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文/穆清

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此起彼伏，争妍斗艳。王国维先生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自序》）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各个文体的应运而生乃至达于巅峰都有其特定的时代需要和诉求，或骚，或赋，或诗词，或曲调，皆富有韵律，便于吟唱，街闱闾巷之间，贩夫走卒之口，渔樵问答之巧，登高唱和之妙，各具特色，别有味道。诸如科举及第之阶，游说诸侯之辞，驾驭黔首之策，附庸风雅之道，处处可见文学的身影，文学已然无孔不入，无所不至。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均受其浸润，受其影响，时有才高笔妙之人，执文学之牛耳，逞思想之旗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笔者假借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独拈小说一体略述之。

功利与审美

偶读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张鲜明，发语不凡：“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无独有偶，王钟麒先生亦言：“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更有陶曾佑：“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砣砣，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垦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小说是。”（《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于今言小说，我以为诸公皆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立义，此时已于昔日庄子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所指之义大相径庭，分明可见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极致。我们充分理解有识之士迫切救国救民的心情和愿望——期望借助小说的传播力和号召力唤醒大众、激发民智，也能够深切体会到那些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澎湃激情，然而，如若梁先生所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实有牵强附会之感，如此竭力鼓吹小说，实为时代所需，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们不得不以一种公允客观的态度去诠释小说这一文体，诚然我们接受小说自近代以来在国民的思想启蒙方面发挥着划时代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也充分彰显了它的独特的存在价值。我们不否认小说的特殊社会功能，但也不能因其在特定历史时代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夸大它的这一效用，这是有违历史发展规律的。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即小说以其特有的文体形式和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众的思想，重构社会的规范，甚至颠覆传统价值体系。故诸如狄平子、王钟麒、陶曾佑等人与任公一道要求改良小说，使之益于社会、益于国民。小说由此作为一种改良社会、觉醒民心的工具，时代使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文学发展史中展露出具有功利性的一面。

在广义的范畴上，小说文本乃至文本所折射的现实世界之中无时无刻不在与美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受到西方黑格尔《美学》的影响，近代翻译家徐念慈曾概括道：“简言之，即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也。”（《小说林缘起》）小说在人的审美层面扮演着填补空白的作用，换言之，小说使得读者的审美境界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对美感的捕捉更为细腻、更为广博、更为深刻，在审美品味和美感需求方面提出了更高水准的要求。梁启超先生认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也就是说，小说不独在政治教育层面对受众发挥其觉悟提升，启蒙开智的功效，更在其精神层面的更深层面予以疏浚引导，使其审美从新从深从真从实，而使读者一跃而为洋溢新思想、新主张、新人心、新人格之新国民、新人类。

所谓“现境界”“他境界”之说，实是现状与展望的对照，是自我与超我的写照，是现实与理想的临照，是自足与渴求的映照，是人的本性与艺术的特性的观照，在美学范畴内，所有这些相对而立又相恃而生的参照物都在可堪探讨的。小说所给人带来的“境界”观，可以给人以目欲的享受，美感的洗礼。谈及“境界”，我们规避不了便是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人间词话》）“优美”与“壮美”之概念。（《红楼梦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家们评论伊始，便裹挟着诸多西方美学理论及文论思想而来，多少掺杂些许幼稚和偏颇，但站在特定时代环境立场来看，终究还是极富大师风范和鲜明主张的。

因之小说的存世日久及其推陈出新，人们的审美也在随之同步变更，几至审美兴奋甚至审美饥渴。尤其是近代以来，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而又尤以“小说界革命”影响最为深远，上承五四新文学运动而来，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般奠定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威势。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终围绕着小说这一文体的社会功用来进行阐释，倘若我们换个角度，从侧面迂回而观，小说似乎又颇有美学色彩的阐释，由此，社会功利与审美阐释两相结合，便把小说引向了更为光明的坦途。

