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上）
一
今年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年，也是约定成俗的合墓立碑的时间，父亲与2007过世，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是关于父亲和他的家族们的点点滴滴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想用文字记录下来，也算是对父母合葬的一份厚礼吧！
父亲出生在河南南阳下属的贾宋镇的一个破落的DZ家庭，当时的家族很大，曾经的堂兄弟就有十二个。父亲亲兄弟三个当中，他最小。在家族中他的大哥排行第七，被称为七哥，小辈们尊称他为七伯或者七叔；亲二哥排行第八，被称为八哥，小辈们口中的八伯或者八叔；父亲排行第十一，那就是妥妥的十一叔了。
我在家里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是家族中最小的一个孩子，父亲给我取名“进之”，谐音“禁止”。据说当时已经和母亲的同事说好的，她没有生育能力，我生下来就送给那位阿姨——一个湖南籍女兵！父亲一看我是个儿子，当时就舍不得把我送出去，还给自己一个充足的理由“又不是自己养不起”，就这样，因为我的性别，被动地留在父母身边生活，大哥比我大七岁，我从小喝着牛奶，在哥哥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的。
父亲的兄弟们因为解放的原因，命运全部被改写，十二叔因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在广州一家工厂当技术员，那些大伯们的命运随着土改的推进而被改写，貌似只有四伯家的儿子还健在。
解放那年，父亲刚刚初中毕业，50年和母亲按照约定的媒妁之言结了婚，为寻求出路，结婚三个月后父亲选择了到新疆参军，后来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一员；二伯的大舅哥是一名地下党员，常年在外边工作，二伯和二妈一直住在娘家照顾妻嫂和孩子们，后来被善待，全家被安置在另一个地方的国营农场，子女们都有不错的结局；最惨的当属我的大伯，因为当过GM政府的军需官，又因为是DZ家庭的长子，被判刑两次，后来还要承担安葬父母的重任，更让人心疼的是大妈16岁嫁到这个大大家庭，独守几年空房，三十岁才有了第一个女儿，又因为只有两个女儿备受冷眼相看。
大伯守在老家不但孝敬父母，还替两个兄弟顶着家族强加下来的压力，受到兄弟们的尊重，同时还有经济方面的帮助。大伯老年患癌，父亲把一年的退休工资全部寄回老家，二伯的儿子全程参与了大伯的安葬仪式。后来父亲和二伯就像孝敬自己的母亲一样，每年给大妈邮寄生活费，虽然大妈跟着当老师的二女儿衣食无忧，但生活费还是一如既往地寄过去。父亲过世后，母亲接过了接力棒，大伯母不忍心要母亲的生活费，后来有曾在老家生活过的二哥代转，一直坚持到大妈92岁无疾而终——葬礼也是二伯家的儿子们操办的，我们这边的兄弟们随了大礼，风风光光送走了让人尊敬的大伯母。
1992年父亲退休的那一年，父亲和母亲回老家陪着大伯和大伯母生活了三个月，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兄弟们最后一次见面——因为积劳成疾，身心俱惫，大伯急匆匆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67岁，大伯母则独自走过了22年！
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丰功业绩，也没有官至高位，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合格的，虽然教育手段有点强制，但他对子女们，对孙辈们做到了他能给予的，无论金钱，还是鼓励，父亲都当之无愧是个好父亲、好爷爷，后续我会用章节的形式书写父亲和他兄弟们的人生轨迹。
二
1950年4月，豫南平原贾宋镇附近的宋小庄的一处民宅里，刚刚新婚不久的我父亲辞别娇妻，也就是我的母亲要赶赴大西北军营，这一年我的父亲19岁，母亲刚刚17岁。
父亲在亲人们的簇拥下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母亲靠在新房的墙边默默哭泣，自始至终也没有敢迈出大门一步，而满腹愁容的父亲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忍不住回头看了娇妻一眼，又看了一眼那间低矮的婚房，心中五味杂陈，从小生活长大的东院那处大院子，一进三处，三间高大的正房住着爷爷奶奶，东间是卧室，雕花镂空的大床四周都用细纱围着，衣柜是古色古香的四开门大柜子，西间是家庭的账房，大桌子后面有一排高高的书柜，每个格子里摆放着陈年旧账，桌子上摆放着硕大的木制算盘，还有笔墨砚台，桌子后面那把枣木罗圈椅是爷爷算账时的宝座。东边三间是大伯和大妈的婚房，西边的那山间青砖小瓦房原本是给二伯准备的，如今二伯一家住在郭家村的岳父家，大门楼左侧是大家庭的厨房，门楼右侧的耳房原本是父亲从县城读书回来的居住地，如今已经成了公家的临时办公室。
