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30大厦将倾（二）

延熙十六年，也就是253年正月，费祎举办庆贺新年的宴会。

宴席之上，开怀畅饮，毫无防备的费祎，居然被归附蜀汉的曹魏降将郭脩刺死，而凶手郭脩，则当场被侍卫格杀。

这个事情如果深究起来，非常蹊跷。

首先，郭脩为什么归降蜀汉？

他是被姜维于头一年，在骚扰曹魏边境的战场上捕获的！

然而正史记载中，公元252年并没有姜维出兵的记录。

更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桩离奇的血案，刘禅压根没有深入追究调查，反而在三个月后，就命令姜维统帅大军，重启北伐。

不仅如此，鉴于费祎是主和的鸽派，郭脩的刺杀行为对曹魏其实不利，这也排除了郭脩是诈降的可能性。

于是一些历史研究者大胆推论，这个出手行刺的郭脩，压根不是本主，而是主战派首领姜维豢养的刺客死士。

事实上，即使诸葛亮在世的时候，蜀汉政权的内部派系斗争就已经存在，不过一是因为北伐事大，文武百官都要尽心尽力，二是诸葛亮依靠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强行压制，所以还可以勉强维持团结的局面。

但北伐暂停，诸葛亮去世，两个凝聚力同时消失，矛盾于是再度激化。

在费祎、蒋琬主政期间，诸葛体制之所以还能延续，首先一是因为惯性，二是因为费祎、蒋琬两人都能治军理政，同时追随诸葛亮的时间长，所以在蜀汉朝廷上根基比较深厚。

但是费祎一死，姜维虽然是军事上的一把手，但他一是曹魏的降将，二在蜀汉文官集团中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无法像诸葛亮，或者费祎、蒋琬那样军政一把抓，行政权力于是就落到了刘禅的亲信，侍中陈祗手里。

陈祗，是蜀汉元老许靖兄弟的外孙，深得刘禅宠信，但是，尽管陈祗支持姜维北伐，但他并不是诸葛亮青睐的那种品格严正的人，始终与反派角色，宦官黄皓勾结，互为应援。

由此，诸葛亮苦心构建的“宫府一体”，开始出现裂痕。

又过了几年，景耀四年，也就是公元261年，蜀汉政坛权力的分配再度发生变化，刘禅提拔重臣董厥、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以及姜维，平起平坐，形成三头主政的态势；

董厥、诸葛瞻在内主持行政事务，姜维在外主持军事事务。

然而诸葛瞻、董厥与姜维关系都不和睦，造成蜀汉文官集团与军事武将集团关系破裂，无法合作。

另外，深得刘禅信赖的宦官黄皓，也开始公开干预朝政。

这种政出多门，互相倾轧的局面，无疑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另外还要说一句，诸葛亮死后，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很可能是后主刘禅暗中推动、鼓励的。

诸葛亮的忠心，并不能减轻刘禅对他专权的疑虑，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朝廷就不再设丞相一职，军务与政务权力也逐渐拆分到不同重臣的手里。

很明显，刘禅不愿意身边出现第二个诸葛亮，哪怕代价是朝廷内部的倾轧和军政事务效率的降低。

最终，在公元263年秋天，曹魏派出大军，兵分三路，由邓艾、钟会等率领，启动了灭蜀行动。

此时的蜀汉政权内部，内廷外朝离心离德，军政关系混乱，号令不一，蜀汉民众也苦于多年征战带来的横征暴敛，从而使曹魏大军一路势如破竹。

而掌握主要兵力的大将军姜维，此刻与成都朝廷的关系几乎破裂，正率军在沓中，也就是甘肃陇南地区屯田。

虽然姜维随后回兵救援，但远水难救近火；

同时，姜维发出的种种关于调整军事部署，防御魏军的建议，也压根得不到响应。

最终，自感山穷水尽的刘禅，经老臣谯周劝说，选择了投降。

老臣谯周立场的转变，可以说深刻反映了蜀汉政权42年岁月中，内部的人心变化。

早年的谯周，折服于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投身蜀汉北伐大业。

然而，随着诸葛亮的去世，魏蜀实力差距的拉开，以及耳濡目染中蜀汉百姓生存的艰辛，谯周的内心开始动摇。

因为反对姜维北伐，谯周曾与主战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于257年，在忧愤中写出了影响巨大的《仇国论》。

他在文中认为，治理蜀汉这样的小国，应该与民休息，壮大国力，凝聚民心，再图进取；

原本诸葛亮北伐时代的战略筹划，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毕竟曹魏政权根基稳固，如果一味穷兵黩武，只能导致民生疲惫，自身土崩瓦解。

从后世角度看，谯周的这篇雄文，反映了蜀汉政权内部，对北伐的厌倦和怀疑，已经公开化。

同时，这也标志着以北伐为立国之本和号召的蜀汉政权，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