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1980（文/老猫）
我的故乡在1980
序言 我们为什么怀念八十年代
猪年春节，在晓妮家举办一个聚会，辞旧迎新，主题却是怀念八十年代。晓妮请故宫博物院的王奕民先生写了对联，上联：辞疯狗唱老情歌；下联：迎懒猪陪新恋人。横批：畅怀八十年代。
因为有了这个主题，便也有了要求，比如说要求穿八十年代的服装赴会。我是个不太爱买新衣服的人，但想找出件八十年代的衣服也难了。后来，终于决定穿一身牛仔服。令人沮丧的是，我连着试了3条牛仔裤，都穿不上了。我大学毕业腰围2尺4，体重118斤；现在腰围3尺2，体重163斤，能穿进去才怪。所以，只好以八十年代的上半身，新世纪的下半身赴约。
晓妮要求我早到，为的是给大家分发票证。她制作了大量的手纸票、粮票、饮料票与肉票，要分放在信封中，来的人一人领一个信封，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得凭票。当然，为了制造一些麻烦，信封分男、女两种。男封里放大量的手纸票，却几乎没有肉票；女封里肉票和饮料票不少，但手纸票紧缺。我们的想法，就是制造黑市，让大家在交换中增加感情交流的机会。
事情一开始挺顺利。晓妮的老公彦辞做了蔬菜汤、烤排骨和鸡翅，还有烤红薯。大家饿了，所以争相排队，一人拿了一个碗。马上就有人发现自己的票不够了，于是就有了抱怨和对生活的叹息。
但预想中的黑市并没有出现，以美术老师张立带头，下手强抢，这是九十年代才开始风行的做法，一点都没有八十年代的浩荡之风。李普雷先生带来的八零后小女友，笑眯眯地端着碗站在我面前，那眼神就像是楚楚可怜的小动物，让人没法拒绝，所以她经常拿一张粮票（不是肉票）换走一大块肉。
我被晓妮委派收票，也就是说我收票她发肉发“粥”。其实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这个，我心慈手软，尤其是面对眼巴巴的人群，看上一眼我就受不了，很难坚持原则。不过也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友谊商店副食商店的人，心肠硬到什么地步，优越感高到什么地步。我这边一哼哼哈哈，晓妮也不好再当恶人，否则她这顿饭不就白请了？
总之，黑市没有像想象那样形成。我和晓妮总结了一下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一，吃食太多了，不可能形成争抢。凭票供应的基础应该是短缺才对，一不留神就得挨饿。二是票证印刷太多，大家都不觉得恐慌，这只能说明晓妮没有掌管国家金融的经验。三是我一开始就没信心，坐在吃的前面，倒觉得自己是公共厕所门口的收费老大爷。四是大量握有肉票的女性对吃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吝啬，宁肯让肉票砸在手里也不肯交换出去一张，这可不是八十年代古道热肠的样子。女性的变化说明了社会的变化，总感觉有今天没明天，有点硬通货还不死把着？当然，她们也开始嗜肉了，可能也担心自己不够吃。五是，厕所没有锁，谁进去都没法拦……总之，最后晓妮灰心地说，那咱们改革开放吧，取消票证吧？我保证她不是欣喜若狂地说的。
后面的事，还有评比抽奖唱老歌。
来的朋友中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诸位外，还有著名的王小峰，他花了四个小时找了当年的歌，贡献不小；还有吉米夫妇，吉米是印度人，可在北大上的学，在中国呆得有年头，把当年北大的衣服穿来了，还表演了弹吉他吊膀子的肉麻场面；另外就是王军夫妇。王军就是那个老把北京城当自己家的人，所有拆胡同的人估计都恨他，不过他当主持人不成，他不狡猾，实在下不了台的时候就说“干脆把问题遗留吧”，当记者时间长了都这毛病。另外就是咏歌（男）和闪闪（女），这两位本来开酒吧，咏歌唱得好，闪闪会调酒。后来他们关了酒吧的门，花了一年时间开车转了全中国。以前老听说“轧马路轧马路”，这回才知道什么是真的轧马路。昨天晚上他们给大家伴奏来着。我们唱老歌就靠吉他伴奏，没卡拉OK，拿麦多俗啊，要不插电的。
还有一位得提。那时候我正和李老师在门外抽烟，突然听见屋里动静不对，有一种声音不像人发出的，李老师说是仙音。这个声音是杜姑娘出的，她在唱歌。查资料就可以了解缘由，她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平时瞧不出来，关键时到处都有能人。也就我，没有一技之长，才被派去收票。
最后再啰唆两句。为什么会怀念八十年代？我一直觉得，那时候人心齐，也比较单纯，大家都觉得国家好了，自己也好了。虽然还艰苦点，但万物蓬勃，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感觉全社会都有一种轻松活跃的氛围。八十年代以后就不成了，按黎叔的话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那个年代，我想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年代。
K歌记忆（1）
最早K歌，一般都是在对外营业的内部礼堂。礼堂装修得很简单，头顶上一盏旋转的彩灯，晃得人眼花，音响摆在台子上。房间周围一圈小沙发，地板与墙壁油腻腻的。进去要买门票，酒水另算。
就算是这样，点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在厚重的歌本里查出歌曲的编号，然后写在小纸条上交给服务员。台上还有报幕员，会拿着纸条念：“下面请某某号桌的某先生奉献一首《爱的代价》。”一个小歌厅大概有十桌客人，这就六七十人了，彼此不认识也不通气，难免有点重的歌，有时候报幕员也闹不清楚，只报歌名。经常就有两三个人同时站起来往台上走，走到台前又互相假客气，让来让去，直到音乐响起来，才由脸皮最厚的一个人拿起麦克风。
因为僧多粥少，所以DJ就有了权力。当时DJ还不叫DJ，也叫服务员。管音响的服务员不仅要控制音量声调，还要根据纸条的指示，翻找碟片——那碟片好大啊，就像远古的胶木唱片那么大，大号唤作LD。因为完全是手工操作，所以他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知道哪个编号是哪张碟的。他的权力主要在于，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打乱顺序，想放什么歌就放什么歌。比如他会拿着一沓子小纸条，把同一张碟上的歌统一先放。这样，和这位服务员搞好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是女孩儿，跑到音响室的门口向人家送上一个迷人的微笑，就能让自己先唱上。男的就差多了，必须守在那门口，不停地问：“我的歌，03847号，怎么还没放啊？”
服务员的以权谋私不仅仅体现在这里。他还可以给自己的朋友先放歌，所以，认识一个在歌厅工作的人是很必要的，这会直接提高娱乐的效率与质量。如果不认识放歌的人，认识个看门收票的也是好的，当然最理想的是认识歌厅的经理，不仅能先唱上，还可以免门票，酒水也会打折。实在不行，就要带上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文化局的朋友，他们只要一亮身份，这个晚上变成你们桌的专场都有可能。与这种情况相反，要是兴之所至突然想唱歌了，来到一个陌生的歌厅，很有可能要枯坐一晚，喝着闷酒，忍受着别人的呕哑嘲哳，等得不耐烦，想走又心疼门票钱。直到最后终于失去耐心，去趟厕所，或者干脆结账走人，一到门口，自己的歌却放出来了。
歌厅里还经常有点小节目，就是请专业半专业的演员来穿插唱上一两首。他们唱得当然比一般群众好多了，但是台底下的人等自己的歌心急火燎，要欣赏他们，恐怕也得有耐心，往往他们一开腔，大伙就忙不迭地去厕所。不过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他们会找“托儿”，在他们唱的时候送个花什么的，一般都是塑料花或者绢花。这种烘托气氛的花招，到现在还被某些电视台的使用。
当然，他们上台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让大伙欣赏，他们可以接受点歌，客人让唱什么就得唱什么，点歌得要花钱，花个10块20块，在那个时候已经算很多了，可也有花100块甚至更多的。还别说，歌厅里藏龙卧虎的真不少，我们有次在东城区少年宫的歌厅里玩儿，经理突然歌兴大发，上了台，可是出口不凡，一个人唱了个二重唱，男女声全包了，忽高忽低，阴阳搭配，闭上眼睛，真以为是台上在唱二人转呢。这一手让大伙叹为观止，我后来一直想练来着，结果发现不是谁都能把嗓子吊到五层楼以上去的。
K歌记忆（2）
除了歌手，穿插在K歌过程中的节目还有“蹦迪”，声音放得巨大，镭射灯乱打，大家就扭扭捏捏地上去乱扭一气。假装自己情绪高涨呗，装着装着，没准情绪还就真高涨起来了，就像男女速配，本来只是玩玩的，结果还真陷进去，成了夫妻。“蹦迪”的时候，有的人是真蹦，有的人只不过是摆摆样子，因为要在不嗑药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身体情绪突然调动起来还是有难度的。不过就是在舞池里溜达一下也是矫健的，镭射灯闪着，连一根木头，看上去都像是在舞蹈。那时候放的最常见的一首曲子是《我不是坏小孩》。前两天我买的《三里屯酒吧歌手合辑》里还有这首歌：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坏小孩，也不是你们说的虚伪的坏小孩，我的想法已经超出你们的时代……好久以前我的脾气就这么坏，好久以前我的PARTY就像现在……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K歌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单一歌厅，当时K歌刚兴起来，好多人都不好意思唱（不像现在有人张嘴跟驴似的还当麦霸），我们几个喝高了的家伙就跑上去唱《一无所有》。平时这歌唱得挺熟的，可在歌厅一张嘴就懵了，因为音箱冲着观众，我们在台上根本听不见调，结果一首摇滚给弄得稀里哗啦，台下的人直嚷嚷“下来吧”。
第二次是在贵州开个笔会，有个作家老陈，晚上特想去唱歌，于是我、老陈、老孙三个人溜到当地歌厅里。老陈一进门眼就花了，因为贵州的姑娘都特漂亮，而且那时候没有小姐，人家都是真来唱歌的良家少女。在整个唱歌的过程中，老陈就和一美女聊天、跳舞、合唱，把人家逗得哈哈笑，全然不在乎歌厅老板的提示。结果半个小时后，老板跟我们说：“你们赶紧走吧，快出事了。”我们这才硬把老陈拽出了门。原来有人通知了美女的男朋友，我们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是十几辆摩托车围着呢。那群人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我们上了出租车。老陈还气愤地嘟囔：连正常的人际关系都没有了。
第三次是在西安。过年前夕，一个朋友承包的歌厅正式开张，我们都去捧场。当天歌厅里有个节目，就是要拍卖一美女歌手唱的歌，朋友让我们给当“托儿”。那首歌从58元起拍，开始无人响应，我们就一路哄抬，最后喊得兴起，自己跟自己较上劲了，一直把价格叫到了588。朋友一看，赶紧让人通知：“行了行了差不多了，这的消费水平没这么高。”我们才止住了口，好在有一个冤大头被我们激励起来了，一口喊到了888元成交，要不这钱还不知道让谁出呢。
那个时候K歌，不像现在这么自我随意，不过也有一种别样的热闹，慢慢大家脸皮就厚了，不在乎自己唱得好不好，也不怕当众露丑了。这为后来我国的K歌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还有一点得说的是，那个时候的歌厅没有通宵营业的，一般在晚上10点半以后随时就会关门。《友谊地久天长》是所有歌厅嘈杂热闹营业时光的结束曲。不管你兴致高不高，情绪发泄没有，酒劲过去没有，只要一听到“老朋友怎能忘记掉旧日的好时光……”旋律响起，你就知道，该散场了。
吃冰棍
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冰棍儿，花样也多。比如有一种叫“绿舌头”的，拿到嘴边舔啊舔，那叫一个暧昧。我这样的老胖子，肯定是不好意思在大街上吃的。
好多年前，办公室里有人买了一个巨大的“千层雪”，那么厚的奶油，上面撒着巧克力末。拿小刀分给大家吃，一人一小块，吃完了想，不行，我得独自享用一次。下了班以后，直奔商店，买来一个大包装，躲在家里吃独食，那叫爽。我这人吃东西就是有个毛病，护食，好吃的从来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偷偷吃干喝净才是最高境界。
后来吃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花花绿绿的冰棍我什么没见过啊？所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往往买一大包往办公室一放，自己却不一定吃。冰棍太多了，每年都有新品种出现，仿佛汽车出新车型，如过眼云烟。直到有一天，我吃到了一块分量十足的奶油冰砖，这才又提起对冰棍的兴致来。
那是一个冬天，我本来是要在小卖部买方便面的，突然就看见冰柜里码着这些冰砖，我立刻就想起小时候，曾经吃过这样的东西。那是用很薄的硬纸包着的，撕开外包装，里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半透明油纸。冰砖不是很甜，头一口咬下去的时候还挺硬，但越吃越有味道，越吃奶油味儿越浓。到了后半段，冰砖开始融化，滴滴答答的，往往弄得满手满脸都是，甚至会让人情急之下把包装纸也吞进嘴中，可是那个时候，也是味道最好的时候。最后吃完，还要依依不舍地把纸和手指头舔干净，再像猫一样心有不甘地舔一遍嘴唇。
往事历历在目，我几乎要崩溃了。于是立刻买下冰砖，然后飞似的把车停到楼下车位中，坐在车里，看外面漫天寒风，独自复习了一次小时候的功课。
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奶油冰砖绝对是奢侈品，一般的大众冰棍，就是三分钱的红果、糖精或红小豆冰棍、五分钱的巧克力或奶油冰棍。总在想，要是再能吃到这些就好了。
真是天遂人意。这些冰棍现在都重新出现在冷饮柜台里，只不过个头都比原来的大些，价钱要比原来的贵不少。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这种东西。比如大红果，我很喜欢买一堆放在冰箱中，像一个老财主守着一堆珠宝一样满足地看着它们，然后在半夜三更被蚊子咬醒的时候，拿一根坐在沙发上嘬。还有红小豆与巧克力的“非你不渴”，几乎是小时候冰棍的翻版。特别是巧克力，有的冰棍中什么料可能放多了，有一点苦，甚至有一点辣。以前要是遇到这样的冰棍，没法退换，只好自认倒霉。可现在要是遇上了，反倒有一种亲切感。最重要的是滋味，那种记忆中的滋味。
有一种说法，人小时候习惯吃什么东西，长大后就一直惦记着那个味道，因为人的胃也是有记忆的。我想，这种记忆可能一辈子都抹不掉了。那些把以前的老冰棍重新“开发生产”出来的人们，恐怕也是有着这样的记忆的吧。
巧克力
小时候很少吃到巧克力，那东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奢侈品。
记得最常吃的一种，长方形，大小也就是半个火柴盒，锡纸包一层，外面再加上有图案的光滑彩纸，印的是猴子老虎等等动物图案。每次顶多能吃到两块。要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从彩纸中推出来，剥开锡纸，展平，再把它放到嘴里，感受滋味。这些事都是用双手干的，像一个仪式。当然，锡纸和包装纸都要夹在书本里压得整整齐齐。这种巧克力让人印象深刻，可我总共没吃过多少，那些经年攒下的包装纸也就二三十张。
还有一种，是小小的半个球形，散装，上面有螺纹图案，味道要淡一些。现在的超市还有出售的，只不过分成黑白两种。
不过在巧克力上，我还是能有些特殊待遇的，原因是我老爸是空军。当然他不飞，可他的哥们中有很多飞行员。这样，每年我妈带我去探亲的时候，我都能吃到专供飞行员的巧克力——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巧克力。长长的一条，只包着一层金色的纸，没有任何标记。咬一口下来，真香啊。
那些飞行员很辛苦，如果家属随军，每天执行任务下来后，先
要给家人报平安，要是回去晚点就会引起家人的严重焦虑。但多数人家属是不随军的，所以他们就把组织发的巧克力给我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带我去吃飞行灶，也就是给他们单开的食堂，那里的每道菜里好像都有肉，类似于后来的小炒一样。
再后来，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巧克力增加了。比如有了用小网兜装的杂拌巧克力，什么颜色包装都有，有像足球的，也有像鸡蛋的，花花绿绿。有一次，我居然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这么一兜，非常得意。不过吃起来，感觉就是一个甜，浓郁的味道都没了。再后来，就开始流行品牌的巧克力，什么“金帝”之类的，和现在差不多了。不过当时仍然很少吃，“奢侈品”的概念总是深埋在心里。
工作了，挣钱了，对小时候缺失的东西，总想给找补回来。比如我小时候上美术组的时候，总想弄一套《芥子园画传》，可当时买不起，就在书店里眼巴巴地看着，最多翻一翻。后来一发工资，还真就去买了一套，但搁在家里，却没有以前翻得勤了。
吃的更是如此。我尝试了各种巧克力，不是为了研究当行家，就是为了吃。有一次买回一个巨大包装的家伙，好像一个大本子，就抱着它边看电视边掰着吃，一晚上竟然吃完了，结果第二天嘴上就起了包。
在所有巧克力中，我最喜欢有果仁的，其次是纯黑的，最不喜欢的是夹杂葡萄干的。葡萄干和巧克力都是好东西，可裹在一起吃，就没有相得益彰的感觉，反而是互相拖后腿。
有一次去我一个大学老师家送东西，他就招待我吃巧克力。老师生活很讲究，巧克力也是自制的。一块放嘴里，真是浑身舒坦，果仁很多，味道也浓。赶紧请教怎么做，老师很得意地说，先把果仁砸碎了，放在一个大盘子里，然后把巧克力（就是去超市买的便
宜散装的那种）在烤箱里化开，把黏稠的汁液浇在果仁上，晾干，就成了。
早知道的话我也就这么干了。这么简单聪明的法子，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老师，就是老师啊。
小人书
没有电脑、没有DVD的时代，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买小人书，也叫连环画。那种小书很朴实，64开，统一装帧，一套48本的《三国演义》。每本几分钱到两三毛钱不等。
《三国演义》的大书，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看了一遍，磕磕巴巴的，连蒙带猜，觉得没有《水浒》写得好。《水浒》有江湖英雄气，直来直去，可《三国》没有。《三国》的英雄气是附着在计谋上的，而且文字也比《水浒》古董。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三国》，排第二已经不错了。所以，当我看到同学手里有一本《三国》的小人书的时候，决定攒一套。
那时候的小人书，不像现在，一套一套就在书店放着。当时是今天出一本，明天出一本，然后就没音信了，再过一个星期又出一本，完全没有规律。其实攒小人书的乐趣也在于此，因为能勾着人天天去书店。
我能保证天天去的是朝外大街的书店，去之前心里还特兴奋，希望今天能有新书，那感觉就跟现在彩票即将开奖差不多。另外，每周能去一两次的是王府井书店。那可不是坐车去，因为我要买书，所以得省钱。于是就走着去，从日坛路穿雅宝路，过朝内小街，再进金鱼胡同，就到王府井了。我走这趟路速度非常快，最快的一次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去那里，看了书，有就买，没有扭头就往回走。那时候的书店也不开架，我就趴在柜台上瞪大眼睛仔细瞧。频繁去书店，大人们还觉得我是爱学习呢，其实我就是去攒小人书，跟攒邮票一个意思。
我经常得去菜市口那边的医院去做近视矫正，结果发现，菜市口书店的小人书更新非常快，他们那里的新书上市一个星期了，别的书店还没影呢。这让我很有在同学前炫耀的资本。毕竟班里没人和我一样，总去菜市口。
《三国》这套书，出得还特有个性，不是按照顺序来，而是想出哪本出哪本。攒了一年多了，连最后一集《三国归晋》都有了，可中间那本《擒孟达》还是没消息。这可真让人着急啊，书不成套，怎么叫收集呢？其实我还差一本，《跨江击刘表》，那是因为我攒得晚，那几本最先出的没买到，以后踏破铁鞋，再也找不见了。于是我就跟同学商量，想从他手里买。他说这好办，你把《擒孟达》拿来，我跟你换。我仿佛捡了个大便宜，天天留心。有了《擒孟达》不就全有了吗？结果有一天，我终于买到了。
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兴冲冲地到同学家，拿一本崭新的《擒孟达》换了一本破旧的《跨江击刘表》，然后飞也似的从楼里跑出来，一出门就摔了一跟头——几个小女孩在门外跳皮筋，我注意力全在书上，加上天色已暗，吃了一记绊马索。
我攒小人书可不是为虚荣，我是真喜欢，上课看睡觉看，闲的时候还要描摹。我们美术老师说，画小人书一晚上能挣辆自行车呢。我就参加了美术组，跟我妈说，赶明咱一晚上就能挣辆自行车。说得家长那叫一个欣慰。