缘起与动机

在诸多文体之中，各个文体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动机和历史使命的，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指出“美刺”说，韩愈倡导“文以载道”等，小说也不例外。近代以来，国情形势严峻，国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无处藏身，无处发泄，无处寄情，无处消遣，此时的小说又恰逢举国内外新陈代谢之际，不革命难新一国之民，不革命难新一国之文学，不革命难新一国之气象。于时小说便成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一，并在文化层面发挥着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势。“其大要归于惩恶而劝善”（王钟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从这一观点来看，小说似乎与其他文体所起的作用无异，又“毋谓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如婉笃诡谲以言之”，“士之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此种观点大略如司马迁之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其志不得抒，其怨不得平，其懑不得出，其情不得寄，故投诸笔端，以笔代口，行自我排遣之事。此或小说成因的大致状况。

我们在此探讨小说的创作动机，实是表明小说除了具有利于社会的社会效应之外，还有一点使我们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创作者本身，文本创作本就是情感宣泄或社会折射的场域，通俗来说，抛却印刷业与传播媒体不言，文本创作完结而不与社会接触，作者情绪得到舒展，在此过程之中，小说充当的便只是作者一己的工具，而非如任公之言：“故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

概言之，小说作为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除却具备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竭力导向的社会功能，还是文本创作者即作者本人情感寄托与郁结感发的工具。从美学和哲学观点来看，这便是大我与小我之观照的良好佐证。

重构与整合

小说作为作者情感寄托的载体，并在绝大程度上要求与社会共融交流，社会接纳与否，也就会对文本有着比较严苛的筛选标准，语言的平实朴素，结构的新颖别致，内容的通俗易晓，整体的引人入胜，方方面面的条件限制也使得小说水准良莠不齐，杂乱参差。“小说之教育，则必须以白话。天下有不能识字之人，必无不能说话之人，出之以白话，则吾国所最难通之文理，先去障碍矣。”（《论小说之教育》）小说作为晓谕民众的工具，受众层次不一，小说的通俗性、大众化、朴实化自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梁启超先生最初的文学定位便在于此，即欲借助文字之功改良国民性，以求新民，故此时的小说功用多附带有极为浓重的政治意味。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既出，颇多真知灼见。梁启超先生在述毕小说在文学中的重要位置后，话锋稍转，论及小说亦有优劣之分，善恶之别，“有此四力（熏、浸、刺、提）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小说一旦勃兴，其势不可阻遏，浩浩然如入无人之境，优则恩惠雨露，浸润万民心灵，劣则贻害千秋，荼毒善良根基。不可不推之，不可不察之，不可不防之。因此，小说于社会乃一双刃之剑，舞之蹈之，曼妙影绰；斫之运之，寒气摄人。如非借其力不可，尚需筛选有度，重新组构，扬长避短，为己所用。

小说“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惟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惟此小说”（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另有“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以上观点均与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异口同声，彼此呼应——无他，唯小说之重要意义耳。也正是因为小说具有时代所赋予的这种特殊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又在文化界极力助推甚或追捧的激进态度之下，小说创作自然会暴露出诸多弊端和问题，这也是梁启超先生所顾虑到的，即小说肆意泛滥的后果，笔者上有所述，不再赘言。

针对这些弊端与问题，小说的创作与推广暂缓仆继与否，方式方法转变与否，其他文体协调促进与否，都是摆在时代面前不可绕开的课题。于是，在小说的创作层面，必须不断整合出切中肯綮的方向与资源来，主流创作意识也就不得不浮出水面，为社会所检验和磨合。于是，很多文学大家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不断发出诘问并阐发己见，“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中国现在正是新思想勃发的时候,中国文学家应当有传播新思想的志愿,有表现正确的人生观在著作中的手段”（沈雁冰《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对关于小说创作指向方面的众多见解进行整合，我们发现小说在改良国民性方面所体现的工具性愈益明显，并且在启蒙文学潮流之中，这种工具性使得小说这一文体被赋予了新的文体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和附加价值。

结 语

总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诸多观点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是值得肯定的，梁启超先生也很鲜明地阐释出小说的文学特性是以社会功能为最终旨归的，我们应该客观公允地去看待这一观点，将社会功利与审美阐释相结合，将社会功能与作者个人感发相结合，将历史语境下的众多见解进行整合，这样才不至于偏颇地褒贬一方，才能更为全面细致地阐释小说这一文体的社会工具性和历史使命感。才能透过小说这一文体厘定整个文学母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