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8.8：圣人之行比于义，夫子无可无不可
「微子篇第十八」8
【原文】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译文】
不得用世之贤者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坚持志向，绝不受辱。这是伯夷、叔齐啊！”说柳下惠、少连是“降低志向、忍辱负重，但言行却都能合义。他们是这样的人啊！”说虞仲、夷逸是“被迫隐居、不言世事，能持身清白。虽放弃志向，却出于权宜。”（谈到自己时，孔子说）“我则不同于此。没什么可以不可以之说，（完全唯义是从）。”
【注释】
“逸”，同“佚”，散失、遗弃。指不能见用于世。
“民”，此处指贤而无位者。
“伯夷、叔齐”，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后人以为其孝悌而有气节。
“虞仲、夷逸、朱张、少连”，此四人的身世、事迹皆无从查考。
“降”，下也，降低。“不降”，意即坚持、不动摇。
“志”，此处应指志向、理想。也有解作“意志”者，今不从。
“身”，指人格。
“柳下惠”，早孔子约170年的鲁国贤人。为人正直，极有操守。
“中伦”，即合义。“中”音“众”，合于、符合；“伦”，义也。
“虑”，谋思也，意指经明辨所得之义。故“中虑”也是指合义。
“而已”，此处应为表示感叹，而非淡化语气，故不应译作“算了、罢了”。
“放言”，指不言世事。“放”，弃也。一说“放”指放纵、不拘束，今不从。
“清”，清白。
“废”，放弃。此处应是指废其志，以与前文的“降其志”相应。
“权”，权宜、变通。
【评析】
“逸民”，不仅包括隐士，还包括那些因怀才不遇而不得用世者，比如柳下惠等。本章所列举的“逸民”七人，除了伯夷、叔齐、柳下惠三人有迹可查外，“虞仲、夷逸、朱张、少连”四人的身份事迹均不可考。“朱张”在本章甚至只见其名而未见其评，很可能当时便已对其人知之不详了。这些“逸民”对于“志”和“身”抱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孔子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坚持志向，绝不受辱。其代表人物是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三子叔齐继位。孤竹君死后，叔齐以悌道之故让位给长子伯夷，而伯夷则以父命之故不受。二人相持不下，最后相继出逃。武王伐纣时，二人认为是“以暴易暴”，曾扣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于首阳山。故后世均以伯夷叔齐为孝悌而有气节之人。
有注解认为，伯夷叔齐乃是三类“逸民”中的第一等者，但这恐怕并非孔子之意。实际上，伯夷叔齐先是为全孝悌之节而弃为国之义，后则不肯“降志辱身”而弃君臣之义，正是上一章中所谓的“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者，是“不仕无义”。更何况其置父命于不顾乃大不孝，弃国民于不顾乃大不悌，于孝悌之节实有大亏。故于伯夷叔齐而言，其“志”虽堪称可敬，其“身”则实不足取。
第二类是虽降低志向、忍辱负重，但却能使言行皆合于义。其代表人物是“柳下惠、少连”。柳下惠慈惠爱民，有“救世之心”，故其“私谥”曰“惠”。但柳下惠身处无道之世，自知大道难行，故退其“救世之心”而求其次，“降其志”而但为“济民”之义。故《战国策》说“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亦不以为耻；《孟子》也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仕于无道之君也不以为羞，所任官职再小也不嫌低。但是却“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只要出仕，柳下惠就必以直道而行。遭弃用也不生怨，临困厄也不自忧。足见其能忍辱负重、济民行义。
第三类是为权宜之计而放弃志向，但能持身清白。其代表人物是“虞仲、夷逸”。他们为情势所逼，不得不权且放弃理想和志向，被迫隐居，不言世事。因此有些注解将“放言”解释为言语自由、无拘无束，似乎并不恰当。比如在极权专制下，就是只可“隐居”、不言世事，而绝不可以直言无忌的。
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4.6）。故孔子心中但存仁义，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孔子为使大道得行，可以去“见南子”（6.28），虽“子路不悦”，亦不以为忤。因此孔子不会像伯夷叔齐那样，以为仕于周而食周粟，便是有“辱其身”。
柳下惠是知其不可而不为。他知道天下尽皆无道，故虽遭“三黜”，亦不肯“去父母之邦”，去作更多的努力和尝试。但孔子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因为知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3.24），所以孔子才要作“木铎”去努力唤醒世人，才要尽力改变世界以易无道而为有道。
正因为孔子是“志于道”者，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严酷恶劣，孔子都不会考虑要不要行道，而只会考虑该如何行道。因此，孔子既不会像“柳下惠、少连”那样“降志”，也不会像“虞仲、夷逸”那样“弃”其志。为了“大道之行”这个世间最大的“义”，孔子可以去作一切努力和尝试。所以与七位“逸民”相比，孔子说“我则异于是”。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4.10）。故孔子所行，只求合乎大义，而不计个人荣辱毁誉、成败得失。因为义的表现千变万化，所以孔子行义也就并无定式，既无所当为，亦无不当为。故孔子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