可攒着攒着，问题来了，我们班同学不知道从哪淘换出一本文革前的《三国》连环画来。那开本比我手里的要大。他还跟我说，正规的《三国》连环画是60本一套，比如《安居平五路》新版的就没有。我就傻了，不知道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等后来长大了，重新看《三国》才反应过来，原来那些故事里有封建迷信，夸大了诸葛亮的本事，就没了。可见当年审查制度之严。
我相信出版社是意识到这样的连环画能挣钱的，很快《水浒》、《说岳》、《西游记》、《红楼梦》等套书层出不穷，特别是《西游记》，不同出版社出了好几个版本，都不知道攒哪个好。萝卜快了不洗泥，画的质量也够差，特别是《隋唐》，好像是四川出的。那时候我们上美术组已经颇有心得，觉得他们画的也不过如此。几个同学商量后，就给出版社写了封信，很委婉地表示，我们可以画，甚至不要报酬都行。编辑也够有趣，居然回了封信，告诉我们，学生的主要精力还是得放在学习上。
好多年过去，翻开那些小人书，就觉得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气场。那感觉真是美啊，我想，等我老了，不用劳动了，这些小人书就可以陪伴我打发无聊的时光。现在，《三国》的连环画开始成套卖了，60本一套的。我在书店看见，差点就买下来。可拿一本翻翻，又感觉有些不是滋味，犹豫片刻，终于还是没买。整套买哪有攒的好看啊！
文化衫（1）
那天看羽毛球转播，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早年间李玲蔚那拨女的打羽毛球的时候，穿的好像不是现在的这身衣服。那时候羽毛球服装没这么性感，不穿短裙而是短裤，上身也不掐腰，是一件宽大的翻领T恤。男运动员的服装也不像现在这样紧绷在身上。
总之，当年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熬了大半宿拿下汤姆斯杯之后，第二天羽毛球服就风靡大街小巷。白色或者蓝色的短袖套头小褂，上面斜斜地印了些图案。
这些衣服大多来自秀水街，几块钱一件。当时人们还没有那么强的名牌意识，即便是很神似的服装，似乎也没有牌号。在此之前，T恤这个词似乎都没有，印象里无论男女大多穿一件大背心，外面罩件浅色短袖衬衫。一出汗的时候，里面的背心清晰可见，仿佛现在的透视装。羽毛球服，的确是领风气之先的T恤。
再后来兴过一阵“文化衫”。就是圆领衫上印点俏皮话，比如“别理我，烦着呢”，或者“我饿，我渴，我穷”什么的。这文化衫也算不上多有文化，是靠服装谈心情开玩笑的小发明。卖文化衫最火的地方是西单的劝业场，当然这市场早就没了，现在变成了一片建筑高低错落的广场。文化衫上夹枪带棒的小语言也让好多人不舒服，报纸上大多是批评文章，说那些话太低俗。
有些大胆的女孩穿英语的文化衫，上面写着“I’m a funny girl”或者“I’m a play girl”，自己也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好像还有老外看了，就主动上前搭讪，结果遭了白眼。这些衣服大多质量不怎么样，洗几遍以后领口就懈得不行。好在价钱的确不贵，一般也就五块十块的，人们不是特在乎。
文化衫似乎对了企业的胃口，很快就有公司在文化衫上印上自己的名字标志，当礼物发给大伙。于是很多人穿着免费的T恤招摇过市，没几天满街都是LOGO。后来有人觉出不对味，凭什么我穿衣服给别人打广告啊？干脆不穿了。这么新的衣服就闲置，老人们看着心疼，就拿来穿。经常可以看见一个光头老爷子摇把蒲扇在路灯底下聊天，身上的衣服则写着“某某进出口贸易公司”。
直到“真维斯”和“班尼路”这样的店出现在北京街头，人们才逐渐对T恤衫有了名牌意识。不过受文化衫的影响，大家一时扳不过来爱开玩笑的习惯，把这两个牌子称为“真委琐”和“办你了”。从此以后，苹果、耐克、阿迪、李·库珀什么的才逐步推广开来，假名牌也如雨后春笋般泛滥。从此以后，时尚小男女们才眼界大开，紧追慢追地追上了世界时装的脚步。也正是从此以后，小褂叫卖几百元的年代开始了，介绍服装品牌的时尚杂志也走上街头。
到了今天，穿名牌小褂已经成了件奢侈的事情。在一个年轻家庭里，如要节省，经常是女人要穿真名牌，男人则可以瞎对付，因为穿也穿不出好来。我一哥们就曾经不忿地讲：“昨天我带我老婆逛了一大堆品牌店，大包小包地拎着。走在街上她看我不顺眼了，说‘你也得打扮打扮’。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果不其然，她领着我，直接就奔了雅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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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橱记忆
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这次买了好多件。以至于我走在商场里、或者刷卡结账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快感。我知道女人为什么喜欢购物了，购物的确能让人忘掉烦恼，甚至忘掉饥饿。我就把中午饭忘了，专心致志，乐而忘返。
文化衫（2）
头天翻检衣橱里的衣物时，也想起了很多事。比如，我有一条“花花公子”的牛仔裤，这条裤子到现在还特别皮实地服役。想当年我在成都，和一帮朋友打牌赢了钱，请客吃饭完毕，就在春熙路的店里买了一条。当时也不是多么需要这条裤子，可心里想，还不趁着高兴就买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街呢……弄得帮玩牌的兄弟脸色都绿了。特别奇怪的是，那时候我还瘦，却很有远见地买了条肥大的仔裤，所以现在我还能穿它。
这是我买的最后一件牛仔，让我永远记住了牌桌上的那次大捷。
有时候淘换衣服，是有意外之喜的，意外得几十年都还不敢相信。比如说我吧，原本是一个坚决的环保主义者，从来不穿皮草，而且还总觉得，几千块钱的皮草穿在身上，老有种损人不利己的感觉。可有那么一天，我一个人在西单购物中心闲晃，突然就发现一件皮大氅上的标签，写的是248元。我摸摸，没错真皮啊。那是怎样的一件皮衣啊，特别厚重，长及脚面。我立刻把服务员叫过来，问她是不是就248元。她很认真地核实了价签，肯定地说：没错。环保主义的信条就在那一刻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可见，物质的威力是多么巨大。
想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那件皮衣现在就货真价实地挂在我的衣柜里。那阵，有同事送了我一双美军骑一师的军靴，我就脚蹬军靴，身披大氅走在街头。那感觉，好像就是缴获了敌军装备的八路军。我想，恐怕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件皮草了。因为后来我再去商店，即使有意去看皮草，都觉得是那么不值。
还有一套保暖内衣，那也是很有故事的。我一向不喜欢在冬天穿得臃肿，就一直在寻找一种管事的保暖内衣，那天还真让我给找到了。厚厚的，摸着就那么扎实，感觉有好几层。这么多年的冬天，我就一直穿这个，别人乍一看我，都觉得我火力特壮，数九寒天穿一衬衣就敢在外边晃悠。其实我知道，都是那套内衣在给我撑着呢。不过内衣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不吸汗，万一热了，再让小风一吹，“飕飕”的。我为这事儿感冒了好几回。
后来看报纸，说有的厂家，在保暖内衣的夹层里放了一层塑料膜（一说保鲜膜），这样暖则暖矣，对人却并无好处。我仔细一捻，还真是有嘿。心里就暗骂这样的破衣服还敢拿出来卖几百块钱，我说怎么后背上净长包了呢。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穿在身上，就是温暖，就是比羊绒的、纯棉的更实用。孤独的人，应该穿得暖和一些，至于穿的是塑料还是石油化纤，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不买衣服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因为不怎么打理自己，就显得对很多事情不在意，似乎很坚强。可是，乱七八糟地过下来，越过越觉得没意思，硬撑着，仿佛自己在标榜什么——其实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不前卫，有时候还挺瞧不起前卫的。既然不前卫，那不修边幅就是个脏。所以一到假期，突然就想去买衣服。
告诉大家，不带女人，自己一个人去买衣服，滋味很不错。人家一看你就知道你是真想买，跟人家砍价，也完全不必顾及面子。
有时候也在想，以后要是真的带女人去，就由着她性子随便挑随便试穿。舍不得买没关系，逛完先让她回车里，自己说要去卫生间，折回头，把她摩挲过的所有衣服打包。
买的其实不是衣服，买的是心情，那一天的心情，未来好多日子的心情。
坐火车
好久没出门，也就好久没坐火车了。这次跟单位的同事出去“旅游”，终于上了火车。人多了坐飞机不好玩，坐火车可以东拉西扯聊天逗咳嗽，夕发朝至，一觉就到了。在哪儿睡不是睡啊，火车一晃悠，没准睡得更香。
上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吴尖刀坐火车去青海。那时候条件没这么好，坐的是硬板。人多空气浑浊，俩人又无聊，只好趴小桌板上睡觉，一觉醒来，想抽烟，却发现桌子上的打火机不翼而飞。吴尖刀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必须严格看管行李。在火车上，什么都是可能丢的。”
所以多了个印象，火车上会丢东西，看了《天下无贼》后，这样的印象就更深了。
所以养成习惯，手机钱包香烟打火机一律揣在身上，睡觉时塞在枕头下面，要表现得像个守财奴一样，这样就不会被偷了。
除了对随身细软仔细惦记以外，还有一件惦记的事情是上厕所。火车上厕所小，要去得排队，而且进站的时候不能使用，这就很麻烦。我是一个很谦让的人，站在过道里抽烟，抽烟的地方和厕所还有两三个人的距离，这样就容易产生误解，别人根本不认为我是在排队，老站到我前面。好在我有耐心，踏实等，最后终于等到了，火车也进站了，乘务员把厕所一锁，彻底绝望。那一站叫丰润，我就是这么记住了这个地名。
除了上厕所，吃饭也是个问题。我那趟车是晚上7点左右开车，和同行的老张商量，路上吃饭吧太张皇，干脆还是去餐车吃吧，边看风景边进晚餐，没准还能见到李冰冰那样的美女抢冰块呢。老张几乎都要被我说服了。可到了火车站，突然间一股不祥的预感冲上心头，我还是和老张进了快餐店。果不其然，开车一问，我们这趟车没有餐车，也不做饭。可怜另一位同事，匆匆忙忙上了车，发现自己要挨饿，那叫一个郁闷。好在火车上卖方便面（只有两个调料包，据说是火车专用面），他就这么凑合着打发了自己的肚子。
老张对夕发朝至颇有微词。他特立独行地认为，在大多数火车夕发朝至的同时，也应该有朝发夕至的火车，尤其是我们这列要经过风景区的火车。这样在路上不仅能看到风景，还能取消卧铺车厢，既多拉了人，又节约了钱。我头一天只睡了三个多小时，打着瞌睡对他表示了赞同，也觉得做什么都不能一刀切，然后就想起我丢打火机的事情来。像我这样缺乏火车锻炼的人，不知道是否能扛得住白天坐车——那还不如坐飞机呢。
火车有一点和飞机逐步接近，就是乘务员的打扮。她们穿上好看的制服裙，像空姐了。可有一点还是和空姐不一样，她们总还是爱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人，比如窗帘掉了，她会问：“谁把窗帘拉下来了？”其实不是拉的，是那窗帘一蹭就掉。当然了，最让她们具有权威性的，还是那把能开厕所的钥匙。有时候我想，我要是能有一把开厕所的钥匙该多么好。
返程的时候依旧是火车，早晨六点一过就进北京站。睡眼惺忪的人们天蒙蒙亮就排在厕所前，盼着在回北京之前把自己弄爽了。我排着队，更加佩服有人能在东方快车上做出那样复杂的谋杀案来。要是我，早被憋得五迷三道，谁还有心思作案啊？溜溜站了十分钟，乘务员姐姐已经拿着钥匙出现了，而我前面还有三四个人。我咬了咬牙，下决心不给首都环境添堵，于是很悲壮地转身离去。就这样，我带着旅游的快乐和胀得发紧的肚子回到了北京。
出站的时候我一个劲地念叨“有道理”。老张问我什么有道理，我说：“还是朝发夕至好，至少上厕所能从容得多。”
雾灵山闹妖记
那年我们是坐火车到雾灵山下的兴隆县的，之后搭驴车进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开始爬山。同行的是一个系的同学，包括吴尖刀、宋大脑袋、老东子、盗马贼，还有老猫（这名字跟一群土匪似的）。最像去爬山的是吴尖刀，戴个帽子拿把重剑，说是爬冰瀑用；最不像的是我，穿着肥大的裤子，走的时间长了老往下掉，得提着。
我们到那里是四月中旬。当时的雾灵山不像现在，还没有开放，所以我们算是野客。走在上山的大路上，刚开始小风一吹十分惬意。于是大家得意忘形，唱歌打趣。吴尖刀说这山上有豹子，所以我们还花了一定的时间找豹子的脚印，没找着。兴高采烈之余，宋大脑袋跑在了最前面，扯开嗓门，好像是唱《光阴的故事》吧，反正唱着唱着突然就没声了，人也站在路上不动。
当时宋大脑袋摆的姿势十分有趣，左腿直立，右脚抬起，双臂展开保持平衡，乍一看是白鹤亮翅。我第一反应以为他要拍照片呢，结果往下看，他抬着的那只脚下面竟然盘着一条黄灰色的蛇——那是北方山区常见的蝮蛇啊。敢情是天气好，蝮蛇也跑大路中间晒太阳，宋大脑袋差点没一脚踩上去。
当时年轻，不知道害怕，但反应比较快。我们捡起路边的石块树枝，劈头盖脸向那条蛇打过去。蛇吃了一惊，一溜烟钻草棵子里不见了。宋大脑袋良久才把脚放下，脸色苍白。
接下来，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宋大脑袋真的被蛇咬了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山上有治蛇伤的大夫，但人家住山顶，按照我们的计划，是下午登顶，所以不存在送宋大脑袋去急救的可能。吴尖刀表示可以为宋大脑袋吸吮毒血，他们俩关系非常好，除了是同学，还认了亲家。吴尖刀说要把自己的女儿“无法弄”嫁给宋大脑袋的儿子“送上门”，当然是期货，这俩孩子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没影呢。
第二个意外出在我们登顶后下山的路上，那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还下了雨，经常有飞石从山上滚下来。我们抱头鼠窜，才按计划赶到山腰的接待站过夜。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大通铺，是个火炕。只是给我们的煤不行，全是渣子粉末，而且还被淋湿了。晚上哥儿几个又冷又潮的，哪儿睡得好啊？
吴尖刀是有旅行经验的人，进门就瞄上了院子边上的煤堆。半夜三更，我和他拎着脸盆出来，一盆一盆地往屋里运煤，然后就是烧炕。这活以前没干过，所以大家都想试试，呼哧带喘拉风箱，乐此不疲。炕火熊熊，人欢马叫，睡觉倒成次要的了。大家一直折腾，直到躺在炕上的老东子哼哼起来。他说：“别烧了行吗？”
是不能再烧了，那炕都烧成炮烙用的大铁板了，往上一躺，那叫一个烫。大家上炕，两三分钟就得翻身，用行话来说是“烙大饼”。
可能是因为没睡好吧，第二天早晨我竟然便秘了，但还要走一天山路，必须得轻装，不能凑合。干什么都得要行家，上厕所也一样。吴尖刀告诉我，人有屎穴，具体位置在肚脐眼向右侧两指宽
（他在那用圆珠笔画了一点），再由那个点向下三指宽（又画了一圈），然后用手指狠狠一捻。我将信将疑之间，忽觉天崩地裂，直冲外面一片开阔地。为什么要去开阔地？因为压根没有厕所；不怕被人看见么？不怕，因为雾灵山的雾起来了，伸手不见五指，我自己都看不见我自己。厕所上得腾云驾雾，恐怕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
那个点穴方法我后来给很多人试过，成功率在80%以上。不成功的，可能是因为圆圈画得不圆。
第三次意外出在下山的路上。下山是从另一侧走的，没有大路，所以一度我们迷路了。后来我们翻越了一座山脊，终于看到了山脚下的公路。众人无不欢欣雀跃，除了我。
我不高兴是因为我的鞋断了。要说这双鞋还是我专为爬山买的，一双10块钱，十分轻灵。谁想到地摊货那么不靠谱，一座山没爬完，右脚那只就从中间断成了两截。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袜子把鞋绑在脚上，像个伤病员。从那么高一座山下来，可把我给累坏了，就盼着早点赶到密云的曹家路镇，那有商店，什么都好办。
在大路上，我们问一个老乡，到曹家路还有多远，老乡说，不远，还有六公里吧。
那也就是一个小时多点，我们向前走去，憧憬着到曹家路后要吃顿好的。可走了俩钟头，人还在山里。再问一老乡，曹家路还有多远，他说，不远，也就二十里地吧。
我简直无语了——向前走了半个小时，问第三个老乡，曹家路有多远，他说，不远，十五公里。
不是我们走错了方向，而是老乡们的距离感，实在是太没谱了。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坚持着，结果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到了曹家路。那心情，就是红军到了陕北一样啊。
商店里的鞋，再便宜也得二十多块钱。那时候我是学生，心疼
啊。不过盗马贼眼尖，看见门口路边扔着一只黄色皮鞋。一定是有人买了新鞋，旧的不要了，可惜只有一只。
一只就管用，更何况还是右脚。我就是穿着那只黄皮鞋回到北京的。
我与唐山大地震
事后想起来，多少有些蹊跷，也许是地震前兆吧。那天下午，忘了为什么和家里人生了气，然后就跑到楼下的自行车棚转悠，前后不过一刻钟的时间。回到家里，就莫名其妙发起了高烧。
那时候我在上小学，刚放暑假。当天夜里被送去住院，第二天早晨醒来，还跟医生说：“一放假就住院，多亏啊。”
烧一夜就退了，但还需要住院观察。问题就出在这观察的一天里。在医院的第二个晚上，我梦到了坐火车，咣当咣当的，紧接着就听到“啪”地一声巨响。半梦半醒之间，病房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小护士站在门口，大喊着：“同学们，快起来，地震了！”
一帮小孩完全不知道害怕，慢条斯理地穿衣服。护士姐姐急了，冲上来一个个地帮忙，最后清点了人数，便带着我们鱼贯而出。这个时候才看见，刚才那声巨响，是挂在墙上的领袖像掉在了地上，碎玻璃一地，还有一盒温度计也摔得粉碎。楼道里完全变了样，墙面已经露出了黑糊糊的水泥，而白色的墙皮则厚厚地堆积在地上，踩上去软绵绵的。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历险经历，几年后才完全明白，在那一瞬间，几十万人正面临生死浩劫。
我们住在院子中间的临时帐篷里，天亮的时候，下起了雨。医院依旧开了早饭，护士姐姐一个个登记大家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还有什么东西落在病房中。然后，他们又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病房，清清楚楚地把大家的东西拿出来。接下来，就忙着到处打电话，找家长来接我们。接着接着，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爸爸当时还在外地，我妈妈带着我弟弟在家。地震的时候，她带着两岁的弟弟跑到楼下自行车棚中，把孩子交给邻居照看，自己回楼上拿东西。我弟弟可能是兴奋过度，倒骑在一把小木椅上玩“骑马”，结果椅子翻了，眼白划了口子，出了血。当时我妈妈肯定是手足无措，带着我弟弟到门诊部看眼睛，把一切都搞定的时候，才想起在医院里的我。
东找西找，我妈居然找到了一辆吉普车，就是去医院接人的。她央求人家半天，人家才答应到医院找找我。就这样，黄昏时分，我搭上了回家的车。车上全是陌生人，可当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楼是住不得了，于是我们大院就动员所有的家庭在操场上挖防震棚。说白了，这棚子就是窝棚，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大坑，大约有一个成人那么高，上面斜搭着竹席顶棚。我最喜欢的，是大人挖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楼梯，可以从地面下到坑底。大院里放电影的操场上，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满满的窝棚。我妈妈一个人干不了这样的活，就把工厂的同事叫来，坑也挖成了。
那个暑假我简直是玩疯了。和院子里的小孩们一起到处挖鸡鸟猴（就是蝉），抓蜻蜓，在大片的蓖麻地里乱窜。平时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可现在没人管了，那还不由着性子来？
当然，我从小就属于好静不好动的人，很多时间还会搬把凳子，安静地坐在阳光下，看一会儿书。我看的竟然是“供批判用”的《水浒传》。读书的直接结果，就是我把一百零八将画了两副扑克牌。牌是用挂历纸的背面画的，用面糨糊糊了好几层，还是有点软，但并不妨碍我向别人炫耀。后来，我可以给我弟弟大段大段讲《水浒》里的故事，也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再后来，我开始组织邻居家的孩子在废弃的棚子里拜把子，一人一个木棍，模拟故事里两军交战的场面玩打仗。