全家人现在居住的这个憋屈的小院，位于我家大院的西边，曾经是父亲家雇工们的栖息地，只有三间正房，住着爷爷奶奶，两间东房是大伯大妈的栖身之地，西边两间是原来的牲畜圈，旁边的棚子盛放淘草的两口大水缸，大门的左侧两间低矮的茅草房便是父亲和母亲的婚房，一张大床，两床新被子，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
生活的落差，让父亲很不适应，爷爷奶奶倒是很淡定，而大伯和大妈也在一年前从城里搬到这个破旧的小院，尤其是大妈曾经的太太也只能入乡随俗，脱下旗袍，换上粗布衣衫，洗手做羹汤，做一家人的饭菜，闲暇时间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穿戴，忙忙碌碌始终不得空闲。那个时候爷爷奶奶刚刚50岁，奶奶不擅长家务，爷爷也不擅长劳作，那个时候虽然有几百亩土地，村子附近的土地雇有长工四季耕种，远处的土地租赁给佃户，到期收租即可。
父亲经过长途跋涉，在西安休整重新整编后，一个月的时间才随着大部队到了迪化，新兵训练结束后，父亲被分到46团驻扎在巴里坤。安定下来后，父亲第一封家书如期而至，信是写给大伯的，随信寄回去结余的津贴，并在附言里叮嘱母亲去上夜校扫盲班学习文化课，从此父亲和母亲开启了长达六年的分居生活，父亲在大西北屯垦戍边，母亲在夜校用心苦读，各自忙碌着，奔波着。
爷爷兄弟六个，分布在贾宋镇的镇里和乡下，大哥、二哥、三哥和小弟在镇上经营生意，只有爷爷和四哥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家业，经营着着几百亩土地。
家族里在镇上请了教书先生，适龄的男孩子到时间必须去读书。大伯不喜欢读书，七岁进学堂，读了5年之后便不再去读，爷爷倒也不勉强，回到家里变成了爷爷的好帮手。
二伯读书多一点，到了娶妻的年龄，便寻了一门不错的亲事，二伯的妻哥干革命，常年不在家，二伯就和二妈常年居住在娘家，操持一家老少的生活。
读书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在镇上读了5年后，便考到镇平县里的初中继续读书。父亲结婚的那一年，初中刚刚毕业。本来是可以某个不错的差事的，可是新中国成立了，父亲这样的出身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参军去朝鲜，要么去大西北参加建设。也许是人性使然，父亲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大西北，参加大西北的开发建设。
三
父亲的家信中叮咛母亲去上夜校，并把结余的津贴寄给了大伯，大伯给母亲拿出一部分作为上夜校的费用，其余的钱补贴家用，艰难度日。
夜校在贾宋镇上，学员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青年男女，集体住校，伙食自理，周一到周六上课，周末回家。柴禾是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唯一的舅舅每周跳到学校的，周一去学校的时候，母亲从家里带点干粮，周三的时候大妈提上小竹篮再给母亲送点干粮，虽然只是粗粮，但能解决母亲的饥饿。周末放假后母亲再回到我奶奶家，和家里人一起劳作。
母亲家只有她和哥哥两兄妹，备受父母的宠爱，家里经营着织袜子的生意，家境虽不如爷爷奶奶家富裕，倒也吃穿不愁。母亲的哥哥十分疼爱他唯一的小妹，那个时候流行缠小脚，外婆费尽心机给母亲缠好小脚后，疼得母亲暗自流泪，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心疼妹妹，便悄悄给母亲放脚。就这样母亲的脚在外婆缠足、舅舅放脚的交替中，肆意生长，长成了一双39尺码的大脚板，刚好配得上母亲一米七的大个子。
大伯的婚姻是凭借父母的媒妁之言，大妈娘家在镇平县城郊的五里岗，大家闺秀，双眼皮大眼睛，举手投资很有大家的风范，颠着一双小脚，做一手好的女红。结婚的时候大伯在某党军队任军需官，家就安在镇平县城里，大妈当了一段时间的太太，搽胭脂、穿旗袍，越发显得美丽动人。
二伯的岳父母家就要逊色一些，大舅哥在外地干革命，常年在外漂泊，家里没有轻壮男人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也许二妈是天生的伏地魔，也许是心疼那几个侄子和侄女，婚后就搬回到娘家居住。二妈性格有点强势，二伯惧内，也只好放弃自己家优渥的生活条件，和二妈寄居在岳父母家，活脱脱的一个上门女婿。
就在母亲上夜校的第二年，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大伯曾当过某党的军需官，毫无悬念地被判刑了，刑期一年。家中没有了壮劳力，爷爷又不擅长农业耕种，日子越发艰难了。
父亲在遥远的大西北，一边扛枪戍边，一边参加生产自留，因为文化水平较高，被安排在连队做文书工作，津贴也比一般战士高出一部分，省吃俭用大部分津贴寄回家中孝敬爹娘，又一边鼓励我母亲用心学习，考中学。刚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辞别娇妻，立马投身到戎马生涯中，角色的转换，心理的压力可想而知。
