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面的那些人

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坐在对面，衣着简朴，举止拘谨，紧绷着的脸上，一直带着忿忿不平的表情。尽管语言还算流畅，表述也还清晰，但看得出她有些紧张和慌乱，全力以赴地投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似乎为了掩饰这些，她说话的语气很强硬。无疑这是一个努力的女孩，也很执着，准备了大量的所谓证据材料和事实理由，尽管从专业角度看，并无多大用途，但在这个她并不熟悉的领域，即便胜算的希望很渺茫，她还是一直坚持着。

这是法庭，坐在我对面的，无论强弱，都是对手，但也只限于官司。如果对面坐着的同为代理律师，那便是专业人员在专业领域的较量，尽管难度指数高，但可以心无旁骛，放手一搏。如果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孤零零的当事人，尽管法律问题不会马虎，但是心情，总是有些复杂，即便轻松获胜，也有些不轻松的东西，压在心头，挥之不去。

那个案子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还是会想起那个七十多岁的朝鲜族老人，他个子很高，面容清瘦，精神矍铄，在庭上发言，声音洪亮，字字句句皆铿锵有力。只是，他所主张的被告侵权，却无法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

作为一名代理人，而非一名侦探，如果我的当事人刻意隐瞒，那么，我也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打官司的实质就是打证据，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收集对己方有利的证据，并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方的证据。而法官判案所依据的事实，就是由双方提供并经法庭采信的证据所搭建起来的事实。也许，这个事实并非真实。

当那位老人在法官的帮助下，提供的几份证据均被我质疑后，尽管我态度和善，柔声细语，还是没能抑制老人的怒气。他终于爆发了，在法庭上长篇大论，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却不再陈述案清，而是发泄心中的不满，其中不乏对我的指责和攻击。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竟没有生气，心里只有悲哀，为自己无法基于事实的真相作出公正的判断，也为年事已高的他还要在法庭上动怒，无论这怒气是源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事实，还是源于所谓的事实根本就无法证明。

法庭上坐在我的对面，却没有证据能够支持自己主张的人，还有很多。不得不提起那位老太太，满头银发，面容端庄，言行举止皆有素养，坐在原告席上，自带威严。可是，她手里的证据，甚至无法证明她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更遑论基于买卖合同所主张的货款了。当法官告知这一情况时，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闪过一丝无奈和焦虑，尽管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可她再次说话时，嗓音分明已变得沙哑。尽管代理被告方的我已经不战而胜，却高兴不起来，有些心疼，那位比我母亲还要年长的老人。

法庭，也是一个舞台，原告和被告，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立的法官，更像是个观众，默默地看戏，并作出评判。我不知在坐在对面的那些人眼中，自己具有怎样的职业形象，可他们在我的眼中，却各有各的不同。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剃着光头，满脸横肉。因为违法事由遭受了较大损失，想赖到一家国企身上，便提起诉讼，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环节，但无疑他无法赢得这场官司，这连他自己也明白。在法庭上，他情绪激动，表情丰富，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说的话全无道理，但态度一直蛮横。我坐在对面望着他，恍惚间，仿佛他是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武生，在那里拳打脚踢，横冲直撞。这个案子一直打到省高院，再审听证时，法官和书记员都很年轻，看着他的表演，竟控制不住自己，笑个不停。这下，他演不下去了，居然说：你们别笑啊，我不知该咋说了。

其实，比无理搅三分更可恶的，是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肤色白，嘴唇薄，两只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他利用被告单位的管理漏洞，重复索要工程款。在庭上，他信誓旦旦地说着假话，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脸上总是一个表情。也许，这副面具已经长在他的脸上；也许，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自己都已无法分辨。

坐在我对面的那些人中，最可悲的，是她，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女人，身形瘦弱，面色暗哑，却精神亢奋，有些神经质。她十几年如一日和单位对抗，所依据的根本是一个莫须有的违法事实。无论单位领导、法官和律师怎样解释，她就是执迷不悟，我不得不怀疑她有偏执的心理问题。一次次地和她对庭，看着她坐在对面，拿着厚厚的材料，不停地诉说着所谓的委屈，还要时而向法官讨好地一笑，确保法官让她把那些毫无道理的话说完。她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坐在旁听席上，有时忍不住帮女儿说两句，每当这时，她马上转头厉声打断父亲，而后又努力恢复平静的样子，继续着她那永远的诉说……

心里有深深的悲凉，忘了坐在对面的，是法庭上我的对立方，却怜悯于我的同类。人啊，活在这个世上本就艰难，倘若不是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积累得太多，谁会走上法庭呢，那本就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尽管很多时候，他们的委屈和愤怒并非有道理，也难以赢得这场官司，却不得不在法庭上，在这个他们全然陌生的领域，经受人生路上的又一次挫折和失败。尽管失败的原因很多，可我，却是他们法庭上唯一的对手。

坐在我对面的那些人啊，其实，我真的不想坐在你们的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