这种逍遥的情绪贯穿了那个假期，一直延续到开学。我们竟然在竹棚中上了很长时间的课。那棚子盖在一个花园里，四面用苇席围着。因为眼睛近视，我被调整到前排，居然和我第二喜欢的女生同桌（第一喜欢的眼睛太好，坐到后排了）。我们两个一对视就笑个不停，弄得老师都莫名其妙。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一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那一年的大人们很痛苦，可孩子却有着自己的世界。
从邓丽君到……
80年代的主流舆论曾经反对过什么？说起来也相当有趣。
印象最深的是反对“靡靡之音”吧。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有印象，比如，学校里曾经疯狂地收缴邓丽君的磁带。当时没有MP3，也没有WALKMAN，比较新潮的是砖头录音机，只能放进去一盘磁带，音质还特别差，勉强能听出曲调，歌词都听不清楚。所以同学们之间经常互相帮助，把歌词记下来，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
校长在广播里说，每个同学都要上缴邓丽君的磁带。我想起我妈老在家听，就回去打算要两盘，我妈这叫一个舍不得，跟我絮叨：“你们老师吃饱了撑的吧？这歌怎么了？”
这歌没怎么，只不过有《何日君再来》，据说是李香兰在抗战期间唱的，消磨了抗战军民的斗志。现在不抗战了，但仍然能消磨青少年的斗志。所以，必须予以没收。当然，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不会料到，邓丽君竟然成了全球华人的标志人物。她去世这么多年，依旧有无数人喜欢她，包括我妈，还有我。其实，我就是从没收她的磁带开始，听她的歌的。
不让听，自然也不让唱。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说中学生唱那些港台过来的流行歌曲，会分散精力，影响学习，会阻挠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于是大家都十分小心，怕在学校不小心唱出来招麻烦，会被教导处主任叫去谈话。那唱什么呢？当然是唱适合中学生唱的歌了，比如“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什么的。于是就有人写了首“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心哼哼还得东张西望”，一下子在学校流行开来，那算大陆最早的流行歌曲吧？歌词只是抱怨，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来，一句犯忌讳的词儿没有，没法没收。后来我看“超级女声”，主题曲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登时就想起那首东张西望来，不由得百感交集，时代真是进步了啊。
在学校里谈恋爱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别说学校了，走大街上拉个手接个吻也不成，那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较极端的例子，当时有张报纸登了篇科普文章叫《接吻有益于健康》，结果捅了马蜂窝，编辑又是检讨又是撤职的。要搁现在，算什么呀？最有趣的是，我们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是日本拍的《火红的第五乐章》，好像是讲音乐家的什么事儿，结果里面有一场裸体钻被窝的激情戏，没剪太干净，人家还是在被窝里长长地接吻了，看得大家心醉神迷。那是我头一次见到激情戏。可见当时社会的生动；一方面严防死守，另一方面防不胜防。
对服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谁要是穿喇叭裤或者牛仔裤，那就不是好人。原因很简单，这两种裤子比较紧，穿上就显出屁股的线条来。那个时候谁知道“性感”这个词啊，就是觉得穿着好看，不让穿也穿。大街上牛仔裤搓堆儿，10块钱一条，好多都是黑心商人进的旧服装，那也抢着买。有的女生穿牛仔裤招摇过市，到了学校附近的公共厕所，就换成普通裤子。放学再经过那个厕所，再穿回来。
迪斯科是报纸上经常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对象，原因同样是屁股。老同志们的反对声尤其高涨，因为小男女们的屁股实在刺激得他们受不了了。不过他们说他们的，该跳还得跳。特别有戏剧性的是，后来年轻人迷摇滚去了，老头老太太们居然大街小巷跳起了迪斯科，甚至还因此出现扰民事件。真琢磨不透他们的思想是怎么转变的，前后也不过四五年的时间。
这些过去的事，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话语权的所谓主流舆论，并不一定是对的，他们的观点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有时候几年的时间，就会证明逻辑上的荒诞。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年代。那是一个万物蓬勃生长的时代。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还是在成长啊。
月饼
不知道月饼这东西是谁发明的，反正最开始的时候没吃出它的好来。那是因为当时它的皮太硬了，怎么也咬不动。记得报纸上有一幅漫画，说月饼的事儿。画着一个老饕，拿一块月饼无从下口，最后急了，捡一板砖砸月饼，结果砖碎了，月饼还是没砸开。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月饼的皮越来越软了。有一年中秋，我们同学搞活动，竟然买了一块巨大的月饼，大概有现在的标准奶油蛋糕那么大，大家那个兴奋啊，好像那一晚上就为了吃它而来。可是，说句实话，还是不好吃，里边的馅太甜了，掰下一小块尝尝，就顶了。印象里，酒喝了不少，那块月饼吃了一半还不到。大家感叹，哎呀，粮食啊，却没人再动手。
再后来，薄皮大馅荤素搭配的广式月饼隆重出现在北京市场上，吃了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月饼。我在这种月饼中吃出过蛋黄、火腿、莲蓉等等物什，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油多。那油从月饼里渗出来，手捏上去还有点滑，透着生活是那么宽裕。还有一点，广式月饼包装上的广告语言简意赅，比如写着“纯正莲蓉月”，那个“饼”字，却是无论如何不肯加上的。后来想想，也说得通。月饼不就象征月亮吗？语言这东西，也就这么回事。有包装，总比放在柜台里、混同于普通点心的北方月饼和苏浙月饼要强吧。
大约是1994年吧，那年中秋节的下午，我还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电话，是个唱片公司的女孩，说是有急事，让我立刻到楼下马路边来一趟。我满怀好奇地下楼，远远看见她骑着个自行车过来，把一个大纸袋子塞到我手里，说：“中秋快乐。”我以前没受过这待遇，当时心里一酸，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抱着大袋子上楼，和同事分里面的月饼，一边嚼着，一边在嘴里喃喃地说：“瞧人家这细致，瞧人家这公关。”
拿月饼搞公关很快就普及了，过中秋的时候，单位也总发月饼。月饼一下子成了最时髦的东西，直到那一年东窗事发，电视里报道有人拿隔年的旧馅做月饼，好像还是个名牌。
不过这并没有打击月饼的升级换代。月饼这玩意，越做越张狂了。比如有一次我就在超市里看见标价好几千块的月饼，盒子里还放了瓶洋酒，还有一套金碧辉煌的酒具。真是开眼了。听说过“饺子就酒”的，还真没听说过“月饼就酒”。
我认识一个小妹，人家是五星级酒店做宴会销售的，可每年一过五月末，就张罗着卖月饼。酒店自产月饼，动员全体员工销售，每人还有定额，每年的销售任务，好像有好几千万。掐算一下这数字挺吓人的，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得上千盒。有时候想，卖这东西比卖书卖杂志挣钱多多了啊。于是，整个酒店展开劳动竞赛，满城奔波不辞劳苦。顶着大太阳，白领小妹手提样品，出入于各个豪华写字楼中。几个月下来，人累瘦了，语速却是明显加快。
月饼本来就是个吃食，大家谁都没觉得它有多么多么好吃，我就从来没有像惦念肘子一样惦念过月饼。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食用的意义。可是现在，似乎全体人民都被这月饼架起来了。人就怕被架起来，比如说你家是五好夫妻，结果和老婆怄气的时候就真得注意形象；比如说你是劳动模范，那还真不好意思小病小灾就请假。比如说中秋节必须送月饼，那还真就得送，送了人家嫌烦，不送人家嫌弃。没人逼着谁和月饼较劲，可大家这劲还就真较上了。
上次过中秋，据说人们的月饼送得多，把北京市的快递公司都给送瘫痪了。我就在中秋节后，还陆续收到若干盒月饼，那是快递公司实在周转不开，才送晚了的。迟到的欢乐也是欢乐，这毕竟说明还有人惦记我。但月饼是彻底砸手里了。怎么办呢？我想出了方法是，每天把它当早点——不就是不吃油饼了吗？医生早就告诫我说不让吃油饼了。这一吃，就吃到年底，春节就快到了。我吃最后一块月饼的时候想，岁月如梭啊。
放炮过年
还没有禁放的时候，我就不怎么放炮。主要是小时候玩了次悬的，一枚小炮仗拿在手里，还没来得及扔就炸了。手疼了不说，耳鸣的毛病一直到现在。所以见了炮比较紧张，都绕着走。后来禁放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安安静静地过了几年春节，看晚会打麻将走亲戚，觉得假期漫长而无聊。
后来在外地过了次春节，还没到日子呢，就看见小孩在院子里放炮。去市场上逛逛，各种花炮让人眼花缭乱的，夹杂在年画、对联中间，颜色艳丽夸张，还感觉特别乱。恍然觉得，这样杂七杂八才是过年。闻着空气里的火药味道，渐渐又对放炮神往起来。
回到北京，住到郊区的新房里，远远在禁放区外面，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就看见夜空中升起大朵的礼花。那些花此起彼伏，色彩绚丽，顿时感觉走在一条黑夜里的锦绣大路上，心里可就发了飘，决心第二天去买花炮。
当时开发商们还没有把周围的村子夷为平地，村子里藏着好多花炮销售点。最气势恢弘的，是一家副食品供销社，在门口挂起了横幅，理直气壮地写着：迎新春花炮博览会。一进门，柜台沿着三面墙摆开，后面的货架上全是花炮，好像是进了个军火库。老板拿出纸箱来，各色花炮一个劲儿给我装。我说够了够了，他说：“这才多少钱的啊？周围新小区的人都买好几千块的呢。”
越是不让干的事情越想干，大家在城里憋坏了，搬到郊区，早就按捺不住了，我想，难免有点矫枉过正。我就见过在度假村里过春节的，把整箱的炮仗往火堆里一扔，劈里啪啦地听响，放炮中的紧张、期待都省略了。还有买了炮，最后自己含糊的，就叫服务员帮着放，自己远远地躲到角落里去了，捂着耳朵，甚至看都不敢看。
年三十天一擦黑，我们小区里就彻底炸了营，各色爆竹烟花齐上阵。到了夜里十二点更是达到了高潮，震耳欲聋，这叫一个欢实。一声炮响，还带着无数警报器一块嚷嚷。窜天猴麻雷子礼花弹轮番上阵，不由得你不信有人花了上千块钱。这个时候给住禁放区的朋友打电话拜年，根本听不清楚说什么，只好把话筒冲着窗外，来个现场直播，把他羡慕得直流哈喇子。再后来看见美军轰炸巴格达，老觉得这场面熟悉，想了一会想起来了，我们院过年时候就这样。
我也放炮，一般都是去外面空场。可别人却不像我有那么多顾忌，心里高兴就点上了。过完春节我一般得去修车铺补补漆，因为上面让鞭炮炸出了小坑。
有一次哥们儿跟我说，他们拉了一车炮，摆开架子刚想放，一辆警车开来了，车上警察下来说：“你们跟我走吧。”这帮人只好乖乖地开着车，跟着警车往远走，心说完蛋了，让人抓了现行。没想到警车开到一荒凉之处停了。警察下来说：“在这儿放，我看着。”哥儿几个这才明白，人家不是把他们往看守所里带。他们放着炮，小警察就在旁边站着，神情里是羡慕得不行。看他实在眼馋，有人说：“你跟我们一起放得了。”警察笑了说：“别腐蚀我了，不放。”等炮放完了，大伙才发现警车不见了。
逐渐地，北京城对放炮的限制放松了，卖花炮的多了起来，能放的地方也多了。大家逐渐觉得，放炮也是个平常事了。可就专有那么一种人，就怕天下太平，禁放的时候他嚷嚷开禁，开禁了他又觉得禁放好，一个劲地瞎折腾。其实，人的心理是有变化的，你这不让干那不让干，他就越想干，你让他干了，他就无所谓了。我们院今年放炮的劲头，就比往年差了很多，过了初一，基本上就和平时一样沉闷，没动静了。大家不稀罕了。
所以看着有人禁止早恋禁止上网禁止养狗禁止这禁止那，就觉得挺多余的。有的事，你不憋着大伙，大伙也就不那么想了。
谈恋爱
小李兄弟是广东人，干着一个让人羡慕的活，为他们公司的公关、业务常驻北京。一年中有一半时间迎来送往，另一半时间游手好闲。他在一个四星级酒店公寓里长期包房，要说那么好的房子，给他住有点糟蹋，因为他只在里面睡觉，厨房啊电器啊利用率为零。
第一次见小李是在一次规模宏大的饭桌上。公司进京搞宣传，小李奉命请大客，饭局设在东华门的伊莲娜，那是北京头一家潮州海鲜餐厅，其宰人程度可想而知。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吃得最贵的一顿饭，我记得小李点完餐以后向公司领导汇报说，大约一桌8000多。当时我还迅速地计算了一下相当于我多少个月的工资。
吃来吃去的到了饭局尾声，公司领导剔着牙，多了一句嘴：“这的鲍翅羹其实也不错，要不要尝尝？”这本来是句客套话，他估计大家都吃饱了，不会为难他，谁知在座的一中年妇女不知趣地说：“那就一人来一碗吧。”结果这一餐生生又多出4000多。
饭桌上聊得好，互留电话，小李之后常约哥几个聚会。第一次
是在一夜总会里，说是卡拉OK，结果歌没怎么唱人喝大了，小李用洋酒把自己灌一烂醉。第二次学乖了，单请我吃海鲜，在西四的黎昌海鲜世界，一边吃一边抱怨说北京的海鲜太贵，做的味道也不对。他请饭N次以后我总算明白了，小李的意思，是希望我给他介绍一北京女朋友。想想啊，一个人困守大饭店，白天还可以睡懒觉，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还不孤独常伴我左右啊？
只可惜小李找错了人，那时候我还晃着单儿呢，自顾不暇。再说了，我当时也年轻，往别人手里发姑娘，怎么看怎么不像。但我还真是挺上心，问了一干女青年，可人家一听小李说不定哪天就回广东了，便一个劲摇头。
小李长得挺帅，性格比较柔和，还真别说，自己努力，划拉到手一个。那天下午我还没下班呢，他就特兴奋给我打电话，说晚饭一定要一起吃。去了才发现，是带了一挺拔艳美女青年，小李的意思，是让我审审行不行。还有什么不行的？大三女生学舞蹈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答应小李出来吃饭了。我说不错不错，吃了两口大虾就赶紧开溜，回家路上心里还有点不平衡。转念一想也好，要不这小子天天缠着我吃海鲜还不把我烦死。什么好东西也架不住反复吃啊。
结果呢？我刚到家抽了口烟，小李的电话就追来了，垂头丧气地说，姑娘吃完饭就走了，也没说下次还见面，估计错把他当了老板，谁知只是个驻京人员。我说也不至于，也许人家只是想考虑考虑呢。他说不成，受伤了，无论如何得和我喝顿酒。
半夜三更的，我们坐在海鲜馆里，喝到人家打烊。
小李终于撑不住了，要回广东看看，临走又要请我吃饭。可是那天我们单位同事有聚会，去不了，我就说：“等你回来吧，反正不就回去半个月么？”
结果小李这一去就没回来。之后我们还通了几次电话，小李说他辞职了，自己办了个公司，无论如何也要当老板。再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因为他开始忙。我觉得他一定是做发财了，也娶了漂亮的姑娘，事事如意，因为他已经好几年没给我打电话了。
看电影
喜欢一种东西往往莫名其妙，比如我打小就爱看电影，在部队大院的时候，晚上有场什么电影，从早晨就开始和人议论。到了晚上早早搬了马扎去操场，露天屏幕，正反都能看。一部电影看上十几遍也不带烦的。
物质生活上台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看到电影，而且最好是别人看不到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弄到两张看“过路片”的票。所谓过路片，就是内部交流影片，不上映，不公开卖票，不是有道儿的圈内人看不上，甚至都不知道。于是我叫上宿舍一哥们儿，俩人大中午从人民大学骑车直扑八一电影厂。
记得那回看的是《飞越疯人院》。可是，我前一天熬了夜，太累了，看着看着就失去了知觉，倒是那哥们看得兴起，回来的路上冲着满脸郁闷的我喋喋不休。不过这遗憾很快得到了补偿，因为我很快就看到了这个电影的录像。
录像是在学校的电影课上看的。其实我们班没有电影课，但隔壁那个广电专业班有，请的是电影学院的老师讲课。我就去蹭听。
这课讲得挺有意思，一边放电影录像，一边讲其中门道。往往是放着放着，老师突然按了暂停，回过头来讲这一段的思路、典故、概念乃至大小花絮桥段。比如讲到蒙太奇的时候，就讲当年导演爱森斯坦要拍战舰开炮的场面，便向斯大林申请炮弹。可是苏联红军炮弹也不富裕啊。斯大林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支持电影事业，同意战舰上所有舰炮同时开一炮，以导演小旗为令。
拍摄那天，爱森斯坦叫了好多记者。他得意洋洋拿着旗子对记者们说：“只要我一挥旗子，所有的炮都响。”说的时候没搂住，就把旗子挥了一下。那头水兵们看到了，轰隆隆炮声齐响。记者们过了瘾，爱森斯坦傻了眼，因为摄影机还没打开呢。他只好又厚着脸去找斯大林，这回老斯犯了抠儿，好说歹说才批了一发炮弹。好在小爱（当时也就二十五六岁吧）能对付，他把镜头对着炮筒，炮一响，下一个场面就是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样看上去也是多炮齐射的效果。老师放着这两个镜头说：“这就是蒙太奇。”
合着蒙太奇是这么来的。我记得那个片子叫《战舰波将金》，多年后还买了碟回来看，看到那儿就想乐，比那著名的奥得萨阶梯印象还深。
还有一回是讲《巴顿将军》，讲到美德双方坦克战，那叫一个激烈。打着打着，老师突然按了暂停，问：“谁看出哪个镜头，让电影的节奏改变了？”问了N个人，没人能答对。其实我知道，但我是蹭课的么，不能高调，就没吭声。老师叹口气，就把带子倒回去，说：“你们看，这个坦克一下坡，音乐起来了，节奏明显就变慢了，意味着这场战斗结束了。”
老师的答案和我想的一样，我心里那叫一个得意。《巴顿将军》成了我最爱看的电影，后来看了N+1遍。
电影里的种种机关设计，我基本是在那个电影课上学到的。毕业后有同学到了电影协会工作，我看“过路片”的机会大大增加，往往是一下班就一溜小跑奔和平街北口影协礼堂看电影去了。有一阵我还酷爱去电影院，但当时电影院经常放完电影就往外轰人不让上厕所，而且放映员经常“偷手”（他们为了节省时间，一盘胶片没放完呢，就拿手一遮，换下一盘胶片），让人大败胃口。后来我就改在家“看电影”了。
这么多年，我总计看坏了一台录像机、三台VCD机和三台DVD机。那录像机最搞笑，居然无法开机退带。我弟弟想了个办法，就是在机器上拴了根绳。看完电影该退带子了，就像拉地雷一样一拉绳子，哗啦——带子出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电影院升级换代，实行了院线制，厕所可以随便上了，而且有家巨牛的影院开到了家门口，所以我又恢复了去电影院的习惯。最为人道的是，家门口这家，竟然设置了一个吸烟室。比如我看完一场意犹未尽，还想看一场，就可以在两场中间去抽根烟。那真是个好地方啊。
在我眼里，电影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和“不值得去电影院看的”两类，毕竟一张票挺贵的嘛。长期磨炼，已经练就了我通过导演姓名、片花、故事简介和媒介上天花乱坠的吹捧，透过现象看本质，判断一部电影属于哪一类的本事，猜得八九不离十。
前几天我出去办事，中午居然有两个小时的空当。无聊之中晃进了电影院——时间合适的只有一场，我就去买票。售票员迟疑了一下，打开显示屏，我一看，竟然所有座位都是空的。
我问：“还放么？”她回答：“放！”
就这样，我一个人坐在放映厅的最后一排，看了这辈子唯一一场专场电影。老实说那电影不咋地，但我心里仍然充满了乱七八糟的激动情绪。
上周遇到了一个朋友，现在竟然在电影博物馆上班。他想让我帮着找人写点影评，还想让我去他们的网上论坛煽乎煽乎。他居然大方地说，可以给我一张VIP卡。“只是，我们那儿交通还不方便……附近还有工地，据说老往下掉东西……”
我眉开眼笑地回答：“我一点都不嫌远，而且，我一点都不怕危险。”
文学青年
“你想吃肉包子么？”半夜12点吴尖刀凑到我鼻子前问。
当然，我们摸出宿舍，翻过矮墙，由窗子跳到空无一人的黑屋里。这是学生会废弃的办公室，这里有断腿的桌椅，一台破油印机。不久，又有人带来刻好的蜡纸、油墨、白酒、劣质卷烟和肉包子。
我立刻联想到《火星报》，想到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那是一个朦胧诗泛滥的时代，诗歌就像尼罗河底的淤泥湮没旷野，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理想的火花在夜空中闪烁，在吞下四两包子和二两白酒后，我们工作。
油印机呼哧带喘地转动，蜡纸被卷皱，又被小心地展平。在月光和打火机的照耀下，我们印刷，用针线装订，并用钢笔描出每一个模糊的文字。一百零八本完全由学生编辑写作的诗歌杂志就这么出版了。
