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仁政思想

《孟子》一书一般认为是孟子所作，共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分为二百六十一章，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正》，刘歆收录了此四篇，十三经注疏里未收录，一般认为这四篇不是孟子所作。首篇以梁惠王问“利”，而孟子答以仁政开篇，末篇《尽心》，回归到自身，尽己之心，能与天道通，即达到道之极。既然首篇就以仁政开端，那么接下来就从仁政说起。

一、仁政的内容

开篇《梁惠王》第一章，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而孟子答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就显示出了孟子思想的基调，是以仁义为主的。当时之世，群雄争霸，各国国君争相以霸道治国，希望以此取得霸主地位，不顾百姓生死。然而在孟子看来，霸道远远比不上王道，只有以仁政行王道才能使人民心悦诚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如何才是仁政呢？具体来说可以从生民和尊贤两方面来讲。

首先是“生民”，“民贵君轻”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保民而王”可以说就涵盖了仁政思想的内容。但是要如何做呢？“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正如孟子再这里所说，最基础的就是要让人民有“恒产”，“民事不可缓也”，所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就要求君王能够做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是施行仁政的根本措施，具体说来就是要让人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作并且轻税赋。但是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基础上更要做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总之就是要教民、养民与爱民相结合，使民有所养，知礼义。

其次是“尊贤”，“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但是怎样做才是真正地尊重贤者呢？是以利诱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孟子·万章下》）很显然，尊贤要举之为上，养之为次，也要以礼待之。

二、仁政的含义

以上分析了仁政的内容，那《孟子》一书中“仁政”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能否施行仁政的关键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君主是否有一颗仁心，所谓“仁，人心也”，以下就以仁心为基础，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仁政的含义。

首先，从积极方面来说，就是达到君主与人民的共情，君主能够从自身出发，与民同乐。如《孟子·梁惠王下》里，齐宣王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君主若能做到与民同乐，那么王天下则可期也。其实孟子也并不否认君主可以有诸如好色、好货等之类的喜好之情，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自己的这种感情上达，使之合于义。从实行仁政来讲就是要考虑到自己喜欢这些东西那么就让百姓也可以同样地享有这些东西。正如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体现的，只要齐宣王能够把自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大之广之，以使百姓也能够有此之好。相反若是君主不能与民同乐，把这种喜好变为自私的欲望，只顾自己享乐，那么必然也会失其所乐，如“《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与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

其次，从消极方面来看，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己所不想要的，所厌恶害怕的，就不使之加诸于百姓之身。如孟子听闻齐宣王“以羊易牛”就以此劝解齐宣王把这种不仁牛之无罪而死的不忍之心推广到百姓之身，“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且在孟子看来，有了此不忍之心足以王矣，真正有此心却不王就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了。

总之孟子所谓的仁政就是希望统治者能够行尧舜禹的先王之政，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以仁爱之心推行政治，能够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三、仁与义

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在《孟子》一书当中“仁”字出现157次，而义字出现108次，并且孟子经常将仁与义连用，由此可见孟子对义的重视仅次于仁。众所周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孟子的仁政思想也就继承自孔子的仁学思想，义却是孟子独特的贡献。那么在孟子这里仁与义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易传·系辞》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已连用了，孟子更加突出义，在他看来，“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仁主于爱，义主于敬”，仁与义并不是互相分离的两个事物，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而已。因此，仁与义俱具于内，而非如告子所说仁内义外。孟子和告子就这个问题也在《孟子·告子》展开了多次论辩。进一步来说，“仁之贵，事亲是也；义之贵，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论仁还是义都是本于亲亲之情，行义要从亲亲之情出发，义可以来调节情，使情能够达到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

董仲舒认为“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君主行仁政就是以仁安人，但是行仁政的前提则是有仁爱之心并以义调节。所者“义者宜也”，就是“素位而行”，人因其所处位不同所行的道自然也就不同。君要行君道，臣自然要行臣道。君道就是实行古先王的仁政之道，那臣道则就是辅助君王行仁政。然而正如在《孟子·万章》篇中“齐宣王问卿”所说，孟子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臣不行臣道，《告子》篇“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贼也”只知道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就像是辅助桀纣之类的君王。诚然，君臣之道，并不是分开的，君臣之道是以义为表，以恩为里的，《离娄》篇中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正表明了君臣之道的互相影响和配合。素位而行还表现在处于不同的位置则行不同事，《尽心》篇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更进一步来说在于行道因时，孟子认为伊尹，柳下惠，伯夷都可以算是圣人，但是却都只是圣之一端，不如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素位而行还应依身份不同而所行不同，《尽心》篇中桃应假设舜的父亲杀人，问皋陶作为执法者与舜作为天子与儿子当如何做，孟子认为皋陶“执之而已矣”，只因为他的身份就是执法者，这是他应行之事。但舜作为儿子，则不能不管，因此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全其儿子之道，又不背于天子之道。圣贤之人素位而行，都是依道而行，因此易地皆然。

四、小结

以上都可以看出孟子行事绝不是固守一端，都是懂得权变的，视情况不同行不同之事，灵活但合于道。然则孟子何以言辞激烈地批判杨墨等学说，难道孟子真得看不到其他学说的合理之处？还是真如当时之“外人”所认为的那样孟子好辩？答案当然不是这样，在当时统治者希望的只是争取霸主地位，崇尚的是霸道，不会真的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并实行仁政。孟子虽然向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等推行仁政的思想，却总也得到不实行，仍然“路有饿殍”，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之诸子百家盛行，仁政在当时的乱世之中难以取得统治者的青睐。面对这种状况，孟子似乎也只能不断地游说，不断地失败离开，再接着游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除此之外，也只能以论辩的形式试图唤醒统治者的仁爱之心，捍卫儒家的仁政。真真是如他自己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孟子会有“舍生取义”之言，实在是因为“道之不行久矣”。更无怪乎孟子如此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若非如此，若非能够“苦其心志”，实在很难想象孟子可以在一次次的失败之中仍然坚守道，仍然期待仁政的实行。

其实，不论从孟子仁政的内容还是含义以及孟子为了能够实现仁政所做的努力都可以看出，孟子更强调的是“内圣”，是以“义以正我”。这固然也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似乎处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人们能够“独善其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更进一步来看，这何尝不也是儒家的核心？重视内在的修养，更重要的则是不可分离的一体感所带来的契情之道。而最原初的带给我们这种感情的就是家庭，就是亲亲之爱，仁与义更是一体两面都具于内，都来自亲亲之情。因此孟子也多次提到了孝，特别是舜是如何对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正是舜的这种感情使得他能够很好地施行仁政，成为圣王。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学习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要学习这种感情，政治不能没有感情。非特政治，更不仅是统治者要学习，我们普通人都应该从中吸取感情这一养素，滋润我们那或许早已经干枯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