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故乡曾至我身旁
——于是，她跋涉千里赶来陪我度过的那个春节，成了我最后一个与她共度的春节。从兹以后，我永失了这世间最爱我的人，也永失了我心底的故乡。
图/ 黄咚咚 摄
那年我23岁。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多，在一家纯文学的小型杂志社做小编，工资微薄自不必说，人也很愣，人际生涩，连恋爱都谈得磕磕绊绊。总之诸事不顺，感觉整个世界充满了一股令人心塞的戾气。
但临近年关，习惯使然，总还是要回家过年呀。我拿着仅有的一张银行卡，去银行的自助机上查看了一下余额。还不错，省吃俭用，总归还是节余下来几千块。
是真的省吃俭用，吃在杂志社的小食堂，上下班不管炎夏严冬，都是骑那辆大学时买的不知几手的自行车。整个冬天，唯一添置的东西是一支二十几块钱买的的曼秀雷敦的护唇膏。
我把卡里的钱取了三分之二出来，准备拿来孝敬爸妈。其实说孝敬这个词并不贴切。上学这些年做伸手党，耗费他们的血汗钱何止一点半点，这区区几千块，哪里回报得了万一。
爸妈在老家经营着一家小馆子。店面开在镇上的小学校门口。馆子主要卖包子馒头米粥，中午兼卖些家常小菜和米饭。
因为小饭馆的主要顾客群体就是对门学校里的中小学生，而这些中午无法回家吃饭、需要在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的学生娃，都是家在离小镇十多里或几十里的田间山里的农家子弟，所以饭菜价格都很低，营利空间非常少。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无意间听到父母闲聊，说最近面粉又涨价了，本来一个馒头包子还有一毛多的赚头，这下可能连每个赚一毛钱都够呛。
每个赚几分钱？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和面发面揉面，一个个拧下来，剁馅儿包好，守着灶火一屉屉蒸好，六点不到就开门，迎接第一波打着手电走路或骑车来上学的学生和镇上早市摆摊卖菜卖百货的小贩，一直到下午学校放学，小贩收摊，才能收拾碗盘，稍事休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为了节省成本，爸妈没有另外请人手，就靠两个人（后来我外婆过来帮忙过一阵后厨洗碗筷择菜洗菜等活计）厨房堂子连轴转，经常忙得一天下来都没有机会让屁股挨一下板凳。而这两双手端出的一盘盘包子馒头与粥菜米饭，一个只能赚一两毛，甚至几分钱？
而我每年几大千的学费，每个月定时拿到手的几百块的生活费，全是这一个包子赚一毛多、一个馒头赚几分钱攒下来的呀。
我当时一下红了双眼，悄悄别过身，从他们身边默默走过，回到房里才让眼眶里的泪水落下来。
那是2003年，北京的公交车好多还是红白相间的那种，走起来哐哐啷啷响，但是车费便宜，五毛钱任坐，地铁还只有一号线和二号线在运行，我租住在呼家楼东街一排待拆迁的六层红砖板楼里，和国贸之间隔着一座叫做“山海丹”的人行天桥。几年之后，那座天桥因修建地铁10号线被拆除，那排房子也被拆掉了，建起了后来有名的中央电视台的裤衩大楼。
那天，我把从银行的自助取款机里取出的钱搁背包里放好，骑车去关东店的呼家楼邮局，准备把钱汇给家里。几千块钱对那时的我来说，是笔巨款，我觉得揣在身上去赶连盥洗间都塞满人的火车无疑不明智，还是汇回去比较保险。
那时候，我们镇上还没有银行，只有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一个邮政的小办事处，小镇上的人们订阅报纸、收寄信件包裹，和收汇钱款都靠它。
不巧的是，那天呼家楼邮局的柜台机器临时出了什么故障在维修，柜员建议我再走几步，蓝岛那边还有个邮局可以办理，但是快要到下班时间了，要赶紧点。
我于是把都已经拿了出来的钱往包里一放，把包往后背一搭，赶紧出门推上车往蓝岛方向骑去。途中等了两个交通灯，依稀感到有人在推搡我的背包，但动静轻微，下班高峰的人流汹涌，不等我回过神查看，红灯变绿，我又身不由己地连人带车被推搡着向前了。
还好，到了蓝岛那边的邮局，还没关门。我赶紧把车停好，赶到柜台，准备拉开背包的拉链把钱拿出来。
但是入目背包的拉链是开着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怀着残存的侥幸往包里掏了掏，钱已经不在里面了。
那一瞬我感觉浑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就冰凉了。大脑一片空白。