黎明时，天寒冷到了极点。黑暗中回荡着人们牙齿的颤响。吴尖刀耐不住，点燃了蜡纸，我们围着火光呵气，跺脚，巨大夸张的身影在墙上乱晃。火很快熄灭，大家又在灰烬上撒了尿，防止那些刻了诗歌的纸张死灰复燃。
辛勤的工作让人欣慰，而每个人的报酬仅是两本杂志。这很使人满足了。
过了很多年，当年的朋友早作鸟兽散，不过那两本诗集还在。在嘈杂的世事间，翻翻这东西，想想那个寂静的、气味混杂的夜晚，人就能神清气爽起来。
文学和肉包子都让人怀恋至今。
饭局（1）
夜酒浇透
十六年前某天，我给一个叫黄燎原的人打电话，说想和他认识认识。他说那就来吧。于是在深夜十一点，我爬上了他家十四楼。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手里有瓶四特酒，掂着酒瓶进了他家，他炒了两个鸡蛋，我们就站在凉台上喝了。
有一度大家似乎迷上了黄燎原家，走马灯似的往那儿赶，其实去了也没什么正经事，就是吃饭喝酒。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个人，只有两瓶“雷司令”，本来以为够了，结果是不够，就一趟一趟下楼买，一共买了十二瓶，而且都喝光了。据说我是头一个撑不住的，突然就奔了洗手间，埋头在那里吐。我很担心窘态暴露，还把洗手间的门锁上，这下大家可慌了神，因为我一吐就引起了连锁反应，最严重的是狗子，不仅上吐，而且下泻。那天，黄燎原家损失惨重。
当时我在报社实习，想给这帮前卫青年写点东西，就正儿八经采访这几个人。但坐在狗子的木板床上，酌着二锅头，居然没话说，觉得这么采访的确是件可笑的事情。憋了半天，狗子说，他其实不爱上大学，他的学纯粹是给爹妈上的。我就把这话写在了报纸上，据说狗子爸看到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儿子，就算为你爸上的，你把它上完行吗？”
还是说那次采访吧，为了给大家拍一张合影，我们到了新街口一小饭馆吃饭。喝完啤酒后，大家沿墙根站成一排，活像要被秋决的犯人，就是这样一张照片，登上了中青报。文章见报后还获得了好评，因为当时办报纸的人实在不知道年轻人活成什么样子，而我，正好充当了内线。我在文章中把大家描写成有追求的艺术青年，不愿意受传统的束缚，想搞自己的一套，并且为此而痛苦不堪。这群人里面有学习很好的尖子，也有因为旷课或者打架而在学校里惹了麻烦的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本身就很奇特。
我不知道这篇报道有什么作用，只是黄燎原提过一句：“让我们在学校的日子好过多了。”
那天在新街口喝完夜酒，我们又骑着自行车，转到北太平庄，又转到五道口。当时说普通话已经不利落了，我们就一律用天津话交流，打卷的舌头舒服了许多。没想到这引起了五道口酒馆老板的误会，他可能认为我们人生地不熟好欺负，结账的时候多算出四十块钱来。
他低估了我们的智商，北大数学系的严文同学只瞄了账单一眼就发现了破绽，声色俱厉地把人家批评了一顿。等他说完了，天光已经亮了。不过让我们伤心的是，那是最后一次和严文的聚会，不久，他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忌讳。好多年以后，大家都碰得头破血流之时才明白，当男人也得有所敬畏。
“动物园”
如果谁以为我们只是一群酒肉之徒就错了，我们很认真地认为，我们有自己的追求目标。由于我的外号叫老猫，狗子的外号叫狗子，所以我们就在北京动物园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艺术组织，叫“动物园”。动物园的成员有哈哈儿（黄燎原，他说哈哈儿是一种抽象的动物）、大蛇（因为这个人属蛇）、曾辉、高穗儿、坚子、李晏、黄燎原的弟弟晓晖，还有两个工艺美院的女孩“孩儿”和“星星”。
说起这两个女孩，还是有点故事的。那时候兴大学生拍电视剧，还有一个很正规的官方比赛，所以我们这个由各学校杂牌动物组成的摄制组就进驻了工艺美院。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们的作品逐渐占了上风，加上当时在学生会里任职的大蛇和曾辉的帮忙，最终，学校把拍摄的权利交给了我们。而我们选定的两位女演员就是孩儿和星星。
饭局（2）
但是，失败的一方决定搅局，有个家伙找到了孩儿，说出高价让她去拍商业电视剧，只是必须要有裸体镜头。孩儿满脸不悦地回到宿舍，终于忍不住把这事情说了，当时引得群情激奋。也是巧了，晚上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和那个挖墙脚的家伙狭路相逢，大家忍不住，当众把他给暴打了一顿。
因为这次架，剧组解散了，但孩儿和星星就成了动物园的成员。
动物园的成员酒足饭饱之后，聚集在黄燎原家里看录像。当然是健康的录像，大部分是国外和港台的MTV。当时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小圈子里写诗歌小说什么的，我们想拍片子。黄燎原写了几首歌词，找到了实力派的歌手张伟劲谱曲演唱，于是，我们东凑西凑弄了也就几百元，开拍MTV。
狗子的一个亲戚在山东聊城当个什么广电局的官，所以大家派我去山东借录像带。我一大早坐长途车出发，到了山东天已经黑了，就在万分可疑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见到狗子的亲戚，除了拿到录像带以外，还问人家要了五块钱，因为我实在拿不准回来的路费够不够。果真是不够，我在等回来的火车的时候，忍不住喝了让我仰慕已久的趵突泉啤酒。这样，我在第二个深夜走出永定门火车站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一块钱，而这钱连坐板儿车都不够。
那时候没有手机，更舍不得坐出租车，只好走回黄燎原住的新华社。走得好苦，到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
那是冬天，我们顶着寒风、饿着肚子在孔庙拍片，在东华门大街拍片，直到下午，才吃到了一天里唯一的一顿饭：每人一碗杂碎汤。那是我们资金允许的最好的饭了。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吃杂碎汤，不知道是否和那次拍摄有关系。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参加北京文学圈的一些聚会，认识了大仙啊、张弛啊、唐大年啊、杨葵啊、李大卫啊、方文啊这些人。和他们一般就是喝酒，体会一下圈里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次去找大仙，结果等了他好长时间，那是因为他们报社长期不给人家稿费引起了投诉，领导一怒之下命令所有编辑必须在当天开完稿费，否则不许下班。
大仙喜欢下围棋，见到我就非要拉我下一盘，说可以让我九子，也可以让十二子。他让我多少子都没用，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下。无论他怎么努力，我总是在二十分钟内败下阵来，让他感觉兴味索然。其实，那以后我还真的买了不少定式的书，可惜，一个都没背下来。
西坝河
我们活动的主要地点，除了黄燎原家以外，就是我住的西坝河东里。
“动物园”既然是个艺术组织了，就需要有自己的旗帜。在这方面大蛇有发言权，因为他是染织系的。我们买了若干白布和针线，在大蛇的创意以及孩儿和星星的具体指导下，在我家做了一夜扎染。其实也没什么创意，就是大家把各自的标志物染在了布上，比如我就染了个猫头在上面。本来说好第二天披着这些布上街搞行为艺术的，结果夜里熬得太狠，第二天哥儿几个全颓了，睡了一整天。
染布用的是我泡澡的铝盆，结果布上的颜色没有染好，铝盆倒是五颜六色。这还不是让我最心疼的，最心疼的是，我唯一用来煮开水的壶被坚子拿来煮了咖啡。这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都有一股奇怪的咖啡味道。
饭局（3）
西坝河的另一次大聚会，几乎包括了北京城里形形色色的圈子文人。那天我有事在报社加班，就把钥匙给了黄燎原，让他先招呼着朋友。等我回去后才发现，一大堆人在一个叫“七星酒楼”的又贵又不好吃的地方喝得酩酊大醉，本来说好张弛埋单的，结果他把钱给撕了，最后是我赶去救驾。我不仅一口饭没吃上，还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只剩下十块钱。
在从饭馆回家的路上，有一串自由市场卖肉的铁柜，不知怎的大仙看中了其中的一个，躺上去就睡。我已经饥寒交迫，根本没有力气搞定这个胖子，就跑回去叫人帮忙。是方文和我一起，把大仙拽了起来。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看到横七竖八睡了十四五条人，脑袋都大了，我的那间房，建筑面积才四十平方米，能呆人的地方也就二十多平方。
不知道大仙是真醉还是没醉，他一眼就发现了我家里最好的东西——一床干净的棉被。那是我唯一的棉被。大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扛起棉被就跑，一下子躺到了楼道里。他坚持说，屋子里人太多，他要睡在外面。
晚上。大家把我房间里所有的酒都搜罗出来接着喝。有的是泡了枸杞子的白酒，有的是喝了半瓶的甜酒，甚至还有料酒，就那么边喝边聊，一直到天亮。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小伙子发现了我们。他几乎立刻就看出这帮人不同寻常，便尾随我们上了楼。他一定是在门口观察了我们很长时间，居然写了一张纸条塞进来，大意是：真羡慕你们的生活啊，不知道能不能参加你们。可惜他太羞涩，留下纸条就走了，也没写个门牌电话什么的。他要是进来，是会受到欢迎的。
“动物园”的一大特色是音乐。到了后期，聚集了一帮写歌唱歌的人，比如方辉，后来他到了广东的电视台工作，给中国女足写了队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还有张广天就不用提了，当时我们的一大乐趣就是跟着张广天唱歌，有时把自己搞得热泪盈眶。还有就是黄群黄众，黄燎原的公司最后给这对双胞胎兄弟出了专辑，其中最有名的歌是《江湖行》。《江湖行》的MTV脚本是我写的，也是在西坝河的花园里拍的，最后大家还找到了一辆破烂的公共汽车，在那里一天完成了所有的外景，我们全体坐在破汽车里，摇头晃脑地唱，而黄群黄众则扛着吉他，不停地敬美式的军礼。
沧海桑田啦
这些就是我们年轻时造的事儿，有好多都还没想起来呢。一转眼就十好几年过去了，不知道说这些事情还时髦不时髦。
这些年，朋友中有的出国了，有的联系少了，有的关系生疏了，有的又踪迹全无。有许多事情变化了，有许多没变。
没有变的是：黄燎原在音乐方面修成正果，他成了乐评人和乐队的经纪人，后来又帮着画家卖画；狗子依旧能喝酒，并写出了《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阿蹦的酒馆》等小说，他不上大学了，改在大学里教书了；张弛依旧住在茂林居，而且依旧不用电脑写东西。
变的是：我从一个瘦子成为了胖子，好久不和他们混了，因为开车，酒基本喝不成；李晏成了有名气的摄影师，专拍戏剧；黄群回山东结婚生子去了，而黄众留在北京，成了一名公司的员工；大蛇则开了广告公司，日子挺红火，提前就小康了；“动物园”的旗帜，好像被我妈改成了被面，后来不知所终；而西坝河那处房子已经属于别人，据点算是被拔了……
青春是这样热热闹闹地过去的，回想起来好多沧桑感。我想，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把这段日子给记下来，好歹也是城市里的60’S记录啊，要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全忘了。
有一天我和单位同事们去唱卡拉OK，居然点出了《江湖行》，居然还是用的那个老MTV，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太粗糙了，可我依旧跳起来，指着破公共汽车里的一个瘦子说：“瞧啊瞧啊，这就是我。”
所有人都打量着我说：“这是你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
吃肉
我还记得买肉要凭本的日子。本来我对肉是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的，但每个人每月只有3斤肉，实在也少得太过分了。每次买肉，看见售货员用圆珠笔在蓝色的纸片上划一道，感觉那肉是从自己身上割去的。
那时候买5毛钱以下的肉就不用划本，所以很多人就排队买小块肉。售货员为了省事，把那些肉割成小方块，大小一致，摆在案边。交了5毛钱，挑一块就走。其实也没什么可挑的，那些肉总是肥的比瘦的多，差劲得很。用售货员的话说，瘦的都卖你们了，那肥的卖谁去？
排一次队，只能买一次小块肉，就有聪明人计上心来，一个人排好多次队。具体的做法是：先排队，看看后面人多了，就对身边的人说：“您先帮我排着，我去买酱油。”实际上并没有去买酱油，而是又跑到队尾再排一个位，如此反复多次，效率高的话一个下午能买到四五次肉。
那个时候人都淳朴，看见有人这么占便宜，虽然心里恼火，可确实说不出什么来。只有售货员心明眼亮，看着眼前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会把刀往案板上一剁，叉着腰和人家吵架。正义往往会立刻占了上风，那个聪明的小保姆或者主妇，就会满脸不屑地说：“谁稀罕你这肉啊。”转身扬长而去。
因为在买肉的过程中有着这样的斗争，所以让我去买肉，心里就会紧张。看见那些乱排队的我又不敢说，但自己的确是委屈。有时候排到我了，小块肉刚好卖完，只好买划本肉，心里那个难过就别提了。要是碰到我前面的人刚好对我说：“小孩，帮阿姨排会队，阿姨去买酱油。”那就更倒霉了。但按照现在的逻辑来讲，人家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只是在钻规则的空子。所以，我还得答应人家，否则很有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数落。这种事，官不举民不究的——那官，就是卖肉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凄凉。我爸下部队回不来，我弟生病住院，我妈去陪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生锅冷灶，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兜里只有我妈给我的5毛钱。本来我想，到食堂打点饭得了，可邻居大叔实在看不过眼，就说：“你去买小块肉，叔叔给你做。”我想想，这倒是个好主意，便飞也似的跑去了。
那天买肉的人实在多，紧张得我把钱都攥热了。我一直盯着案板上的肉，看到它们被一块一块地拿走，那叫一个着急。奇怪的是，有一块瘦肉比例看上去比较大的一直放在那里。等轮到我，我就指着那块肉。售货员笑盈盈地看着我说：“你可看好了。”我当然看好了。我一点头，她就迅速把肉包好递给我。
回到家我才发现上了恶当。那肉果真奇怪得很，外面覆盖着瘦肉一层，里面却裹着肥的，掉过个来看，肉皮上还有一个猪奶头，没把我恶心死。当时我差点流出眼泪来，倒不是心疼自己吃不上肉，而是心疼我妈那5毛钱。邻居大叔拎着那肉瞧我，说了句：“唉！”就进厨房了。
到了饭点，他给我端来一碗肉，用白水煮的，沾酱油吃，香喷喷的。我猜我只用了三分钟就把它给吃完了，吃过后才想：原来那么不中看的一块肉，做好了也能这么香。
从那以后，我对肉的兴趣就无法遏制。上了大学，肉早就不限量了，但食堂里的肉往往在开饭的前半个小时就销售一空。我们这些上课老被拖堂的倒霉学生，只能吃到白菜。总是没有油水，日子难熬，哥儿几个就凑钱去小饭馆吃饺子。那次我们一共六个人，总共买得起的饺子才三斤。我们就定了规矩：每个人每次只许往自己碗里夹一个饺子，吃完了才许夹第二个，谁要犯规，则必须停筷三分钟。我当然知道三分钟意味着什么，所以便顾不上烫，几乎一口吞掉一个。那哥几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吃起来一个比一个麻利。看来小时候都受过缺肉的摧残。
直到工作以后，对肉的需求才得到了根本的满足。老去参加饭局，肉不新鲜了，而且由于担心身体受伤害，竟然对肉起了戒心。终于有一天，三条壮汉点了一桌子肉，给吃崩溃了，居然谁都没有食欲。大家苦思冥想，想找个人来刺激一下吃肉的欲望。想来想去，想起一个同学来，这小子身高一米八，体重快二百斤了，但就是胃口好，人送外号“大狼”。尤其是“大狼”刚刚从国外坐了半年移民监回来，被当地粗糙饮食折磨得够呛，连方便面都觉着香。于是立刻给“大狼”打电话。“大狼”一出现，谈笑风生，樯橹灰飞烟灭了。我一高兴，和他叙了两句旧，桌上已经空了，得，还是没吃成。
那顿饭上，我们还提起了大学时改编的许多与肉有关的顺口溜，比如“吃肉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人不吃肉，思想落后”等等。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吃肉不积极的已经是大多数，思想有问题的也是大多数。
这半辈子悟出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少的时候才香，就像吃肉。
部队大院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部队大院里。这个“资历”，似乎应该让我有优越感，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的那样，但是我却并不这样看。
我住在部队大院里，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军人。但他因为受到“运动”的牵连，下放到地方部队里去了，这样，我家就在部队大院显得很多余。很多人都在明里暗里使劲，想让我们搬走。但是我们没有地方可搬。所以，很多年，我们就艰难地在部队大院里生存着。
夏天的夜晚，经常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有一个马扎，遇到放电影的时候，就搬着马扎跑去占一个位置，有时候正面的位置被占满了，就去背面。背面人少，看得反而更真切。唯一的缺陷，就是左右手是反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我记一些人物对白。每当看电影的时候，我都高兴得一塌糊涂。
但高兴劲非常容易受到打击。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新军帽。这可是不同寻常的时髦东西，孩子有了新装，是一定要显摆一下的。于是我不顾家长的劝告，执意要戴新军帽去看电影。
那个时候，院子里的大孩子兴抢别人的军帽，所以我知道我头顶上的东西是有危险的，在整个看电影的过程中，我的一只手始终捂在头上。但是百密难免一疏，电影看得高兴了，人就得意忘形，回家的路上脑子还在回忆故事呢，就觉得脑袋一凉，“嗖”地一声，一个骑自行车的家伙就从我身边飞驰而去。
可以想见，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时的心情是多么绝望。我愣在马路边上，手足无措，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几秒钟之后我明白了，那顶军帽永远不会回来，我登时泪流满面。
丢失军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给我伤害最深的是另外一场电影。
那个时候，已经不兴看露天电影了，而是改为看“内部电影”，地点在大院里的礼堂。没有人给我家发票，所以，我就失去了看电影的权利。我妈不会为这点事情去求人，她只是对我说，看电影又不能当饭吃。我表面没有说什么，但内心的失落写在脸上，让人看了很不落忍。
我对电影的渴望终于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他们把自己得到的电影票给了我，说：“去吧，你今天晚上看电影去。”
那个下午我一直心不在焉，就是因为晚上的电影。我没有心思干任何事情了。等到吃过晚饭，我兴高采烈拿着电影票出了门。快走到礼堂门口的时候，突然有人招呼我：“小孩儿，让我看看你的票是几排几号。”我还以为是换票的，经常有人因为不能和朋友坐在一起，而在电影院门口和别人换票。我挺好心地把票递给了他，没想到另外一个人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拿到票的家伙扭头飞快地跑开。
我的票被抢走了，那个抱住我的人还安慰我：“别怕，我一定帮你追回来。”
他追不回来，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这个道理，还是大人
们讲给我听，我反应了好半天，才恍然大悟。
大院是封闭的，弱肉强食的家伙肯定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子弟。我开始对这个大院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再过几年，大家开始买电视，是那种黑白的九英寸小电视，还没现在的音响大，卖一百块钱一台，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当然，有钱并不意味着肯定能看上电视，因为电视要“票”才能买，而“票”，是紧缺货，没有通天的本领休想弄到。
