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胞故事集】（七）吴妈妈的来信
听谢秋涵大姐讲述过去时，她拿出一封信让我看，竟然是冰心40多年前写来的。在信中，冰心这样写道：“亲爱的秋涵：恭喜你生了一个大儿子！这些日子我们办公楼大修，我们都在家里工作。昨天你的电话来了，是组里几个年轻同志接的。他们以为我们谢家生了个男孩子，还敲了我些糖果，我当然高高兴兴地提供了……”
谢秋涵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
我们认识冰心，都是通过她的文学作品，知道她是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她的作品充满温馨充满爱，也因此深受人民的敬仰。可是在这封信中，这位作家也像平常老人一样，对后生晚辈说着温情脉脉的家常话：“陈刚（冰心的外孙）同他父亲到青岛去看她奶奶去了，李丹（冰心的另一个外孙）已‘退所’回家等待上小学，陈刚不在，他闲得不行，我们又有工作，他很难受……”
任何人看了这封信，都会觉得谢家与冰心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么，这两家的关系究竟又是如何呢？话还得从谢秋涵的父亲谢南光说起——
谢秋涵的父亲谢南光先生
谢南光，原名谢春木，台湾彰化人，是爱国爱乡的革命者，是德高望重的台胞代表人物。谢春木1921年毕业于台北师范学校，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1925年毕业回台，参加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不久便进入台湾民报社工作，任总编辑。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谢春木出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且担任政治部主任、劳农委员会主席。1931年日本官方强制解散台湾民众党，谢春木也于1931年举家移住中国大陆，并且创设“华联通信社”。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改名谢南光，出任南洋华侨联合会书记。中日战争开始时，进入重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收集日军情报工作，1940年9月任秘书长。之后担任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主任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委员，担任政治经济组副组长。1950年辞职，担任天德贸易会社理事长，并被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1952年到北京，以“特别招待人”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复出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等职，1969年病逝于北京。
谢吴两家的交谊，就始于谢南光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委员期间，那时，在政治经济组他任副组长，组长是吴文藻。
那时候驻日盟军中国军事代表团在日本很神气，因为是占领军，占领军有特权。当时物资紧缺，占领军可以到美军那里购买特供，因此代表团里从上到下都在倒腾黑市，只有两个人不参与，那就是谢南光和吴文藻。或许正是因为同样的性格，让谢南光和吴文藻夫妇相识，也是由于吴文藻两袖清风不落尘俗的气质，让当时还隐藏着自己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谢南光决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影响这对进步的夫妇。谢冰心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冰心在自传中透露，吴文藻和她夫妻二人经常与谢南光一起秘密研读毛泽东著作。
谢冰心先生写给谢秋涵的信
谢秋涵称呼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叫“吴伯伯”、“吴妈妈”，在60余年前那个小小的女娃娃眼里，父亲和吴伯伯、吴妈妈不过是一起看书、吃饭、郊游、爬山、聊天的同事，年幼的她怎能知道，这温和的友谊背后，其实暗藏着凶险：在当时的驻日代表团内，人员成分相当复杂，既有像谢南光一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潜伏着很多国民党特务。吴文藻有个习惯，每得到一本书，都要在书籍扉页上写下时间、地点和自己的名字，这本是文人爱书的习惯，谁知在那个年代也会成为“罪证”。冰心曾提到，有一次，一个特务到了他家，从书架上偷走一本写有吴文藻名字的《论持久战》，这让吴文藻夫妇意识到山雨欲来。
除了争取进步人士，谢南光等人还曾经想促成国民党当局驻日代表团的易帜，只可惜后来破局，没有成功。谢南光被国民党开除了，之后就以做生意为名在日本横滨住了下来。吴文藻也辞去职务，以《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留下，等待回国的机会。
当时，两岸已经隔绝、中日尚未建交，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吴文藻夫妇，想回到大陆并不容易。1951年，在文坛颇有影响的吴文藻接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聘书，谢南光意识到，安排他们回国的机会来了。
谢秋涵回忆说：“吴伯伯向台湾方面申请携妻赴美任教，即获准离开日本。然后，吴妈妈对当局说，她需要做几身旗袍带到美国穿，而日本人不会做，要绕道香港做衣服。而我父亲早已联系了我党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到了香港之后，她和吴伯伯立刻被从‘地下交通线’送回了大陆。”
谢南光动用了各种关系，促成了吴文藻和谢冰心的回国，最后走的时候就是从位于横滨山下町的谢南光家走的。吴文藻夫妇回来之后身份一时没有公开，住在东单附近的一处四合院，后来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才亮相。
吴文藻、谢冰心回到大陆，这个消息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震动，作为牵线者的谢南光，自然难脱干系。谢秋涵说：“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吴伯伯他们准备离开日本的时候，房子退掉、就暂住在我家里。”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自然让已经被怀疑的谢南光更加“显眼”，“后来我妈妈就告诉我，门口那个修鞋的就是特务，而父亲出门时，日本警视厅的人也经常会盯梢监视。”
1952年，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抓捕，谢南光先行潜回中国。同年10月，8岁的谢秋涵和母亲一起也回来了，他们的回国经历，也是两个传奇般的故事。
回到大陆后，谢南光继续从事对日问题研究，还有台湾问题。他的公开身份是搞侨务工作，先是当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又当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前就当全国人大常委，那时人大常委人数很少，都是级别很高的人。组织上对父亲的政治安排是在当时台胞中最高的。”谢秋涵说。
历经危险终于在祖国大陆重聚之后，两家的交往更频繁。“那时候吴伯伯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家也住在那里，是楼房，房子比较小，书又特别多，放不下，就把一部分书存在我们家，我家院子里有一间房，专门给他们存东西，主要是书。我们两家来往很多，尤其是吴伯伯被打成右派之后，也去劳动改造，我父母经常去看他们。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到吴伯伯家去玩。”谢秋涵回忆说，“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深，吴妈妈是1900年生的，1960年正好是60岁。生日那天，她和吴伯伯到我家来躲寿（就是怕别人来祝寿，有意识躲起来）。过生日嘛，总要吃点儿什么。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大鱼大肉不可能，也没地方买去，我母亲犯了难。我们家的阿姨姓和，手特别巧，就给他们抻面条，弄了一点儿菜码，虽然简单，但非常好吃，吴妈妈说，没想到和阿姨做的面条这么好吃。就是一顿简简单单的抻面，没想吴妈妈赞不绝口。”谢秋涵还记得冰心有一次随代表团从埃及出访回来，送给她一个皮钱包，带花纹的，样子很特殊，很好玩。“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父辈们既是朋友，也是战友，谢冰心就像我的阿姨一样，对我很好。她的两个女儿我叫吴家大姐、二姐，二姐就是吴青，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公知人物，年了节了我们还会在一起。”
哦，忘了介绍谢大姐，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后来调到天津市计算机研究所搞计算机，十年间获奖无数，还被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后来调到全国台联，担任经济部部长，中国同源公司总经理，也就是在这时我们成了同事。后来她出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又到民生银行当副行长，直至退休。也正因为退了休，才有时间跟我谈这些陈年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