柜台里的邮局营业员问了我好几声，小姑娘你要办理什么业务，我完全没听见。等我回过神来，我机械地对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办什么。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来，推上车，也不知是怎么骑回住处的。只觉得一路上风吹在脸上，冷得彻骨。
那天晚上一夜没睡好。深不见底的失悔与懊恼的完全淹没了我。沮丧，难受得无以复加，我甚至一下子不想回家过春节了。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家还没有装电话，电话是打到对门的畜牧站，让里面的熟人喊我妈来接的。
我在电话里对我妈说，今年的票不好买，单位又正好安排了我值班，今年我就不回去过春节了，等年过了，开春暖和了我再找机会回去。
其实，我已经早早买好了车票，我们杂志社也压根儿不需要值什么班。
我妈在电话里一时好像愣了愣。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说不回家过年。上学期间，有一次错过了学校集体订票的时间，自己去西站的售票窗口排了半天的队，没买到坐票，我买站票也赶回去过年了，K字头的列车，北京到成都，站了三十多个小时。
但我妈在电话里也没多说什么，就说哦，妈知道了，那你也要买点好吃的，找同学呀同事们一起过，不然一个人多冷清。
我说好，你和爸爸也吃好喝好，过个好年。
然后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呜呜地哭了出来，哭被小偷偷走存了一年积蓄的委屈，也哭自己的不中用，哭即将到来的一个人过年的孤寂。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妈一早天没亮就坐班车出门了，昨晚上收拾了一晚上，说要到成都坐火车去北京看你，跟你一起过年。
我惊呆了。
那时我们那里并没有直达成都的长途车，从镇上去成都，得转上好几趟车，转的车也不是直达成都的火车站，而是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卸客，还得再从客运站转车才能到达火车北站，到了之后还得在汹涌的春运客流中排队买票，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能买到哪一天的。何况，我妈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上册，识字非常有限，大半生里出远门并不多，并且，她这一趟出门想必还带了不少东西。
我忍不住埋怨我爸，说你怎么不劝住她，这么远，现在路上人又多，多不安全。
我爸在电话里恨恨地说，我哪里劝得住，你又不是不晓得你妈那个脾气。
是的，我知道他肯定劝不住。我妈是个暴脾气的爽快人，在她的娘家，她12岁就当家了，对我的三个舅舅一个小姨来说，我妈是典型的长姐如母，基本上我妈说一，他们几个没有人说二。在我们家，我妈也一向是拿主意的那个人。从小到大，就是靠着她拿主意，才把我们的家从离公路二里地的两间小偏房，一步步挪到了离公路几步路的独门独院，然后到了镇上的小二层门脸房。可以说，没有我妈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我也不可能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北方城市念大学。毕竟，在老家与我一起上学的中小学女同学们，很多初中毕业没多久，就纷纷外出打工或结婚生娃了。
我知道在我妈整理行李到夜深的那一晚，我爸肯定试图阻拦过我妈，也知道他确实阻拦不了。
三天后，我在北京西站北1出站口的人山人海中，接到了我隔了一年没见的妈，短发，微胖，穿着好几层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可能是我弟弟当兵退伍后带回家的黄绿色军服，挎着一个硕大的迷彩旅行袋，不用说，里面肯定装满了她早早就备好的、我爱吃的各种腊味、腌菜、腐乳、炒豆子，干豆角，地瓜条……
——是呀，她的女儿说，今年回不去故乡过年了，她只好在严寒的年关奔波了三天两夜，坐了三十多个小时人挤人的火车，赶了两三千里的路，把故乡搬到她在异乡漂泊的女儿身边来，把年味搬到她朝思夜想的女儿身边来。
看见我的那一瞬，她如释重负，风尘仆仆的脸笑成了一朵花。而在我的心里，扑簌簌的眼泪流成了一条河……
就在那个春节之后，我妈从北京回到川南的老家不久，就因一场毫无征兆的突发脑溢血，在当年四月里去世了。四月从此成了我生命中最残忍的月份。而她跋涉千里赶来陪我度过的那个春节，成了我今生最后一个与她共度的春节。从兹以后，我永失了这世间最爱我的人，也永失了我心底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