邻居家就有一台电视。每天晚上，我就跑到邻居家去蹭看。刚开始还不怎么着，但时间长了，自然被别人给了脸色。我年纪小全然看不出来，依旧在电视前聚精会神，直到我妈一次又一次地叫我，终于忍耐不住，在邻居面前冲我发了火。我那天挨了狠狠一顿数落，要不是天太晚，暴揍一顿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第二天我的运气就完全转回来了。黄昏的时候，我妈居然让人搬回了一台崭新的九寸电视，让诸多为电视发愁的街坊艳羡不已。从此以后，我过上了有电视的日子，并且在这一辈子里再没有和电视分开过。
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当时我妈就是要争这口气。她一大早就到工厂里找到了她的徒弟，说：“你今天无论如何要给我弄回台电视。”恰巧，这徒弟的同学在电视机厂，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当天就让我们家扬眉吐气，走在了时尚的前列。
不久，我家搬离了部队大院，到了朝阳门外。我在外面结交的新同学，也就是部队大院孩子看不起的“胡同串子”们，教我知道了什么是仗义。那种有福同享、两肋插刀的豪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所不具备的。
现在回想，部队大院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有两个，一是我最看不惯莫名其妙就有优越感的人。这种人现在不会在部队大院出现了，
而是经常会出现在电视台等垄断的地方，反正我见了他们就毫不客气。另外一个，就是我拼命地看电影。我不仅买下了五十八英寸的大背投，还买了堆积如山的光盘。这也算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补偿吧。
好心人
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学生，独自跑到广州玩儿。其实也算不上玩，就是满大街瞎逛。后来逛腻了，想回来，买了火车票，兜里只剩下十几块钱。
离火车开走还有四个小时，我就继续在外面看街景。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小伙子走在我身边，突然失声大叫起来。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小小的锦盒，大声问着：“谁掉东西了？”接着他转向我：“是你的吗？”
搁到现在，谁都知道我碰上什么人了。可当时，这一类的骗术才刚刚诞生，任我想下天来也不会知道其中有诈。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没看到？为什么不是我捡到它？尤其是当他缓缓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我几乎肠子都要后悔青了——那可是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我一辈子走路的习惯都是低着头，可就在那么一瞬间，我是在东张西望来着。
我思想斗争了一下，最后还是老实占了上风。我说：“这不是我的。”
小伙子以行家的口吻说：“这个大戒指一定是很值钱的啦。”他打开锦盒的底部，露出一个小卡，上面是99纯金的证明，接着，他又从里面翻出一张折叠很工整的发票来，展开。我靠，上面写着：叁万伍仟元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一眼戒指，看一眼对面的男人。他只是再次问我：“真的不是你的？”废话，要是我的我能不承认吗？所以，我肯定地摇了摇头，心里却升起浓浓的遗憾来。我说：“这是别人丢的。要不咱们再找找？”
“既然不是你的，这样吧，咱们把它分了吧。”小伙子兴奋地说，“这是咱们两个发现的，见面有份。”
事实证明，关键时刻，我的道德品质还是禁得住考验的。我坚定地拒绝道：“那怎么行？你想想丢了这戒指的人该有多着急？”我的话一下子让我变得高尚起来，顿时心情大振，语言流利多了。我说：“我可以帮你问问，实在不行，就放警察那儿。”
小伙子当场愣住，他可能完全没有料到他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想了想说：“其实我要戒指也没有女朋友可送，你只要给我八千块钱，它就归你了。”
我摇头，我说：“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搁警察那儿，谁要是丢了肯定会去那里找的。要不你就在这儿站着，失主会回来找的。”
“六千也行。”小伙子失望地看着我，“三千块你总有了吧？”
事后回想起来，我真的有点害怕。要是我身上恰好有三千块钱怎么办？要是我不急着赶火车怎么办？我是否能经得住诱惑啊？我也拿不准。
但在那一刻，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固执地建议他不要打这枚戒指的主意。我说：“我忙着赶火车，要不然我就和你一起站在这儿，等来警察，或者等来失主。”
小伙子苦笑着说：“我看还是给警察吧。”
他收起了那个盒子，转身消失在夜色中了。
我特善良地以为，他一定是听了我的话，去找警察了。上了火车后，我还琢磨，如果我答应和他分钱，也许现在我已经阔了。
回到北京后，我把这件事情讲给别人听了，好多人立刻投来景仰的目光，还有一些姑娘，看我的眼神顿时变得柔和起来。直到三个月后，我在晚报上看到一个老太太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她因为贪小便宜，做出了和我相反的选择，结果，被骗走了两万多块钱。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那个戒指是假的，心里庆幸，老实人最终不吃亏。
我一直没想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有钱的学生。想不出答案来，我只好认为，是骗子看走眼了。
多少年后，我把这故事当笑话讲。酒桌上大家笑得东倒西歪。只有一个女孩没笑。她认真对我说：“你是好心人。你可得坚持下去，要不我们这个社会里，就少一个善良的种类了。”
坐飞机
运气这件事真的很难说，有时候背运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路跌跌撞撞。
我朋友老李是搞摄影的，有一次去西藏出差。对于搞摄影的人来说，去西藏就是去天堂。他盘算好了，去的时候坐汽车走青藏线，沿途可以拍很多旖旎风光照，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可以在高空俯拍雪山。
一路上都还顺利，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到了回来的时候，西藏的朋友给他买来了特别便宜的飞机票，好像只有三百块钱到成都。老李大喜，以为自己交了好运，可他一上飞机就叫苦不迭。这是一架货机，货没装满，就装了几个人。座位好像就是空降兵跳伞时坐的那种，面对面，背靠机舱。其实飞机里面环境艰苦倒没什么，关键是舷窗有两人多高，根本不可能搞俯拍。
老李想下去已经来不及了，他还盘算呢，等飞到雪山顶上就站起来，举着相机没准能够着，要不就脚下再垫点行李。实际情况是，在雪山上空，飞机遇到了气流，颠簸得厉害，别说站了，坐都坐不住。老李就这样七荤八素地回到了成都。
坐飞机，是旅行中最容易考量运气好坏的了。有一次我去公干，早班飞机，可到了机场却被告知，我们的飞机晚点了，什么时候起飞不知道。我们一飞机的乘客被带到机场的一个候机室，失去了人身自由，就那么傻坐着。不许抽烟，也不许出去。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每两个小时，我们一人能拿到一瓶矿泉水，中午还得到了一个盒饭。我对这样的事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身上连本杂志都没带，无聊得开始数从门到窗子是几步，窗子到门又是几步。后来也不知道是几点，我看到外边有卖晚报的了，大喜过望，想去买报纸，却被保安拦了回来。卖报纸的好像是在另一个区域，按机场的规定，我们这些已经换了登机卡的人，是不能越过雷池半步的。
这还不算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一次是在广州。那次我和单位一个女同事一起出差。由于经费有限，我们不得不住在一个像大车店一样的招待所里。我们只包得起一个单间，就让人家姑娘住了，我自己无所谓，睡在哪里都沉沉的，就选择了二十多个人一间的大房。结果，晚上我被人掏了包，所有的公款被偷了个精光。
在早晨报案后，旅店的老板开始劝我们搬走，仿佛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不祥。我是真的急了，当天就找到广州的朋友借了钱，买了两张直飞北京的飞机票。
那一次，我们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船漏偏遇顶头风。下午到了机场，飞机还没影呢，一看就知道要晚。等了两个小时，人家告诉我们，飞机是技术故障，恐怕要等到晚上十点。
我们的正点起飞时间是四点，所以很多人都没吃晚饭，打算回到北京再说，也正是因为飞机差一点不在饭点上，机场拒绝为我们这个航班的乘客提供任何吃食。我们就那么饿着，满怀希望地等着夜晚十点的到来。
十点，我们终于登机了，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动着，也像没吃饱饭一样，最后又停了。空乘告诉我们，还是有故障，还是不能飞，我们必须下飞机。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候机室，而所有的行李，却被留在了飞机上。一个多小时以后，大家被集体拉到广州郊区一个黑黢黢的镇子上，住进了比城里招待所还乱的一个宾馆，这里到处都是误机的乘客，整个前厅乱得像一锅粥。
我的女同事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烧。我是彻底急了，挤到前台前，要求他们必须给一个单间，让我的女同事住下。那个前台的服务员白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想和她一起住啊？你们有结婚证吗？”我把记者证拍在他面前，顿时引起了群情激愤，大家此起彼伏地高喊着：“告他们！”“给他们曝光！”
这阵势，估计前台也见得多了，她把一个小牌推到我面前，上面写着投诉电话的号码，接着又把电话推过来，意思是让我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那个投诉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
在这一刻，饥寒交迫的旅客们妥协了。大家纷纷挤过来抢钥匙牌，找到自己的床位后到处找饭辙。此时已近午夜，在这个不知地名的偏僻地方，哪里还有吃的？
有的人有些零食，但都和行李一起留在了飞机上。而我的女同事留了个心眼，在出机场的时候买了高价荔枝。我们就靠着荔枝，撑过了这个夜晚。
第二天凌晨四点，大家被叫起来，昏昏沉沉回到了飞机上。这次广州之旅，如同噩梦一样留在记忆中。
后来，我也曾经多次碰到运气不好的事情，但想起那天夜里的经历，就觉得没什么。
民航的服务态度改善了很多，从媒介上看，至少投诉电话能打通了。但我对坐飞机仍然耿耿于怀，生怕厄运再次发生在我身上。
看球
1983年的时候，我家正好住在三里屯，离工体很近，所以我经常在周末骑车到工体转一圈，如果有球就买票进去看。
那个时候还不兴职业联赛呢，但经常有国际邀请的赛事，比如长城杯，也有当时不职业的甲级联赛。最有意思的一场球，是中国队和一个东欧国家的俱乐部队踢球，到终场前还输了个0∶3呢，结果进攻一次进个球，再进攻一次又进个球，最后那队懵了，居然又被搞进去一次。补时3分钟踢完，3∶3。
当时球票不贵，去看场球，家里也习以为常。民风淳朴，有时候我背着书包去的，懒得存包，就把包往工体绿地里的哪个树根下一放，看完球再去拿，那包还在那儿。
结果我这种好孩子，在看球的时候被抓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场甲级联赛，北京队在主场和辽宁队踢。辽宁队当时是最强的，一直拿全国冠军，所以这球也算是焦点之战了吧。本来大家也没敢抱太大希望，结果北京队上来就以2∶0领先。这下不得了，全场情绪被煽乎得沸腾。可偏偏世事弄人，最后辽宁连进3球反败为胜了，大家一下接受不了，散场后就有人围攻了北京队的休息室出口，砸坏了北京队的汽车玻璃。
但这样的坏事我可没干，我就觉得辽宁队踢得真不错，尤其是那个叫关正斌的前锋。于是我就以一个粉丝的心态，跑辽宁队的休息室外等着去了，还等了好长时间。人家踢完球要洗澡，洗了澡还要开总结会，开完会出来已经快1个小时了。关正斌出来走过我面前时，我跟他握了握手，本来还想要签名，但我这人比较内向，一犹豫，人家上车走了。
我心满意足地想回家，万没想到自己已经出不去了。原来北京队那边动静越闹越大，警察一下子把整个工体的大门全关了，在工体的大院里来了个地毯式搜索，凡是没有离场的人，全都给集中到广场站队。不光是我这样的，还有那些压根就没看球，躲在树丛中谈恋爱的野鸳鸯们，尽数落网（当时还不兴开房呢，也没办法开房，所以谈恋爱的人天一黑就往工体小树林里扎）。
我们被集体带到工体下面的体操房里蹲着，大概有个一二百人吧。也没人理我们，周围站了一圈警察。我心里可是一点没慌，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顶多把事情说清楚了就可以回家了，唯一担心的是回去太晚挨家长修理。大约过了20多分钟，来了个胖警察，好像是个官，满脸怒气的。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开始拍录像，还喝令每个人都抬起头来。那时候摄像机还是稀罕物呢，我的第一份影像资料就这么留给警察局了，这叫留案底。
拍完录像，开始一个个讯问。屋子里的人都打着蔫儿，都是悔意顿生的样子。只有我觉得自己没把柄，一脸正气地跟警察解释我去干什么去了。那警察看我不服气，就有点火，声音挺大地对我说：“你没离场，就是助长了犯罪气焰，客观上起了坏作用。你还不认错吗？”我心里说，我哪知道那帮人砸车去了啊？我还觉得委屈呢。嘴上就不说话。警察接着说：“你要觉得没错你就接着蹲着去，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家。”我一听能回家，赶紧说：“那我现在就想通了，认错还不行吗？”当时就想，差不多行了，警察的解释也勉强过得去，回家就行。
夜里三点多，警察去敲我们家门，把我爸迷迷糊糊叫起来去领人。我爸还以为我早回家睡觉了呢，看见警察还真感意外。见了我爸，我可真是有点羞愧了，觉得这事还得麻烦我家长，太过意不去了。
我以为这事情就这么完了呢。可过了一个星期，班主任找我谈话了，意思是有关部门找到了我们学校，把我那天看球闹事的情况给反映了。这还不算，据说有家报纸还要把那天关体操房的所有人的名单登出来。我这叫一个气啊。我心想，这不是要把我彻底搞臭吗？不仅要把我搞臭，还要把我家和我们学校搞臭，这什么事儿啊？我招谁惹谁了？
好在学校领导比较明事理，问了我的情况后，向有关部门汇报，说我是个好学生。于是登报纸的事情才不了了之。好在我爸也比较相信我，依旧允许我去看球。“5·19”事件那天我也在场，眼睁睁看着中国队输了球。我比较有经验了，知道要出事，把同去看球的同学拉回了我家，算是长记性逃过一劫。
过了好多年我上了大学读了书，才知道什么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彻底明白那天遭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也是过了好些年，我们的警察才取到了经，知道怎样合理地对付球迷骚乱了。常和我一起看球的一个同学还当了警察去工体执勤呢。我想，人和社会长大都是需要过程的吧。
只是那球踢到现在不仅没长进，还越来越抽抽。我虽然还关心足球，但现场怎么也不想去，担心别人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世界杯
看见马拉多纳胖成那样，看见普拉蒂尼头发都白了，看见贝肯鲍尔秃了顶，心里就不由得郁闷起来。他们在变老，说明我也在变老。
我是从1981年开始看足球的，那年中国队参加预选赛，对手里最强的据说是科威特队。结果到了北京的工体，科威特队就傻了，人山人海啊。震耳欲聋的喊声里，他们连点球都没罚进去，让中国队结实地打了个3∶0。后来又和沙特队踢，中国队上半场丢了两个球，下半场一下子灌回去四个，荡气回肠。
那一次中国队早早就踢完了比赛，放假了。还剩最后一场，沙特主场和新西兰，如果新西兰和沙特踢成5∶1，那么积分净胜球什么的就和中国队一样了，两个队就得加赛。凭着沙特的实力，怎么也不会输到这个份上啊。当时没有放水这个概念，觉得谁踢球都得为了国家荣誉。万万没想到的是，还真踢成了5∶1。中国队仓促集合去跟人家加赛，输了，让人算计得可真叫惨。
1982年的世界杯每天只转播一场，半夜三更要扛着看球，家长不干了。那时我还上中学呢，到点不睡觉可是犯了大忌，更何况还是考试的时节。于是我就在大人睡着的时候，偷偷把那个9英寸电视搬过来，拧没声了看。看完后还得找挂历纸，在背面用彩色水笔画一张“世界杯快报”，吭哧吭哧画一个多小时，谁进球了，怎么踢的，一一画好写明，这也得干上个把小时。到了早晨，再听电台新闻里播报没转播的两场球的比分，填上，然后把这张纸宝贝般地带到学校，给同学传阅。大家都看不成球，全指着这张纸呢。
我没想到的是，到了1998年的世界杯，我还真和同事们办了张“世界杯特刊”。每天早晨5点半最后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还在写稿子想标题，到了7点，报纸已经在地铁里卖了。这张报纸让全北京熬不了夜的人在第一时间知道比赛的结果。路透社还拍了一张特刊挂在报摊上的大照片，报道的内容是“世界杯热潮席卷中国首都”。可不是嘛，球踢完了欧洲那边的人都洗洗睡了，美洲那边还是黄昏，这张报纸，没准还真是全世界出得最早的报纸呢——在中国，没一家比我们快。
还是说看球吧。每当世界杯要来的时候，真正的球迷都寝食难安，开始算计着翘班了，好像对待女友老婆，也格外地温柔体贴。目的很明显，过两天老子要闭关看球了，预防针早点打。
最近几年情况变好了点，因为不少女孩也被煽乎得爱看世界杯了。她们看球是为了追星，不过爱追不追，只要爱看，那就算是志同道合。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撺掇自己的女人看球，如果再摊上一个球瘾特大的上司，那可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
我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次世界杯，是1994年。那年球在美国踢，黑夜白天和咱们这正相反。于是我就买了一个不锈钢小餐车，上面放满西瓜果汁啤酒香肠，边看边吃那叫一个爽。但这还不是最痛快的。最痛快的一次是2002年，没时差，我又正好没上班，于是就剃了一个大秃瓢，上身是海南岛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短袖“岛服”，下身是一大裤衩，脚下趿拉板，手中大蒲扇，头一场在饭馆，第二场去酒吧，第三场回到家里躺沙发上，看完写点评论，那生活叫一个充实。
算起来，我已经连续五届，看世界杯看得一场不落了。五届，就是二十年啊。下次还能看完整版吗？在电视里看见以前好多大牌都英雄迟暮的样子，心里也打鼓，就算有体力也未必有时间，就算有时间也未必有那份逍遥的心情啊。
人生真如白驹过隙，折合一下，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十几届世界杯吗？要是只算全须全尾看下来的，总共也没几回了。不过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个可惦记的事情，我还会觉得生活是快乐的，偶尔甚至还盼着时光快些过。世界杯算是个人生亮点，四年才让自己痛快一次，不能算奢侈。
长头发
头发始终是个问题。
我的头型偏圆，典型的蒙古人种，所以头发经常是不尴不尬的。如果剪得太短，圆头圆脑，很不受人重视；如果留得稍微长些，就纷乱无比——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不修边幅大化无形，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是个肮脏邋遢的家伙呢。
于是在那个年代，在我充满活力、神采飞扬、自己觉得经常要抛头露面的时代，我开始留长发，我把头发留到了腰际。
想想当年我的形象吧：长发飘飘，整齐地拢在背后，天庭红润，目若朗星，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身穿浅色丝绸衬衣和柔软的长裤，手执白色的扇子，如果天冷，外面就套上黑色的风衣。我的形象设计当然不是来自什么艺术家的启发，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文人：恋爱中的司马相如、唱歌的嵇康、醉酒的李白、排戏的李渔。那个形象中的我显得飘逸洒脱，而且经常口吐莲花，妙语如珠。
由于我的形象不拘一格，自然显得格外出众。单位里的领导开始重视和注意我，同事们则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天生就是文化界的人物。最让我得意的就是那些办公室女孩的表现：每当我坐到电脑前写稿子的时候，总能有一个姑娘闲下来，站在我背后，不厌其烦地为我梳理长发。所以无论我多忙，头发总是能够一丝不苟，那上面凝聚了太多人的关怀与灵动。
