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01

那是一双脚在地上行走时发出的声响。

窸窸窣窣。地上也许散落着树叶，或是铺盖着不厚的雪层。因为，在我听来，那种声音不全是鞋底与大地摩擦产生的，中间确实还存在着其他的什么。而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进入五月以来，我的耳边总是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一天比一天清晰，一天比一天响亮。我知道，这是在告诉我，“你该做好准备再次出发了”。

是该再次出发了，因为距离我上次出发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六十九天。

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我在祖父与大伯的陪同下离开了我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曾真正远离过的那个村庄。此次离开是要奔赴异地继续求学——满载着全家人的期盼。

是的，我在经历了两次高考之后，总算通过第二次考试才考取了一所自己与家人比较满意的大学。我记得我在告诉祖父确定了去焦作读大学的时候，祖父说，他和我这么大年龄的时候，经常去山西挖煤，那趟火车就路过焦作。临了，祖父又说，咱们家也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了。我没有回应祖父，但我清楚，祖父这是在和他的同龄人，乃至兄弟们在比。这一点，他没输。我也没输。

02

我是在五岁半的时候被父亲扯着走进学校的。学校就在我们村子里，名字叫做任岗小学。这里只有四个年级，最热闹时有九个老师，五十多个学生。而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后不几年，上边就不让再办了。至今学校还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一茬茬长大起来的孩子。模样还是那个模样，只是没有了笑声，打闹声，甚至哭声。

至今模糊记得第一次走进学校那天，是王老师拿着篮子和铁锨在校园里撒石灰。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人是谁，也不明白那人为什么要撒石灰，或者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点记忆应该是不错的，至于为什么要撒石灰也可以作出解释。

那会应该是二零零四年的上半年，过完年开学不久。虽说非典已经得到控制，但非典的余波还在农村震荡。而对于农村来说，撒石灰是最廉价的消毒方式。看见了石灰，大家也就心安了，不禁感慨，生活不还是这样？于是，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忙时干活，不忙找活。五六年级时，出现了手足口病，家里的床下，校园里，白石灰再一次随处可见。

读半年级时，我和堂哥最喜欢做的事不是写“0，1，2”，或是“天地人，水火木”，而是喜欢在教室门前的水泥地上推着凳子一趟趟跑来跑去。我们喜欢那种刺刺拉拉的声音。制造那种声音除了会让手心发麻，还会让心里发痒。不过，我俩却也为此没少吃过校长的巴掌和揪耳朵。

哄着闹着勉强读完了半年的学前班，得了一张印有三好学生的奖状，应该是人人都得了。满六岁时，正式成为了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从此也算是正规军了。那时，已是二零零四年的九月份。学杂费仍是一人一百。因为在我看来，走进任岗小学一楼最西边那间教室的都还不算是正式的学生，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即便是当时比我们大上一些的孩子都称之为“半年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算作半个学生。身为半年级的孩子，我们书包挂在脖子里，被高年级的学生所看不起，尤其是楼上的三四年级的学生。在他们的看守下，一楼的不准上楼，尤其是我们这些半年级的。即便胆大的上去后，也会被几个人撵下来，活像一只狗嘴里逃生的兔子，慌不择路。于是，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爬上爬下——岔开双腿趴在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这是不属于我们的游戏。

小时侯我是不喜欢上学的，而和我同时入学的堂哥却喜欢上学。回过头，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捉摸。从小喜欢进学校的堂哥在我们读初一时，就彻底辍了学。而当时不喜欢进学校的我直到今天还在上学。

03

应该是在去年，母亲对我说，恁四年级的老师身体不行了，听说是成了植物人。我问是哪个老师。母亲说，教恁语文来着。我低声重复了句“成了植物人”后便不再张口了。

我回想起不久前的一个夏天，碰到过王老师，那时他正坐在轮椅上。母亲笑着说，大侄儿，这是你教过嘞学生，还记嘞不？王老师点点头，口水便顺着嘴角淌了出来。六年级的寒假，我去玩伴家时，碰巧看到王老师正在树林子里搂干了的杨树叶。我还没来得及躲，他便摆手让我过去，问我“簌簌”一词是象声词还是拟声词。见我半天没说清楚，王老师便摆手让我走了。现在想想，也许是让王老师失望了吧。四年级毕业抽考前的下午，王老师曾指着代表学校参加考试的我们七个人说，你们几个里会出几个大学生的。是的，王老师，您的眼光没错。我算了算，我们七个人里，共有四人考上了大学。

回到二零零八年，王老师在教我们读书时，留着短短的头发，上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钢笔。那时候，四年级开有大字课，就是拿毛笔在黄色的方格纸上写，一次写一张，共十二个字。我们总说成是写大字儿或是写大仿，相比钢笔写出来的蝇头小字，这种字的确大了不知有多少倍，而所写内容也无非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或者“冬去春来，山明水秀，鸟语花香”之类。我们在写完后，总是摊开本子在太阳下晒，直到两眼昏花，本子邦邦硬，才搬着凳子桌子回到屋里。我们最希望的是，下周四上午第三节领到批改过的本子后，能看到王老师用红颜色的笔把他认为我们写的较好的字圈出来，并能在本子一旁的空白处写上大大的“特优”二字。王老师写出来的字很是工整，而我今天的字迹里多多少少就有王老师字迹的影子。

