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玄学的断想（三）

一、“无”的维度

王弼援道入儒，直指万物的本原。他提出了“名教”之本在于“无为”的论断，以此来超越伦理政治的理论困境，崇“本以息末”就是无为思想的现实之用。

现象的纷乱，怎么统领？它们的背后有规律吗？王弼也说“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对于“仁义”“忠孝”“刑罚”这些“名教”现象，什么是其最根本的东西？怎样才能避免“乡愿”的发生？王弼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秦道家所提倡的“无为”。王弼深刻地认识到：“无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从对人伦规范中抽象出来的“无”，进而上升到本体的高度，成了他的玄学本体论的基础，并构建了“无”为核心的本体论体系。

关于魏晋玄学的断想（三）

二、“无”和“道”

王弼认为“道”即自然，他说：“道同自然。”今“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也。”“道”是自然而然的，“道”是自然的表现形式，自然是“道”的规定和内容，“本其所由，与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两者都以“无”为本。

王弼认为“无”即自然，即“道”，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由此，天下之物（现象）不是本根，最根本的是“无”，它是自在自为、独自完满的。具体存在的东西之所以成为它存在的那个样子，是因为由“无”作为它的本体；如果要实现完满的自身，必须反身而求，归于最本原的东西“无又这里所讲的“无”就是“道”，只不过在概念上更抽象了，它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本原。它不可触摸，不可言说。“有”有其规定性和局限性，故不能成为万物共同存在的依据，万物的本体只能是无形无象的“无”。但王弼所谓的“无”并不是空无，而是世界万物的无形无象的本体。“欲言无耶？而万物有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正是这个没有规定性“无”才决定了各种规定性的“有”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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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和“多”关系

“一”和“多”就是指一般和个别，也就是本质与现象，关于”一”“多”关系，王弼认为应该以“寡”御“多”，“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气现象之后必有其本质。以“一”统“多”来论证“无”的终极性，确立了“一”的本体地位。

“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万物多种多祥，纷繁错杂，如何呈现自然而然的状态，必一须个有在数量上比少的本原“至寡”来调节它们，世界才能井然有序。“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 一”就是“无”，用“ 一”来统”众”， 就是用“无”来统“万有”。“多”就是“众”，是指现实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

在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上，王弼主张“崇本息末”。他认为只靠名言、现象来把握无限整体一一－本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限整体的本身是从有限部分抽象出来的，是对现象的超越为前提的。若仅局限在具象中，它便会从理性的层面跌入现象的泥潭，从而失去其抽象和超越的本质。要把握宇宙大全，就不能执著千有限之分，而应以超越为前提。如果拘泥于耳目感知与名言概念，思考就只会落入表象的层次，而达不到抽象的程度，以至“道”没而不现。

四、动和静

“动返本于静”表明：在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上，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王弼论证到：“有”即动，是运动变化的，因而不能永恒地存在。“无”是静，它是无形无象的，不动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所以是绝对的，是万物的根本的状 态。就一般来讲，物质的运动是永恒的；但从个别来讲，运动是有限的。他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变化对于“静”来是相对的，不变才是绝对的。物质的运动变化终归要复归于静止。在静止中求的动的本体，体会动中之静的大观，这就叫做反本。

王弼过“有”和“无”、“一”与“多”、“本”和“末”、“动”和“静”等概念的分析，建立了他的本体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