至今我仍然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发挥最出色的阶段，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能顺利地完成工作，而且运气也特别的好。我觉得，人的成就和他的气势有关，而形象则是气势的支撑，在一个良好的“场”中，经常发生事半功倍、气势如虹、势如破竹的情况。在某种情形下，魅力是可以左右整个局面的。
因为我的工作表现良好，很快就受到了提拔和重用，换句话说，我要当个小官了。领导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极其语重心长。他说：“你的责任重了，在很多时候，你将代表一个单位的形象。”当然我理解领导的苦心，在那次谈话后的一个小时，我就来到了单位附近的发廊。我对大工说：“把我的头发给剪短。”
剪发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就知道大工忙得不亦乐乎。当我醒来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大工并没有给我剪发，而是精心地把长发修理了一番。我问：“你没听清我的要求吗？”
大工是个害羞的小伙子。他搓着手说：“这一头长发，都是气血养的，凝聚着不少精华，剪了可惜。”
我一板一眼地说：“我要升官了，你说付出点代价是不是值得？”
大工理解地点点头。不过他又努力说：“我怎么觉得我像个刽子手？”
我坚持：“是我让你剪的。板寸，明白吗？”
大工叹了口气，动手了。长发时代就此终结。
事情变糟是从一次牌局开始的。开始一切顺利气势旺盛，可渐渐地，关键的牌总是摸不上来。后来这简直成了习惯。那一次，我大败亏输。
这是我留长发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由于无事可做，那些给我打理过头发的姑娘纷纷嫁人，工作时了无意趣。虽然我的气势还在，间或也有所斩获，但毕竟大大不如从前了。在辛苦和忙累中，不知不觉十几年蹉跎而过。
我想，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旦有所提高就不能张扬个性。个性一张扬，很多人都不敢给你机会了。但收敛了自己，可能也收敛了步伐。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但它肯定存在。长发时代的终结，就像一个转折点。我从大步流星，渐渐变得亦步亦趋，有时甚至赶不上步点。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了网络精英，长发飘飘，手刃投资巨子，扎得大款。那是何等的酣畅淋漓，豪情万丈。
去哪谈恋爱
没有汽车，没有住房，没有旅店开房间，没有可去的地方。80年代的人谈恋爱都去哪里？
那时候我家住在日坛公园的西门外，由于不收门票，上学下学都可以穿行其中，吃完晚饭还总去那里遛弯。里面有唱戏的，耍把式的。我见过有位老爷子当众把一个大钢球往嘴里塞，结果有看客嘟囔一句：“这玩意儿吃下去，估计一辈子都不饿了。”众人笑场，老爷子差点就被噎着。
日坛公园里古木参天，灌木丛生，有山有水，但是千万玩不得藏猫猫。因为随便钻到哪个草棵子里，都有可能看到一男一女，或坐或卧，在那里窸窸窣窣。那个时候人们脑子还比较传统，觉得这么搞是丢人的事。所以冒失闯入的孩子闹成大红脸，野鸳鸯们也张皇失措。但是没办法，不在草里呆着去哪呢？于是，明知道很可能会被人发现，但还得迎难而上。好在天色已黄昏，彼此都看不真切。
除了日坛公园，野鸳鸯们的天堂还有公主坟的环岛，就在现在的新兴桥下，那时是好大一片免费绿地。据说为了制止不文明行为，有一些带红箍的治安员就专门找夜黑风高的时候钻草棵子，抓着就罚款。后来愈演愈烈，有些小流氓也冒充联防员，整个红箍，抓着人不仅讹钱，还调戏妇女。于是，有好多女孩子为了和男友安全亲热，甚至叫上自己的哥哥或同事在周围放哨。恋爱真难啊。现在的80后90后，一定要多想想自己父母当年的艰辛，不这么苦，哪能有你们呢？
听说上海人也有类似的苦恼。男女们没地方去，就到外滩的长堤旁，摩肩接踵，旁若无人，该搂抱就搂抱，该接吻就接吻，一对对相距不盈尺却互不干扰，蔚为壮观。可惜，北京没有黄浦江这样一条大河，否则也可以搞爱情大博览了。
几十年后，看到香港的一本《壹周刊》，封面文章是《老老少少打野战》，是狗仔队偷拍的香港男女深夜在某广场某喷泉亲昵的图片。立刻想，什么呀，我们这边早玩过了。
中学生们搞早恋，是不敢去那样的地方的，因为出了事会通知学校家长，那就承受不起了。但也有招数。那时候环线地铁刚刚开通（就是现在的二号线），三毛钱一张票，而且还没什么人坐。于是大家放了学，便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去坐地铁，一圈又一圈。有趣的是，那时候地铁车厢里的座位还是一排一排的双人座。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信，说排排座浪费空间，就改成现在这样面对面的长椅子了，那就没什么浪漫可言了。再后来，北京人多了，地铁挤了，票价涨了，不仅不适合谈恋爱，连老实站着都困难。
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喜欢轧马路，从人民大学走到动物园，从酒仙桥走到新源里，还从西单走到永安里。天上地下，跟姑娘东拉西扯，关键处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现在的脸皮倒是厚多了，可让我再这么走，我可走不动了。再说街上那么多人，行色匆匆，都赶着去挣钱卖力气的，哪还有这么多闲情逸致。再看看日坛公园，不是会所就是高档餐厅，哪儿哪儿都不能随便去，去了就紧张。
这城市，越来越不可爱。
雨一直下
上小学，放学回家，突然天降暴雨。当时庆幸了一下自己没挨淋，可又觉得差了点什么。坐凳子上仔细琢磨，猛然想起我妈现在该下班了，正在路上。于是赶紧拿了雨伞冲到街上。小孩子考虑问题太不周全，雨伞拿在手里，却忘了自己打，结果弄了个透心凉，现在想起来可真够晕的。
我这脚步匆匆走到街角，就看我妈骑车回来，也是浑身湿透。她到我面前大惊失色，问我要干吗去？我说：“给你送雨伞啊。”她笑了：“你送到街角也不管事啊。”随即又很感动地补上一句：“真是，儿子会心疼人了。”
这是印象中最早的大雨了。后来上中学，从台湾传来一首歌：“哗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们都在跑。啪啪啪啪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的好——你有钱坐不到。”我摇头晃脑地唱个不停，心里却很老土地在琢磨，这“计程车”是个什么东西？那时候小，我们城市也落后，根本就没见过出租车呢。
有一次自己骑车去上班，也是遇到暴雨了，在小商店里躲了一会儿。也就十来分钟，雨过天晴。推着车进了通往单位的小胡同，顿时傻了眼。胡同已成河，黄色的泥水滚滚而来，竟然没过了膝盖。最妙的是，水中圆滚滚地漂着无数的大西瓜，显然是一辆西瓜车翻了。胡同里除了我，一个人没有，那是怎样一幅诡异的画面啊。我就这么蹚着水，推车走过了这条长长的胡同。
那时候体力好，经常骑车从海淀到朝阳，一点都不觉得累。有一天晚上，也是大雨倾盆，送一个女孩回家，我骑车在前，她骑车在后，尽管差不多全湿透了，可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倒觉得挺浪漫挺惬意，还你一句我一句唱小曲儿，心里则盘算着这场雨来的真是时候，说不好一会能上演点雨中情呢。
但是，人还是不能太得意了。我们骑到现在的四道口附近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大片水洼，我一高兴就冲了过去，谁能想到水底下还有块大砖头。那肯定是刚才行人为了过马路扔到路中间垫脚的，后来雨大了，水没砖头，根本就看不出来。结果我连人带车玩了一前空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在地上的。那女孩先是问我摔疼了没有，然后就笑，因为我是一身水，车把也摔得倒过来了，很是狼狈。浪漫的感觉顿时消失，自卑涌上心头，我是什么情绪都没了。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在雨天骑车出去，铤而走险。
后来开了车，在雨天也是小心谨慎。有次和朋友约好晚六点在天通苑吃饭，知道会下雨，我乖巧地下午就去那里逛，怕堵车。五点半坐在饭馆里打电话，朋友说已经出来了。他距离饭馆只有五六公里，我想再堵半个小时也该到了。万万没料到，我等到了六点半，他还在路上堵着呢。当时我饥肠辘辘，只好先点了盘肉先吃着，磨磨蹭蹭吃完了，让服务员拿走盘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再打电话，他说快了，已经前进了五百米了。
终于在七点半，我等来了他的老婆孩子，娘俩实在饿急了，决定下车步行来饭馆。我赶紧热汤热菜地招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才见我那朋友蹒跚进门，满脸郁闷。
我喜欢雨天，觉得凉快，觉得爽，可每到雨天就倒霉，也是规律。去年请了三天假去三亚，满心怀着对阳光海滩的向往。飞机起飞了两个小时，就快到达目的地了，我那叫一个兴奋。然后呢，广播里传来的一句话叫我彻底凉快到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遗憾地通知您，由于台风和暴雨，三亚机场已经关闭，我们将转飞南宁降落。”
我郁闷地在南宁机场的招待所里度过了24小时。因为飞机随时可能起飞，所以不能出门，只能在附近的草坪上散步。那个机组的机长告诉我：“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雨一直下呢。”
后来我在三亚的海滨酒店里，还梦见过机长笑着对我重复这句话。
吃辣椒
80年代《中国青年报》有一位战地记者很有名，他是云南人。云南人自称特能吃辣椒。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很仰慕地坐在他办公室里，跟他说我能吃辣的。他脸上立刻现出不相信，随手就从桌子上拿起两瓶从云南带回来的辣椒酱，拧开盖儿，各插进一把小勺。递一瓶给我，说：“我们比赛。”
那是相当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相对而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往自己嘴里送辣酱，一勺接一勺，目光却是看着对方。当吃到第十二勺的时候，他放下了瓶子，说：“好了，我相信了。”
我的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河北人，这两个地方和辣椒关系不大，而且家里做饭也不放辣椒，可我偏偏对辣椒很感兴趣。记忆中头次沾辣椒是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食堂，去食堂的路上，正好有一户人家在院子里种了一片辣椒，绿的红的挂在矮小的枝头煞是好看。我们一群孩子就眼巴巴站在那“观赏”。主人见了我们，当然也见到我们手里的饭盆，就招呼：“一人只许摘两个。”我们就一人摘两个。摘了直接放进嘴里，到了食堂已经龇牙咧嘴满头大汗。
上大学的时候，兜里经常没钱。同宿舍的穷哥们儿为了防止月底揭不开锅，总是在月初的时候凑钱买下一大口袋方便面，好像是十五块钱。那时候的方便面远没有现在包装得那么精美，它们只是一块一块，被裸体放在长长的透明塑料袋里，一袋三十个，很像现在超市里卖的整包装卫生纸。没有调料，饿了还可以拿起来就着开水干啃。好在是油炸的，多少有点油味儿。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宿舍基本靠这玩意儿生存。
吃的时间长了，口里自然会淡出鸟来。于是大家狠心，去食堂买点咸菜下面。这天被派去买咸菜的兄弟，一回宿舍就兴奋异常，大呼小叫。他从书包里慢慢拽出一个大玻璃瓶。大家定睛细瞧，顿时欢呼起来。那是一个大个的雀巢咖啡瓶子，里面满当当的全是辣椒酱，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夹杂的被轧碎的花生仁。不知道是哪位好心的兄弟或者姐妹，从家里拿来这瓶辣椒，满怀优越感地带着它去食堂吃饭，然后又豪爽地把它丢在了饭桌上，被我们宿舍眼尖的同学发现，再满心欢喜地带了回来。
那真是美啊，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全宿舍的伙食都被这瓶辣椒带得活色生香。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辣椒的。
印象里最珍贵的辣椒，则来自西安。那年我在西安过春节，临回北京的时候，住的那家老人拿出一个大笸箩，上面满是晒干的辣椒。他让我帮着，一起把辣椒的蒂杆掰掉，然后用一种自制的小搅拌机把辣椒研成粉末，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里。回到北京从行李里拿出纸袋，浓香扑鼻。辣椒油已经把纸袋浸透——我真的无法想象，看上去枯干的辣椒，还会有这么浓郁的油香。我把那些辣椒装在茶叶桶里，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拿出来用。五六年过去了，老人已经走了，可那辣椒却仍然在。拿出它来，就会想起我们研磨辣椒的那个画面，仿佛电影一样。人生的过程大多如过眼云烟，留在脑海里的，就是这些深刻的画面。
喜欢吃各种辣椒，湖南的剁椒、四川的泡椒，还有海南的黄灯笼椒。经常买来馒头，抹上就吃，即使上火起泡也在所不惜。嗜辣的人可称“辣椒派”，喜欢那种香，那种咸，那种微微的疼，让人迷醉。
暗恋
大学里最后一个新年，正逢广播电视课录音实习，宿舍里一人一台录音机、一柄麦克风。
新年之夜，同室老南不慎喝得酩酊大醉被抬回来躺在床上，兀自喋喋不休。大家仔细听去，依稀觉得老南的谈话有些内容，于是不约而同忽地扑上前去，六柄麦克风同时对准老南的嘴巴。
问：“老南，你心里对咱们班女生谁最好？”
老南：“魏兰啊。魏兰色艺双全，我是真的爱她。”
大家没料到老南如此爽利，登时情绪高涨，问题如连珠炮般发出：“这么些年你怎么没表白？你是怎么扛过来的？魏兰知道吗？她有什么反应？”老南被问到痛处，不禁潸然泪下：“现在的女人太粗心了，我多少次暗示她，她就是置之不理，我命苦啊，男人命苦啊！”
掏心窝子的感觉一定不错，老南干脆坐起来，像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一样面对话筒，侃侃而谈，间杂以短暂抽泣和沂蒙小调。大家没想到自己身边居然还有这么一段血泪史，乐不可支，不停地诱导、启发。老南从食堂里抛媚眼讲到课桌上蹭胳膊，又从魏兰的孤傲讲到妇女的操守，细节清晰，条理分明，偶尔还来句幽默，让憋得小脸通红的弟兄们哄堂大笑。
老南沉睡后，激动的同学们立刻开始编辑，大家决定要把这个采访当作业交给老师。
次日清晨，老南醒得最早，他随手打开录音机，听到昨夜的采访。忽然，老南狂笑不止，他把宿舍所有的人都叫醒：“快听听这是谁呀，居然连魏兰都喜欢，哈哈哈，他可真是个傻小子。”
那时吃什么
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晚上的夜宵是馄饨。在学校门口，馄饨摊依次摆开，一头是小火炉，上面烧着滚汤，另一头是小柜子，拉开是一层层的抽屉，里面摆满了小馄饨。摊子下面是两个铁桶，一个里面装着干净碗，另一个里面是水。脏碗在水里涮涮，就成了干净碗了。
说是馄饨，跟面片也差不多。馄饨皮里，用筷子沾一点点肉馅，往上面一蹭，卷巴卷巴，就成了馄饨了。虽然不厚道，但是便宜啊，而且好歹也有点肉味。所以那是我们的美味。后来和我们的艺术课老师说起这事儿，老师就说，那比我们50年代大学生差远了。老师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他们学校在王府井，所以经常吃“馄饨侯”。当时“馄饨侯”还是出摊的，摊子的一头，锅里煮的竟然是一只鸡，鸡汤是用来浇馄饨的。据说一年到头那只鸡总是在滚水里泡着，老师他们几个人，曾经算计把那鸡给吃了，但终究没有得手。
后来我还真的去吃了次“馄饨侯”，不行，肉馅太多，腻得慌，根本吃不惯。
在学校里饿得久了，就想吃一次货真价实的肉。有一天同学吴尖刀说，咱们去吃肉吧，我请客。听这话，当时就有铁树开花的畅快感。一行人从人民大学坐公车来到真武庙的小胡同里，坐到了小饭馆油腻腻的桌子旁，吃的是羊蝎子，三块钱一大碗，一碗不够还可以来第二碗。那叫一个爽。从那以后，我就把真武庙和肉联系在了一起，去了好多次，一直到那条胡同拆迁被夷为平地。
后来再吃羊蝎子，就没那么香了。首先羊蝎子被改成了火锅，一锅的肉还没当年的一碗多。其次骨头被剔得太干净。第三，价格太贵了，30块钱一锅都拿不下来。
有一段我经常和吴尖刀混在一起。他家住在虎坊桥那边，是北京的南城，那一带小吃不少。我们吃了李记白水羊头，还在新华小吃店喝豆汁。那是我第一次喝豆汁，吴尖刀还激我，说谁喝得少谁结账。结果我捏着鼻子往下灌，竟然喝出豆汁的好来，连喝三大碗还有余地，再看吴尖刀，喝了两碗，老实结账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去吃小肠陈，也就是卤煮火烧。一进门，屋子不大，竟气势恢弘地摆了个大案板，上面摆满了各种下水、五花肉、豆腐块和火烧。当家的大刀一挥，“啪啪啪啪”，把诸多东西切碎，那叫一个陶醉。吴尖刀还严肃地跟我说，这的汤是清朝传下来的老汤，几百年除了文革就没熄过火。文革破四旧，老板娘拿坛子盛了老汤，深埋地下，这才传下来正宗卤煮一脉烟火。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演绎，反正是好吃啊。后来我一直爱吃这口，十几年过去，坚持不懈。但有一天吃着吃着，猛然觉出少了什么，仔细想想，原来大多数卤煮，把里面那片五花肉给省了。少了这么重要的东西，那还叫卤煮吗？从那以后，兴致大减，总觉得商家太用心计，而且还非常担心，以后的人们，也许就觉得卤煮里没有五花肉才正常。
那时候还有一道常吃的东西，是煎饼果子。虽然没有肉，但热乎乎吃下去心里踏实。可后来不知道谁的发明，用一种叫“薄脆”的东西代替了里面的油条。其实薄脆也能吃，但不能因此把油条给废了吧？咱们的煎饼摊还真这么干了。煎饼果子，那果子就是指油条啊。别管往里面打几个鸡蛋，也别管撒了芝麻还是孜然，没有油条，那就是不对劲。
好多小吃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被改造，就像语言被改造，道德观念被改造一样。人不应该怕改造，不改造就没法发展。但改造总得越改越好，不能失去特色吧？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还以为自己在发扬光大传统呢——小吃偷工减料变味道、长城翻新重修，还有江南古镇，把几百年老房子拆了，重新盖成仿古假住宅，都属此类。骗外行可以，咱别骗自己行吗？
羊肉串
二十多年前第一个出现在西直门的那个烤羊肉串的小伙子，可能根本想不到，羊肉串已经成了我们必须要吃的东西。现在郊区的饭馆大多都摆出了露天的排挡，除了煮毛豆和麻辣烫，羊肉串是必需的。我们村饭馆的老板说，要是不出排挡，根本就不可能挣到钱。也是，天这么热，谁有胃口吃那么正规啊，所以羊肉串成了当家主打。村头小坐，扎啤肉串，很好的消遣。
想当年羊肉串刚出现的时候，好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孜然呢。那时候卖一毛钱一串，也没有现在的大，都用自行车条穿着，新疆小伙子歪戴着帽子，嘴里一嘟噜一嘟噜地吆喝，然后大姑娘小媳妇以及饿得前心贴后背的男人、流着口水的小孩子，就眼巴巴在旁边排着队，死盯着那串儿，看它们滋滋流着油，等着轮到自己，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后来烤串的人杂了，哪儿的都有，但都还学着新疆口音，都戴那彩色小帽子，仿佛那就是招牌。据说还有人拿死猫肉耗子肉冒充羊肉在那烤，但都是传说。
羊肉串的普及，我想陈佩斯和朱时茂功不可没。我至今还记得陈佩斯说：“香香的臭臭的……”那个小品让羊肉串家喻户晓，似乎也正式宣布了羊肉串作为一种大众食品的存在。
后来羊肉串在北京遭灭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烤肉冒烟，污染环境。北京是一个特别穷讲究的城市，尤其是对广大群众热爱的街头食品，灭得厉害。那些街边摊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当时还公布了举报电话，哪儿冒烟了一个电话城管就到，比现在交通事故警察来得还快。所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想吃到羊肉串特别难。
但羊肉串的生命力相当强大，很快饭馆里就出现了变种的羊肉串，那就是小饭馆们把桌子变成烤炉，出售生的肉串，提供调料，让顾客自己烤。记得有一次新年之夜，我曾经坐在这样的小饭馆里，喝着小二，烤着小串，和老板一起听收音机里的新年报时。那天外面大雪纷飞，交通断绝。这个新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烤肉串的手艺，也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
这么多年，北京流行过很多吃食，比如鱼头火锅、红焖羊肉、麻辣鸭脖等等，在一定时间段内大领风骚，但能经久不息且规模日趋庞大拥趸众多的，似乎首推羊肉串。不会烤羊肉串的男人不是热爱生活的男人，这话是我们村口卖羊肉的那对夫妻说的，他们卖羊肉和羊腰子，同时还卖竹子或者木制的扦子，卖辣椒面和孜然。显然附近有他们的稳定的客源。