04

我在任岗小学读完四年级后便不得不骑车到另一个村子去读书了。这一骑，便是五年。苍头村稍大，建有初中。小学时参加抽考，总是去那里。熙熙攘攘。

五六年级时要上早晚自习，学校提供的住宿空间有限。母亲便买了一箱海嘉牌方便面，在父亲这边的一个亲戚家为我和堂哥找到了住处。

表姑家和学校隔了一座桥，不出意外的话，五六分钟就能走到学校。一次，我们睡过了头，醒来已是六点零几分的样子，相比班里要求的五点五十分进班晚了足足有十几分钟。等我们喘着粗气喊报告低着头进了屋子，教我们数学的黄老师才笑着说，这下都到齐了，我把昨天的题再讲一遍。整个听讲过程中，我回答的声音很是响亮，并不是因担惊受怕做弥补，相反是满满的感动。因为我知道，黄老师一直在等着我——她眼里的那个听话而且数学成绩不错的孩子。那个孩子曾在她统计一段时间来考试过的数学成绩时，大声地喊出过一百，一百，九十八，一百这四个数字。

五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的名字我至今能喊出数十个。依稀记得五六年级时，由于有晚自习，下午需要在学校吃饭。食堂是一件储存体育器材的小屋子临时改用的，门口外两步远摆了两张四角桌，往往能够挤满学生，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做饭的是学校会计苏老师的媳妇，菜有两种，炒土豆或是炒白萝卜。没有汤。那时吃饭还需要从家里拿粮食或者用钱换粮票。由于用粮食划算些，因此在上学的路上，往往隔上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个别的同龄孩子所骑的车子后架上捆得死死的小半袋粮食。

依稀记得，由于我嗓门大，五年级时，陈老师让我做“起立”班长。一次，在预备铃响起后，我突然站起来喊了声“起立”，被吓得一哆嗦的陈老师放下批改作业的笔，朝我喊傻不傻。最终，我还是看到她捂着嘴笑了。随后，整个班里的同学都笑了。她们笑得很是响亮。

依稀记得临近中考时，贾老师见我成绩出现下滑，便喊我出去谈心。那也是我第一次在老师面前落了泪。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高一下半学期后便同贾老师他们断了联系。

去年疫情期间，我同几个初中好友再次走进了那所中学。因为第二天要开学，所以那天有很多老师都在帮着整理学校。上学时，有肚子的老师没了肚子，没肚子的老师却大了肚子。后来，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就读时的一些老师已不在这里从教，或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七年级时教我数学的王老师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和他说起毕业后来这里教学的事时，他笑了。他说，咱这儿是农村，年轻人留不住。其实，我确实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缺少的是足够的勇气，怕的是周围人的目光。也许，最为充分的说辞是我对未来还充满着不小的期待。回乡不是不行，但不是现在。我想先在未知的领域中朝前方行走一段时间，弄明白前边到底有些什么，而我到底又能走多远。

05

前不久给家里打电话，母亲问我身边的同学毕业后都有啥打算。我说，同学里有继续读研究生的，有找了工作的，也有选择再考一次的。母亲长时间没说话，只是在挂电话前低声问我，你还想不想再考一次？家里再难也是能再供你这半年的。我笑着回答母亲说，不了妈，我都二十四了，你想让我读一辈子书啊！母亲也笑了，只说“想好了就行，想好了就行。”

是的，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或许，毕业后即在一家辅导机构工作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但我认为，对除我之外的她们来说，这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母亲、祖父、祖母这几年老去得太快了，也不过才五六年的光景。可即便如此，母亲仍是十天一倒班儿地在砖场上班，本该安享晚年的祖父祖母仍在地里摸索。作为她们的长子、长孙，我是该担起家里的一大部分责任了。我想立刻通过我的双手，捂化冰冻在家外边的冰层，给她们带来春天里才有的温暖。这一刻，已经不再遥远。在面对许多事时，我也不会只是呆立一旁，束手无策。我已经听清楚了从远方传来的提醒我向前行走的窸窸窣窣的声响。

再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在差不过刚刚能听到蝉鸣的时候，我们便要离开校园。也许这次离开，对于我来说，便是真正地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不甘心，你要做的是尽力做好准备，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刚踏进另一场洪流的时候，乱了阵脚，狼狈至极。

现在看来，长大并不总是遥遥无期。对我来说，二零零八，二零一三，二零一六，二零一七，二零二一，由这几个时间点连接而成的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时间长河，也是说流就流过去了。临近毕业，我并不能写出《再别康桥》那样的词句，以上文字勉强算作纪念。

前路漫漫，行者无疆。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