孩，她们也看到了我，我们只是对视了一下，没有言语也没有挥手，她们也许以为我仅是进城逛街而已，却不知我将彻底搬离这大院。这一刻我忽然有了些许的伤感，意识到将永久地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和亲切的伙伴，告别我美好的的童年。汽车开出了西门，渐行渐远，两个女孩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