非典的那些日子，大家在家都憋坏了，最后实在按捺不住，就在邻居露台上组织了一次烤串大会。买了羊腿和羊里脊，花一整天功夫切块，端一大盆子去，男的烤，女的串，气氛很小农，很亲切。
羊肉串的同化能力也是超强的。比如北京曾经有一些韩式烧烤的小店，他们烤串是刷辣酱的，如果想吃孜然的，要特别声明不刷酱，可慢慢的，就变成刷酱才需要声明，这表明经营者已经为了群众口味放弃了自己的坚持。现在郊区排挡，不管是韩式的饭馆，还是四川的、湖南的、老北京的、东北的、山西的，都要摆个铁皮炉子烤串，尽管我认为，几乎没有一家烤串的手艺比我强。
有时候，我的确很同情那些住在饭馆楼上的业主们。底下的排挡烟熏火燎，人声嘈杂，世界杯的时候拿电视放球赛，没球赛的时候还有人搞歌舞二人转，这么热的天，吃不好睡不着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城里好管郊区不行啊，一到郊区就是羊肉串的汪洋大海。只能慨叹命不好，生在了有羊肉串的时代。
快三十年过去了，羊肉串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人的胃。它味道浓郁，操作简便，烤起来形式感强（一边撒辣椒面嘴里要一边嘟噜），在肉类价格飞涨的时候，让我们对吃到肉充满信心。别再说它是新疆风味了，以后谁写中国饮食史什么的，肯定会有它的重要地位。它的辉煌历史才刚开始，它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再次风靡的。
黄家饭
和著名出版商张小波约吃饭，他挺神秘地说：“带你去见一个人。孟尝君你认识吗？”
“认识。”我点头，“此人门客三千，生活在两千年前。”
“转世了。”张小波肯定地说，“就住在望京新城，而且远不止三千人的规模。”
这是说什么呢？满腹狐疑，七拐八绕来到一高楼下面，向保安报上门牌号。保安说：“真热闹啊，今天又是一大桌。”
开门迎接的是不认识的人，还有一只小狗，叫黄小乐。张小波进门就直奔里屋而去，这才见到主人——微微发胖，有点谢顶，满面红光，出来了，听介绍，握手寒暄。此人叫黄珂。黄珂说：“坐坐，随便点。”
没什么客套了。屋子里已经有不少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中国的外国的。有的见过面，有的没见过面，在东拉西扯。厨房里则飘出饭菜的香味。我属于生人，坐那儿老实看报纸、抽烟、吃樱桃西红柿，心里想挺邪啊，在家请这种规模的大客。黄小乐则特忙活，一有人来就跑过去叫，赶上门铃了。
“黄珂好客，所以每天请客。”张小波介绍说，“每天来这的三十多人，为此雇了保姆做饭。当然他自己也亲自下厨。逢年过节，这就是大伙的家，盛况空前时，还要翻台。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在他家吃饭的，达到两万人次。”在张小波的指引下，我见到了直达天花板的酒柜，上面列满了将军一样的白酒，还有林立的各式各样士兵般的酒杯。我还看到黄珂拉着人打牌的那间屋子，红酒一箱箱堆积起来，占去大半面墙。
请客请出气势来，黄珂还办了本杂志，就叫《黄客》。我认真学习了一本，内容有三：一是食客们的经历与成就；二是食客们在黄家吃饭喝酒时的图片、文字记录；三是对黄家饭不遗余力的歌颂。诗书画影样样俱全，看得人垂涎欲滴不说，还有无穷无尽的遐想。
到黄家吃饭的，大多是诗人、演员、作家、画家等等，没想到我在这里还碰见了熟人，女作家虹影，平面设计家旺望忘，还有诗人李亚伟。当然李亚伟现在的身份，是“出版界的黄花鱼”。这是以张小波为参照的，他说张小波是“巨鳄”，他自己是“黄花鱼”。不过不管是什么鱼，大家都挺自觉的，只要人在北京，到饭点没处去，就来了，其中也不乏我年轻时候就如雷贯耳的名人，让人恍然回到火红的八十年代。
要开饭了，好多人都七手八脚地参与摆台——两张长条桌鱼贯拼好，餐具凳子码放整齐，大家排排坐等着上菜。保姆兼厨娘和黄珂一样，是重庆人，麻利得很，一大盘一大盆地往上搁。黄家饭是重庆风格，鸡鸭鱼肉都有，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盆豆花，那可是自己制作出品的，不蘸任何调料就能吃。当然，黄家最著名的是黄珂亲自创制的鱼——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因为黄小乐在老黄介绍鱼的时候正扒在我腿上，眼巴巴的瞧着我。可我还是狠心地让它失望了——黄家的规矩，不能喂狗吃人的食物。
黄珂跟我聊天，说他年轻时也是做媒介的，办过报纸，然后呢，不知怎么就开始请客了。接着他的注意力被张小波吸引。戒酒三个月的张小波执意要喝，老黄就在一边劝。当然这种劝阻起到的是反效果。在黄家吃饭，有充分的自由，喝不喝，喝什么，喝多少，一般都自己决定。
这顿饭热闹地吃完，曲终人不散，几个人要留下来和老黄玩牌。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个性极强的人能在一个大饭桌上其乐融融，菜好吃是一方面，关键还是老黄给大家创造出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感觉强烈的氛围。
有个周末看电视，突然发现黄珂上了中央台10频道的《人物》栏目。说的不是别的，就是他请客。张小波李亚伟虹影等人侃侃而谈，一看就没少吃。
整个节目，我就记住一句话。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更多的群众，老黄已经准备在七九八工厂，开张一个饭馆了。
卖煎饼的老太太
一勺面糊，浇在烧热的圆铁饼撑上，拿带柄的木片一划，薄薄一层，磕上鸡蛋，撒上葱花芝麻，翻面，刷辣酱甜酱，再撒孜然，放上薄脆一张，用铁铲卷起，切三段，拿纸包了，煎饼做好。
商店门口柜台有卖这个的，磕一个鸡蛋，两块钱。我们小区路口老太太推着车卖，两个鸡蛋，也是两块。
早晨开车出来，为赶时间，就在老太太这里买煎饼，在车上就解决了早饭。次数多了，熟悉了，就聊会儿。问：“大妈您家老爷子呢？”她说：“在北面那个路口呢。”敢情，一人一车。
老太太六点就出摊，先堵在学校门口，上学的学生是固定客户，卖到八点，然后转战小区路口。这儿的人开车上班，或者等公共汽车，经常就来一个煎饼。卖到十一点多，又去学校。一天往返三次，天黑收摊。和老太太算过成本，好的时候一个煎饼赚八毛，差的时候赚五毛，成本浮动较大的是鸡蛋，便宜时一块八一斤，贵的时候两块三，那就利润少了。一天下来，能赚个几十块钱。
老太太敬业，不论寒暑，永远像个路标似的站在那儿。春节的时候，周边早点摊一律歇假，老太太依旧准时。就问她：“还有人吃吗？”“那当然，这是我的旺季。”
论起敬业来，老太太应该是表率，但兢兢业业的人，有时候还真没吊儿郎当的人发财快。比如我曾经的一个朋友，敢扔下一堆约好谈事的朋友自己去泡姑娘，买卖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一点都不负责任，屁股后的摊子总要人去收拾，结果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现在已经像真正的富翁一样，养起了娇妻，住起了豪宅，他只是会钻营包装而已，表面上还显得挺仗义。
老太太也有难事儿，那就是这片的负责单位（我就不说是什么单位的了，反正是能让老太太在这呆着的，也能让老太太走人的）就在马路对面，那里有几个半大小伙子，每天都要四个煎饼，而且必须准时送到。人家也给钱，老太太不敢收。有时候人多都排队等呢，老太太却得把做好的煎饼给人家送去。她一溜小跑过去，再一溜小跑回来，跑得脸红气喘还得面带微笑。
这么做，偶尔会得罪顾客。有天一位爸爸开车带着儿子等煎饼，儿子已经是中学生了，一直站在老太太旁边。结果老太太把煎饼先给对门送去了。爸爸大怒，下车和老太太理论，还说儿子被冻着了，这个煎饼不能给钱。老太太也不能解释，就说，都是老客户，不要钱了。
爸爸气哼哼地回车了，还是儿子懂事，走的时候偷偷把钱塞给老太太。
老太太也不郁闷，仍然笑眯眯的。
我们单位的中午饭实在难吃，于是我就跟老太太说：“今天要两个，我不吃午饭了。”
“那今天优惠你。煎饼里给你放三个鸡蛋。”
我立刻受宠若惊。老太太接着说：“现在鸡蛋一块八一斤，所以我优惠你。”
其实我觉得，老太太优惠我，并不是因为鸡蛋便宜，而是因为我不像别人，傻愣愣地直盯着煎饼。我喜欢和她聊几句。她还是喜欢我这样的顾客的。比如她最喜欢问：“现在几点了？”
其实我也不带表，就估摸着说：“快十一点了。”老太太就决定往学校门口去了。
春暖花开，人的话也密。我一见着老太太，就跟她说：“今儿天气不错啊，真暖和。”老太太却说：“天气暖和啦，我的生意就不好做了。”
我问为什么，她说：“天冷，人容易觉得肚子里没食，煎饼卖得就快。暖和了，就卖得慢了。你看我的心态，是不是像卖炭翁啊？”
我大乐，没想到她还知道这典故。我就故意打镲：“那卖炭翁是男的。”
“对对，那是我们家老头子。我呢，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吃鱼成胖子
做鱼是一件需要想象力的事情，没有人能说清楚，一条鲫鱼怎么就能炖出乳白色的汤，这汤怎么就能滋养女性。但是，人人都这么传，人人都相信。汤的鲜美先不必说，关键是，那种浓郁的颜色让人感到神奇。一掌长的小鱼居然能煮出这么漂亮的汤来，而且还不费什么力气。
超市里的平鱼，静静地一排排躺在那里——我把它们买回家，洗净，去头，切成条状。用酱油、糖、醋、盐、酒、干辣椒、姜片调出汁，油烧热，先撒一把花椒大料，再将调汁倒入，轰然一声，烧成滚沸。汁做好了，要放凉，如果有时间，还得搁在冰箱里镇一镇。
做鱼的时候，一定要有种表演的心态，用一尺多长的长筷，把鱼条放进锅中，慢条斯理地细炸，眼见得那些银色的鱼段在热油的簇拥中慢慢卷曲，变成高贵的金黄色。等鱼段彻底煎透，骨头都酥了，夹起来，不要停，直接浸入冰冷的汁中——就听见“滋拉”一声，冰火交融，完全入味。
干这个，不要慌，要给自己留充裕的时间，比如打算中午吃，最好前一天晚上就把鱼浸到汁里。这一招是从我爸那儿学的，他老人家不怎么吃鱼，但做鱼却是好手。我完全亦步亦趋，连动作幅度都一样，可味道就是比他的差一点，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吧，我总是有点着急，差就差在一个急字上。
大蒜辣子鲶鱼，也是一道色味俱佳的菜。将鲶鱼切块，略煎，再倒进酒与葱姜段，放入堆积如山的大蒜与灯笼椒，一大盘能盛得盛况空前。最后再在上面撒一把青葱，鲜艳欲滴，哪像是从锅里出来的？倒像是影楼的。
有一段时间时兴吃鱼头。鱼头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吃了能让人聪明。那天轮到我请客，七个人，我特意提前打电话给饭店，订了一个11斤的大鱼头做鱼头泡饼。等到那鱼头端上来我们都傻了眼，盘子就有小孩洗澡的盆那么大。那顿鱼头果然把我们都吃聪明了，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吃11斤重的鱼头，20人差不多合适。
有超大的鱼头，就一定有超大的鱼。自从吃了鱼头，我就一直惦记着找条大鱼开开眼。北京的密云水库每年都封渔，为的是让湖里的野鱼好好休养生息，省得让人一气捞完了。到了“十一”前后，就是开渔的日子，开渔头一天，是要评选鱼王的——和评选什么鸡呀鸭呀的影视奖不同，评选鱼王，实打实的按照分量算。我从报纸上看见，鱼王是一条重28斤的大鲤鱼。照片上那条鱼有一人多高，拍卖卖了3万块。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查了下历史，密云水库的鱼王，最沉的好像是70多斤。
冬天到来，我终于带单位的同事到密云去了。事先同事让朋友帮着安排，给我们弄了条13斤重的水库大鲤鱼，侉炖。我清楚地记得，鱼上桌的时候，由两个服务员一人托着一个大盘子，也不是托，简直就是抬，如同上来一个铺盖卷。鱼头在我鼻尖前，鱼尾巴甩到桌子对面。足有五分钟，谁都没想起吃来，就顾着和鱼合影了。
其实，鱼大只是好看，并不一定好吃。小鱼如银鱼，或者鲫瓜子，或者小黄鱼，反而容易做出味道来。夏天在野外烧烤，我会特制烤鱼，讲究点用红鳟，不讲究，普通的鲫鱼也行，串好竹签，放在炭火上烤，一边烤一边反复刷油，撒孜然、辣椒和盐。鱼没有熟呢，香气早飘到五里地以外去了。
刚兴起三文鱼的时候，吃生鱼片纯属打牙祭，好几十块钱，换来的就是薄薄那么几片，放在冰上端过来，好像是珍稀动物的样子。当时觉得吃三文鱼太贵，自己用黑鱼替代，口感发脆。由于黑鱼是在内河养殖，还总担心吃着不卫生。
有个去过北欧的朋友跟我说，三文鱼虽然是深海鱼类，但也没宣传的那么难弄。欧洲人把一群三文鱼圈在海里，整天拿探照灯往水里照。那帮三文鱼总见着有光，就觉得天没黑，不睡觉，又没什么其他事做，只好吃。结果，它们长得又快又肥，然后就卖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吃的三文鱼，都是没睡过囫囵觉的。
果然，后来三文鱼成批地卖，就和卖肉没什么区别了。可我见到三文鱼，老是想起我自己——我说我怎么没吃什么还这么胖呢，原来是熬夜熬的。
吃鱼绑票
看《水浒传》，那宋江在浔阳楼上吃活鱼，鱼肉吃了，鱼骨还可以做个汤。看着看着就馋了。
最保持鱼味的做法是清蒸。可清蒸的鱼，最好是活的。平时吃，以草鱼为最佳，胖头鱼其次。武昌鱼也好，但刺太多。鲤鱼看着漂亮，腥气却太重，蒸出来不好吃。
把鱼去鳃去鳞去内脏，洗净了，里里外外抹上盐和料酒，干干净净放在鱼盘上，看着就是那么透亮。葱段姜片切得翠绿嫩黄摆在鱼身上，也别忘了在嘴、鳃、肚子里都放点。如果讲究，取金黄的橘子皮切丝，撒在鱼身上，这鱼就打扮停当了。上火急蒸，等锅开了拧小，有个10来分钟即可。鱼不可蒸过火，过火了鱼就柴了，很难吃，在饭店里吃到蒸过的鱼，是可以退换的。
蒸好的鱼，要淋老抽和明油，再放把青葱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清蒸的最佳主角，是长江鲥鱼。高档饭馆里都半条半条卖，连鱼鳞一起蒸。蒸好鱼鳞放在一边，也是可以吃的。鲥鱼味道极鲜美，可惜卖得太贵，偶然吃一下而已。
吃鱼是有讲究的。古代强盗打劫，先胡乱抓个小孩上山，弄条清蒸鱼给他吃。看他第一筷子往哪去。如果直奔肥肥的鱼肚子了，那这是穷人家的孩子，立刻放人；如果先吃鱼尾或者鱼头，那这孩子就要被留为肉票，可以对其家长进行敲诈勒索。这说明鱼头鱼尾比中段好吃，也说明会吃的人是不吃中段的。
我在学龄前听了土匪绑票的故事后，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脱离群众。尽管新社会基本不会为了吃鱼搭上身家性命，但小心总是没错的。所以我的习惯，吃鱼先吃鱼肚子，土就土点吧，还显得人实在呢。有一次在饭馆里吃到了专门的“划水”，就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全是刺，还不够费功夫的呢。
吃水里的东西，一定要鲜香，千万不能搞松鼠桂鱼那一套，那东西把鱼弄成松鼠形状也就罢了，还淋上黏糊糊的汁液，把鱼的味道全遮没了，纯属为了排场而糟蹋东西。所以一提起鱼，我更喜欢广东人的做法，无论是蒸、炒、生噘，还是煲汤滚粥，都做得活色生香。如果一条鱼上了广东人的餐桌，那它这辈子就不算白活。
北方人也有做得好的。有一次我们在白洋淀玩，划船进了芦苇荡深处，正好碰见一条渔船满载而归。那船舱里全是活蹦乱跳的小白条鱼，我们看着眼馋，全给包了。带回住处，房东帮我们收拾，然后再用白洋淀里的水侉炖了，就着小酒，吃得那叫一个香。
我见过真爱吃鱼的人，一条鱼摆在面前，不会上手去择刺，只是用筷子不动声色地摆弄着，也不会把鱼翻身，据说那样不吉利。人家只是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不经意间，那条鱼只剩完整的鱼骨了。
和行家吃东西，就会觉得东西比平时又香了好多。
排骨勾馋虫
排骨里最出名的，当属无锡“陆稿荐”小排骨。有一次我去无锡，看见路边卖排骨的专卖店，还有人排队，如同北京的“天福号”肘子一样。赶紧过去买，正是“陆稿荐”。
无锡排骨带着一股酱香，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用腐乳调了味儿。吃起来，肉骨顷刻分离，就好像化在嘴里。所以我很快就后悔买少了。北京的超市里也有，只是都放在冷柜里，买回家，尝尝，觉得没有在无锡店里买的香，毕竟是冷的，要是自己加热，那味道老感觉控制不住。
小排骨里还有一种出在湖北，粉蒸排骨，外面裹了米粉，有的也有腐乳，但吃起来就费劲多了。需要牙口很好才能把肉咬下来，但是别有一股香味，那是肉香。
广东人吃排骨，一般是煲汤，用藕切块，和排骨一起细细熬上一回。但那吃得已经不是排骨，而是汤了。和广东众多的海鲜汤比较起来，排骨汤实在是不算什么，吃起来远远没有鲜香精美，其实不是排骨不好吃，而是它倒霉，存在于广东那样的地方，纵有千般风骨，也显现不出来。
广东人吃荤的，讲究的是原味，但排骨这东西，仅仅原味就有腻的感觉，必须要加点什么，作为点睛之笔，那一下子就让排骨风格大变，卓尔不群。比如东北菜里有酱大排，是放了足足的酱油，很是豪爽。另外一种吃法，把清炖的排骨捞出，蘸着酱油碟吃，当然也可以少搁点辣椒油，真是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排骨，还可以和许多菜料混做，例如冬瓜、木瓜、果仁、蘑菇、豆腐等等，但我的观点，吃排骨要精神集中。排骨是属于绝对的主角，必须要独立表现，其他杂物放得多了，必然分散注意力，吃起来差劲许多。
有两次吃排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是在一个西餐厅，牛排猪排放在竹筐里，干干净净地放在陈列柜中，还用射灯照着，前面放着小小的标牌，写着每块重多少克要多少钱。我一见这场景就大为感动，觉得排骨有了珠宝的待遇，可见这家店对食物非常尊重。当然，这里的排骨价格也不同寻常，一大块烤下来，有上百元了。
另一次是在北京官园附近，小胡同里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进了门，墙边是一大灶，巨大的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大排骨。你要多少斤，店家就拿一杆秤，当着面给你约分量。那秤还是最原始的杆秤，这让人立刻联想起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劲儿。这排骨是每天一锅，卖完为止。后来我再去，就在官园后面的小胡同里迷路了，没找到。那家店现在估计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一片已经是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段。
排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出奇效果。有一次在家组织朋友聚会，头天晚上就烧了锅排骨：葱、姜、料酒、盐、冰糖、酱油、醋，调好烧开，小火慢煮，烧了两个小时，然后上网招人。不少人正在减肥，犹犹豫豫的。我说你们还琢磨什么，那么好的糖醋排骨，单等人一进门我就收汁了。
食指大动，他们来了。
美女是吃货
女人怕胖，所以在吃上总是格外小心。有时候一桌子的人，女人吃了没两口，就放下了筷子，说饱了。这时候菜都没上齐，有点倒胃口。
可是，一些容易让人发胖的东西，却让女人着迷。麻辣烫就是一种。别看吃不了多少，油脂和盐分就是超标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特别是薯片，就不用说它的主要成分了吧？吃烧烤的时候，不吃肉却要吃烤地瓜；吃比萨的时候，不吃上面的培根肉粒却要吃烤土豆。吃冰激凌的时候小心，喝可乐的时候却豪爽……这都是矛盾的。
其实我见过的不少美女，吃起来都是百无禁忌。比如，有位漂亮姐姐喜欢喝汤，这一桌菜叫上来，先把粟米羹蛋花汤什么的端到自己跟前，一勺一勺喝，不管盆多大，总能喝完，不够再叫一盆，一会儿又见了底，而且不上厕所，喝汤工夫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一位，喜欢沙拉，聚会的时候拌上一大盆，最后总是她扫底，吃得碟光碗净，看上去都不用洗。
真正的明星都是不怕胖的，也是不挑食的。到了西安就直奔大卖市街，到了上海就直奔城隍庙。其实这一点在她们写的减肥书上都能得到印证，这些减肥书，基本上都是谈如何运动的，也有说如何做科学饮食的，就是没说如何节食的。不能节食，节食是件很不快乐的事情。我看见报纸上说，徐静蕾最喜欢水煮鱼，张娜拉最喜欢牛肉面，还有那英孙悦什么的，干脆开了饭店。这就很说明问题。有什么比吃更让人神采焕发呢？
我非常喜欢怂恿女人多吃，有时候恍然觉得，自己以前当过饲养员。要是这一桌上有谁表现出对吃的热爱，我就很热衷于埋单。认识一个成都女孩，别的不说，最迷恋的是麻辣兔头，见到那东西就走不动，一定要抱上啃个痛快，就觉得她是一头披着美女外衣的狼外婆。所以一见面就要请吃兔头，没有兔头，那鸭脖子也凑合。还有一个女孩，嗜好鱼头。一条鱼摆在桌上，吃着吃着她突然就问：“鱼头没人吃吧？”当然没人好意思说自己想吃。她就理所当然地把鱼头夹到自己盘子里。后来我请她结实地吃了顿鱼头火锅。
有女孩曾经对我感喟：“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突然想吃什么，马上就能吃到。”她是喜欢吃香辣蟹和福寿螺的，一旦犯瘾，就连续不停地吃，一口气吃上半年一载。我和她吃香辣蟹的次数就数不清了。自己吃饱了，她还会把福寿螺的肉一点点挑出来，分给大家。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细致认真，看上去是真的喜欢食物。这些日子，又突然想烤鸭了，已经连续吃了两顿。
想吃就吃吧，只要保持足够的运动和好些的心境。如果不是太养尊处优，或者不是太不爱运动，身体是不会一下子发起来的。节食减肥，都是中老年人的事，青春纵情，吃上不必多计较。
醋提百味
有喝酒的，有喝茶的，也有喝醋的。醋以山西陈醋、镇江香醋、独流老醋最著名，北京的米醋，味道发甜，和饮料接近。喝醋的少，因为没有醋生活也能继续。
化学老师常把一块骨头泡在醋里，泡上一节课，骨头拿出来，已经发黑变软，他证明了醋的厉害，导致众同学发出一片啧啧之声。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大家误以为醋能立即让骨头软化，鱼刺扎在嗓子里，赶忙取杯醋灌下去，希望鱼刺能变软被咽掉。其实这么做很徒劳，刺只能在吞咽的时候越扎越深，醋早就流进肚子了。
不过醋能让血管软下来却是真的，好多胖子，怕自己的血管硬化，吃饭的时候饮醋，也显得有滋味。后来出现了真正的醋饮料，苹果醋什么的，就是针对这个人群。可惜没有风靡起来。这说明醋是当不了桌子上的主角的，它只是辅助性的东西。
醋不能显山露水，但是有醋的确能让很多东西提味。酸甜苦辣咸，五味之内，酸是首位，可见还是给人很深的印象的。炒花生米，添了醋，便是老醋花生，口感全变了；炒白菜，加了醋，便是醋溜白菜，也是独有的味道；炒鸡蛋，加了醋，便是赛螃蟹——至今也没搞明白，鸡和螃蟹，差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就能用醋把鸡蛋弄出螃蟹味儿来？想当年发现这个秘密的人，一定是欣喜若狂。
吃面食，包子饺子面条，自然也是要加醋的，没有醋，就吃不了那么香、那么多。就是在吃PIZZA饼的时候，也有人习惯在饼上浇TABASCO，那是美洲出产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辣椒醋”。
如果这么说下去，醋的形象就会立刻高大起来。但真的不是这样。在绝大多数时候，醋只是辅助性的，它总是隐于幕后，不声不响地起作用。在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之中，不动声色地调节着气氛。犹如舞台上晃动的灯光，音乐中隐约的和声，皇上身边讷言敏行的老大臣，公司里边当臂膀的办公室主任……风口浪尖的事是不做的，但要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什么风口浪尖。
越是难的时候，醋这样的东西越起作用。当年生活艰苦，有人脚上长了骨刺，就要用醋来泡；要预防感冒脑膜炎腮腺炎，也得在家里熏醋，把醋倒在煤炉上，哧啦一声，满屋子醋味儿，闻着，心里也就踏实了。小孩得了蛔虫病，喝点醋水；鼻子流血，拿棉花球沾点醋堵上。在寒夜冷衾孤寂难耐的失眠夜里，喝点醋，还能治疗失眠。这些招数，都很古老，有的是从汉朝传过来的，有的是从古罗马传过来的。现在谁要这么干就显得很新鲜，但在人类漫漫几千年没有疫苗没有驱虫药的日子里，好多事情都得靠着醋来完成。
和茶与酒不一样，醋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说，闹出的最大的动静，就是房玄龄老婆吃醋那件事情。吃醋也不能算是什么大事，只是女人在感情受到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本能的反应。嫉妒、钻牛角尖、情绪起伏、内心不平衡，这些会让男人觉得恐惧、烦闷、内疚，既而发展成更爱怜或更痛恨女人。总之，在没有把柄证据的情况下，女人总是在用吃醋来提醒与告诫男人。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女人对情事性事逐渐看开，吃醋的人群中，男人的比例在增加，这证明女人的骨头在变硬，骨感美人风行，而男人的骨头逐渐软了下来。科学说，人类精子数量和质量都在逐步下降；生活说，ED的男人在增加。文明发展，消耗体力的活计可能会减少，将来有一天，人类重回母系社会也未可知。那个时候，女人可能在酒吧里把酒言欢，男人则垂头丧气地在家里，过着酸楚不堪的日子。
醋海风波，会让人生不那么枯燥，也会证明自己，多么在乎一个人。
食有香辣蟹
最早一次吃海鲜，还是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带着姑娘去南戴河穷玩。真是穷玩，到了最后我们只剩下十几块钱。坐在脏兮兮的小饭馆，说：“咱们一直没舍得吃顿海鲜，咱吃海鲜吧。”于是两个人吃了一头巨大的海蟹，居然感觉是吃饱了。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姑娘的容貌已经记不清，那只螃蟹却一直能想起来。我好像再也没见过那么大的螃蟹。
当时北京还没有什么海鲜馆，想吃活的螃蟹门也没有。不久之后，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倒卖彩电发了财，说要请吃螃蟹，在西郊一大饭馆，一人一只。那螃蟹是冰冻过的，瘦得可怜，打开以后，里面既没黄也没肉，只好嘬嘬味儿，一只六十多，在那个年头可是巨款。从此之后，对螃蟹敬而远之。
红桥农贸市场的开张，让螃蟹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像一个真正的渔民一样，在红桥的海鲜中穿行，摸摸这个拍拍那个，脑子里却想的是满桌油光瓦亮的红色螃蟹，全然忘了捆螃蟹的草绳卖的是和螃蟹一个价钱。在这个时期，我一发工资就会去红桥，各种海鲜搬回家，自娱自乐自吃独食，方法很简单，上锅就蒸，蘸着放了姜末的醋汁，边吃边想，我这么年轻却已经是一个吃得起螃蟹的人了，了不起。
人岁数小的时候都自恋。
我吃螃蟹，从来不讲究，一般情况直奔主题，也就是先把螃蟹所有的腿掰下来放一边，打开壳，把膏黄蟹肉一扫而空，然后再慢慢拾掇那些胳膊腿。我觉得吃什么都得先吃好的，这样才能享受食物的乐趣，等好的吃完了，不好的也成好的了。
螃蟹样样好，就是腿太多，吃起来麻烦。我常想，有没有科技人员能花点时间，让螃蟹只长膏黄不长腿，长成肉丸子状，那样吃起来肯定更爽。
当然这样的吃法，只限于没有别人的时候。一旦在公共场合，我还是很规矩地按大家通行的顺序吃。最理想的，是在饭桌上遇到只喜欢吃螃蟹腿的人——有的妹子还真就喜欢这一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欢天喜地地把所有螃蟹腿送到她碗里，既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又显得特别关心照顾别人。我认为，喜欢吃螃蟹腿的妹子肯定是因为熟读《红楼梦》，里面对吃螃蟹腿描述，让大家觉得那才是天下第一美味，感谢曹雪芹，感谢贾宝玉，感谢参加喝酒对诗吃螃蟹看菊花的所有诗社人员，谢谢啊。
螃蟹中最有品牌的，当数阳澄湖大闸蟹。别看名字里有个“大”字，个头却不能说是大。这种东西本来是稀少的，可一到季节，连北京都到处都是，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在吃蟹的季节到了江南，在饭馆中吃到了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太贵，就觉得不是很香。后来一问，敢情“阳澄湖”这个商标，是被出产正宗大闸蟹湖对岸的什么村给抢注了，虽然相距不远，味道也没什么大差别，可就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后来我就不怎么吃这种蟹了，觉得谁是阳澄湖出来的，可能只有螃蟹自己说得清楚。
螃蟹的真正普及，是因为有了“香辣（锅）蟹”。香辣蟹和香锅蟹都是四川麻辣口味，味道相近，却又有很大的不同。香锅蟹是一个锅，里面满满的蟹，吃完了再加汤，煮别的菜吃；香辣蟹则是连蟹带菜一盆端上来，想吃什么吃什么。这样的蟹，看上去油汪汪的，透着日子红火，食欲旺盛。
蟹是砍碎了的，一筷子下去，你也不知道能夹上哪个部位来。蟹腿连着蟹身，好像就是在吃排骨一样。对于这种吃法，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四川不是盛产螃蟹的地方，怎么会悟出对螃蟹的脱胎换骨的做法呢？
蟹多了，随时都能吃到，可见螃蟹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以人的聪明智慧，想要多少就能养出多少来。有的人吃香辣蟹，只喜欢吃里面的菜，因为菜沾了蟹味，十分香浓。这说明你想要的时候总是得不到，能嘬到味已经不易，而当它多得唾手可得的时候，尝尝味道也就够了。
食堂故事
很多写字楼是不配备食堂的，所以大家只好叫外卖，或者去外面的小饭馆吃饭。但这样有很大的缺点，比如，衣着光鲜的小男女们，很优越地从写字楼出来，立刻就要投入到那些脏乎乎连碗都洗不干净的地方，吃面条炒菜。这总给人一种反差巨大的感觉，有点——金玉其外。
所以，有一个食堂是件很幸运的事，尤其是早中晚三顿都有的食堂。而我们办公区的物业，就办了这么一个食堂。食堂面积很大，实行招标，由外面的餐饮公司卖饭。我粗算了一笔账，就算每天有一千五百人次吃饭吧，一人10元标准，一个月按20天工作日计，一个月的流水也有30万，一年就是360万。这可是个相当大的买卖了。
但他们赚多少钱和我无关，我只关心吃什么。结果，我发现食堂很爱做鱼段，糖醋的油炸的红烧的。味道一般，吃起来挺麻烦，因为有刺。很多人中午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遇到了鱼，都比较头疼。而且，只有鱼身，没有鱼头，小时候吃食堂的那种整烧的鱼，几乎见不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天朋友请客，是吃鱼头火锅。我们吃得特别多，饭馆里都没什么人了，看朋友的样子，还在喝酒，不打算走呢。百无聊赖，我就随口问服务员：“鱼头都几十块钱一斤地卖了，鱼身子怎么办啊？”她笑眯眯地答：“也卖啊，一两块钱一斤，卖给快餐公司，或者工地食堂，浪费不了。”
我心里就是一哆嗦，顿时觉出不平衡来。我对吃鱼没意见，无鱼不成宴嘛。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食堂是半自助的，也就是荤菜（主菜）一人一勺，素菜随便吃，这鱼可是主菜。这么一算下来，我觉得食堂用了诡计在主菜上做手脚，那利润可就大了去了。
负责盛主菜的是个小姑娘，二十岁上下。年纪虽然小，手却抖得厉害。一勺子肉，她那叫一个抖，抖得那叫人一个心疼。很多人打菜的时候，眼睛都直勾勾盯在肉上，越盯越抖，放到自己盘子里就没多少了。有一次吃土豆炖肉，我数了一下，一共三块肉，剩下的是土豆。为什么要抖大家心知肚明，但后来我也发现了一个让她不抖的办法，那就是不盯着肉，而是含情脉脉地盯着她的眼睛，越温柔越好。这样她心一虚，觉得你是好人，肉自然会不自觉地多盛些。当然做到这点是有难度的，在食堂里，要控制自己的目光不放在肉上，需要很强的毅力。
食堂里也供应饺子，盛饺子的是一个小伙子，也抖。最少的一次，一盘饺子只盛了13个。这时候盯眼睛就没用了，办法是举着盘子不走。你不走，他就不好意思，只好再添几个。脸皮够厚的话还得再加上一句：“再来点吧。”——这句话说出来，是要有勇气的，也要有控制力，后面紧跟的“行行好吧”必须咽下去，否则就现大眼了。
吃饺子的另外一个绝招是晚去。这时候食堂人少了，先前节约出来的饺子可能会有富裕，运气好的话，那小伙子豪爽劲一上来会说：“不够再来拿。”
有一次我被事情拖住，去食堂晚了，餐饮公司的服务员们也开了饭。他们在吃开饭后剩下的那些菜，怪不得抖呢。可我去拿汤的时候发现，主菜根本就没有了，他们吃的只有素的，里面偶尔有肉，不可能有鱼。这些年轻人坐在我对面，吃的时候餐具碰得丁当响，饿坏了。我面对他们，突然辛酸起来。
吃饭填饱自己，再去干活，整日奔波，食不甘味，睡眠不足，这是为谁啊？钱让谁挣去了？
算了，看在还有鱼有肉吃的份上，我就不抱怨了。
汽锅鸡
城里的汽锅鸡卖到了百元左右，郊区的汽锅鸡才卖28元，这本身就够便宜了，但因为开业，要结识新朋友，还要给六折的优惠券。也就是说，吃上28元的汽锅鸡，能得16块钱的券，下次再吃，花8块钱就行了。生意难做，由此可见一斑。
好不容易一个月的优惠期过去，大家终于可以正常埋单了，禽流感来了。吃鸡的人一下子少了。刚刚聚拢起来的人气眼看要散，小店可是真急了眼，猛地就挂上了横幅：“推出汽锅排骨特价一元。”我从那里经过了好多回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鼓足勇气进去一回，居然是真的。
那是怎样的一锅排骨啊，大大的一个汽锅，里面全是上等小排骨，用蘑菇冬笋炖着。我向服务员核实了它的确只卖一块钱，于是放了心，又要了碗米饭。
边吃边琢磨，这一下，平时还聪明的脑袋短了路。看看周围每张桌子上，几乎都有人点了汽锅排骨，心想，都吃了一块钱的排骨了，别的菜还怎么卖啊？
心里一过意不去，就又叫了一个素菜，吃饱了素菜打包，12块钱，反而踏实了点。从小就没有吃霸王餐的习惯，要是真给人2块钱结了账，多不落忍啊。可转念又一想，不对，也许人家饭馆，就赌你这一点不落忍呢。10块钱的素菜，利润不敢说，成本基本上能回来吧。
我曾经跟这家店的经理聊过天，说咱们这一带，别看户型大，可住的都是些上班族，还有好多单身的呢。这些人吃饭，图的是一个便利快速，品种该多，量该少，你应该做份饭，要不大家吃着，一个菜虽量大便宜，可是吃不完，而且营养也不均衡。想多吃几个菜吧，就得多花钱，打包回去吃剩的。我的意思，这店要是变得跟送货上门的快餐公司似的才好呢，吃的人多，利润薄点，总比拼命给打折券强吧。
老板态度谦虚，点头称是，可末了还是未见任何行动。我明白他的意思。这饭店再怎么难，它也是个店。在外人看来一样做饭，可他看来，快餐和餐厅，可能就不是一个行当。就好像餐厅和食堂，看上去都是做饭吃饭，可运作起来，也许完全是两码事。
这件事给我启发特大，好几天脑子都围着它转。现在明白了，这个店主打菜说是汽锅鸡，可实际的利润在别的菜上。人家实际并不想接待我这样的散客，而是憋着那些呼朋唤友一群群的人。再怎么多要，也只能点一个汽锅鸡吧？其他的菜都有赚，顶多一桌少收二十多块钱而已，这和打个八八折也没什么区别啊。让它做快餐份饭，纯挣辛苦钱，那是万万不能的。这个道理想明白，举一反三，就明白很多餐厅每天搞特价菜，那么大方的原因了。
从郊区吃回城里，可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办公的地点，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中午吃饭，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一个是物业的食堂，自助餐10块钱一位，按理说也不贵，可饭做得难吃也就罢了，关键是数量总不够，去晚了没菜，只有牛肉拉面或者刀削面，也收10块钱。这就不对了，就算是外面的饭馆，一碗面也不会卖到这么贵。换句话说，这种短缺是故意的，主要利润，就是来自这昂贵的面条。
另外一家是个咖啡馆，兼营快餐，也就是盖浇饭，一份饭卖到15块钱，让人心寒。最可气的是有一种鸡腿饭，可能是因为比较受欢迎吧，一口气从15块涨到18块又涨到20块。这是纯赚卖高价的利润了。所以我们吃饭总是面临这样的抉择：是10块钱的刀削面，还是20块的鸡腿饭？不管吃什么，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儿。
这么想起来，觉得有时候经营环境艰苦点也是好事，至少能让我吃上一块钱的排骨，还能逼着老板动脑筋。从老板的角度讲，赚钱要取之有道，不能硬来，否则一旦有个竞争的，那就死定了。从食客来讲，花钱得情愿，不情愿的饭，那吃着是真不香。
螃蟹
想念南戴河的螃蟹，带着部门的同事们坐火车去。火车全封闭，不让抽烟，于是站在车厢连接处出神。列车一晃悠，面前多了一个人，是个小伙子，问我们去哪儿住。我告诉他，他便很忧郁地说：“路不近，你们坐我的车去吧。火车站的车，净是宰客的。”
他出价40块，让我拒绝了。我想，没有比较，怎么能花钱呢？谁说南戴河的人黑？怎么个黑法？我们也得见识见识。
就那么站了几分钟，谈了三拨生意。有拉我们去住他家旅馆的，有拉我们去他们餐厅吃饭的。我是咬定不松口，一律说不。心里却奇怪，这火车上是怎么了？这帮人是不是专门吃火车的啊？
下了火车，眼界大开，冲上来两位大姐，争抢我们这帮客人。一问价，人家只要15块一辆车，我们人多，两辆不过30块，便宜啊。正在暗自庆幸之时，大姐们吵起来了，原因是对方不长眼，竟敢抢自己的生意。广场上两个人吵得很凶，似乎忘了我们的存在。想坐车，还得先劝架，当了和事佬，两家的车都要不就行了吗？
二位大姐似乎还在赌气，去同一个地方，偏偏不走一条路，停车也相距几百米。
到了海边，那就开吃。硕大的螃蟹，人家要25块钱一斤，砍到20，一人一只，一共七只，将近8斤，吃得特别爽。
可吃第二顿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蹊跷事。看上去同样的螃蟹，竟然涨到了45块钱一斤。我们含糊了，不对劲啊。老板却很肯定地说：“这螃蟹和你们上次吃的不一样，那是空运来的，冻过，不好吃。你看有便宜的——”他从旁边水箱里捞出一只，“你敢吃吗？不好吃啊。”那意思，既然来了，还不吃好的？
我仔细给两只螃蟹相了面，可怎么也分不清谁坐过飞机谁直接从海边上的岸。同行的陈花布姑娘发了话：“我们换一家再问问。”话音未落，老板立刻改口：“得，30一斤卖你们。”
就算比上顿的螃蟹好吧，我们同意了这个价格，开捞开吃。可陈花布姑娘已经觉出这饭馆的不妙来——她认为老板设计的坑可不止这一处。她打算盯住老板的秤。
那电子秤，光睁大眼睛盯着是没用的，得用自己带的秤复称。可惜，我们谁都没带家伙。我的同事还亲眼目睹在海边卖虾的小贩，只要看见有人复称就不卖了。所以，在秤上吃亏那是说不出来的。
但有什么能蒙住心明眼亮的消费者呢？陈花布姑娘自有妙计。她居然跑到隔壁的超市中买了一瓶大可乐，在超市的秤上称了分量，又拿过来往饭馆的秤上一放，看看到底准不准。
老板慌了，说是要把秤归零（原来还有不会自动归零的秤），在秤上按来按去的，这么一称，七只螃蟹，不到5斤。
这回轮到我们自己傻了。怪不得有人卖25块钱呢，原来是在分量上找补回来了。
坐到饭桌边，就等着螃蟹上桌呢，可是陈花布姑娘仍不放心，直接跟着螃蟹进了厨房。一掀蒸锅，果然有诈，那锅里事先已经有了一大堆死螃蟹。陈花布姑娘立刻提出：我们的螃蟹必须单用一口锅蒸。
我估计这老板一年都遇不到这么一个顾客，他崩溃了。他愤怒地对陈花布姑娘说：“你们走吧，这螃蟹我不卖了！”陈花布姑娘跟我转述时说：“那家伙急了。”
在那里吃螃蟹，要砍价，要盯秤，要看着锅，将老板的招数一一化解——然后还吃不上。
没关系，街上的饭馆多得是，一家家走呗，有钱还会被饿死？
仗是越打越精的。七个人在南戴河和北戴河吃了好几顿饭，第一顿花了将近500块，第二顿300块出头，第三顿200多，第四顿以后，在200块钱以内了——而且，每顿都人手一只螃蟹。
一个人的晚餐
一个人混，晚饭就是个问题。尽管我做饭还不错，但一般不想做。原因是，我下班回家精神萎靡，就算不萎靡也让堵车堵得五迷三道的，就算没堵车卖菜的也都要收摊了，剩下的都是些剩下的，让我想起一篇小说的名字《剩下的都属于你》……好吧，就算什么条件都具备了，我也不想做。因为一做就会剩，一剩就要连续好几天吃同样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我怎么能接受呢？
那么，就去小区旁边的饭馆吃吧。可是，我一个人坐在饭馆里的时候，老感觉自己事事儿的。要是我点一大盘炒菜在那儿，不是显得很得瑟么？那么，我不点炒菜，我只点小菜，顺便来上一小盅二锅头……我就成了典型的失意老汉招人怜惜了。所以，我就干脆什么菜都不点，我点小吃总行了吧。
门口有家“老北京”，我一进门，服务员就吆喝“一位那您那”。
一位吃饭如此高调，让人多少有点扫眉搭眼的。坐定，说：“来碗卤煮火烧吧。”服务员立刻麻利儿回答：“对不起，卤煮得现做，您得等会儿。”
我就是一愣。自打我记事儿吃小肠陈开始，就没听说卤煮要现做的。随口问：“等多长时间啊？”
回答：“至少20分钟。”
我心里这叫一个气，继续问：“那什么可以不等？打卤面？”
话音未落人家就接上茬儿了：“小吃都得等，炒菜最快。”
我出来了，这不是明摆着轰我吗？
转身，去另一家店，有羊杂碎汤，加几个芝麻烧饼，吃着挺香的。就是那杂碎汤的碗有点问题，一碗不够喝，两碗又多了。上次吃的时候跟他们老板念叨过，老板说要改进。也不知道他们改进得咋样了。
别说还真是从善如流，进门拿菜单几乎都不认识了，找半天没找着羊杂汤，叫服务员过来问，服务员说：“在这儿在这儿……”她把菜单一直往前翻，我一看，嘿，改羊杂锅仔了。
这回真是够喝了，只是价钱翻上去三四倍，一问，可不是嘛，两人份。合着我这“一位那您那”还喝不成。
我还就真奇怪了，一个人的饭没钱赚吗？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晃悠着的单个儿男女……这帮人总不成天天吆五喝六聚啸刷夜玩吧？
我记得有外地的朋友刚到北京，问我北京怎么样，我经常对他们说：“这儿就一大牲口棚，干活行，吃不行。”我曾经奇怪我这印象从哪儿来的，现在总算是恍然大悟了。一个城市有没有人味儿，标志之一就是有没有足够的美味的吃食，而且这些吃食应该在街边拐角随便就能找到的地方。
那天，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家里有张叫餐单。那是春节期间住附近的一哥们到我家来给我的。他说：“这是小区新办的小饭桌，可以叫餐的，我一想你用得着啊，就给你带来了。”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兴冲冲跑回家，翻出那个单子，一看这不有手撕饼大馒头什么的吗？立刻拨通了电话。
那边的话，差点把我噎一跟头：“我们规定，30块钱以上的点餐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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