大妈性情中人，能伸能屈，既做得了太太，也能屈伸做家庭煮妇。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一个年轻小媳妇在丈夫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无怨无悔，侍奉公婆，同时还要帮衬同样丈夫不在身边的妯娌。为补贴家用，大妈抽空做点毛头鞋子，扎几顶孩子的花帽子，拿到街上贩卖补贴家用，同时还每个星期给我母亲到学校送干粮，而母亲周末回家陪伴大妈。
一家人齐心协力度过了那艰难地一年后，大伯服役期满回归家庭，主心骨回来了，母亲和大妈总算松了一口气。父亲不在家，母亲在奶奶家的地位有点尴尬。舅舅就把母亲接回家中，每周一从娘家带干粮去学校，周末回娘家生活，让母亲感动的是大妈依然坚持每周三或者周四步行十几里到学校给她送干粮。
因为基础较差，任凭母亲怎样努力，终究还是没有考上初中，欣慰的是母亲被留校任教，教扫盲班上课，有点收入，经济独立，不再需要舅舅的扶持，也不用大妈每个星期再去送干粮了。
四
解放以后，全国形势大好，二妈娘家哥哥郭树言的身份从地下转到地上，被组织上分配到湖北省襄樊市主持工作，全家随之迁到襄樊定居生活。二妈和二伯带着惟一的女儿玉阁回到了宋小庄生活，二伯随着合作社的养蜂队随着花季转战各地，经济上也比较稳定，一家的生活没有问题。
二伯家的大儿子出生后，二伯在郭树言的周旋下被安排在禹城农场工作，孩子们随着二妈在宋小庄生活。二伯不在家的日子里，二妈拖着两个孩子，耕种田地相当困难，大伯和大妈一直帮助二妈耕种田地，那个时候大妈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二妈忙的时候，大妈不但帮助二妈带孩子，还要帮忙给孩子们做衣服和鞋子。二妈性格开朗，也比较爱玩，时常把女儿交给大妈后，忙中偷闲溜达一圈，理由多是要赶集，每次赶集就是一个上午。二伯家最小的儿子玉润出生后，全家迁往禹城农场定居，大妈和大伯的生活才相对才轻松一点。
大妈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在扫盲班当老师。由于是大龄产妇，骨盆开的不好，老受罪了，几经风险，大女儿玉洁才顺利出生，产后虚弱的大妈无力照顾女儿，大伯一个男人家既要忙碌土地，大男子主义严重又不太会照顾人，奶奶半生被别人照顾习惯了，让她照顾一个产妇实在是无能为力，也不愿意照顾儿媳妇的月子，照顾大妈的重担便落在了我母亲的身上。
母亲每天晚上放学后步行十几里路回到宋小庄的家里照顾大妈母女，帮助洗衣服，洗宝宝的尿片子，尽可能给大妈做可口的饭菜，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再匆忙赶到扫盲班去上课。大妈坐月子的那段时间，周末母亲几乎没有回到过娘家，而是全天候陪在大妈母女身边，大妈欣慰不已，身体也在慢慢恢复中。
二妈自顾不暇，两个孩子缠着她无法分身照顾大妈，好在二伯在农场有一份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二妈家的整体提条件好于同龄人家，买点红糖和鸡蛋还是绰绰有余的。二妈从孩子们口中节省下来的副食品，全部拿过来让大妈滋补身体。
就这样在营养品的滋补下，还有我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大妈的身体恢复很快，女儿也养得白白胖胖。
远在大西北的父亲一如既往地把一半的工资寄回家里，让大伯打理，只是母亲教书有收入后，大伯自然而然再也没有给过母亲钱，而是把这笔钱积攒下来买来一头骡子，方便耕种田地。在解放初期，农村一头骡子的分量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大伯在家里土地多的时候，上完几年私学后无心读书，便回到家里带领雇工耕种田地，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现在一家人的口粮地，区区十几亩对大伯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有了骡子的加盟，耕种起来土地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一家人的日子说不上富裕，但温饱绝对没有问题。
唯一让大伯不能释怀的就是30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爷爷奶奶的态度更是冷漠，自己有三个儿子，感觉要干挺得笔直，而且二伯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刚刚凑成好字，而大伯家高龄生子，还是女娃，爷爷奶奶对这个迟到的孙女并无好感，更谈不上热情，这让大妈很无语，嫁进来十年伺候公婆，操持家务，做全家的穿戴，竟然因为生了一个女娃备受冷落，即便豁出命，大妈也会再生一个孩子传宗接代的，只为给自己争一口气。
五
1954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体制，在自己所辖垦区内，依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行政、司法事务，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
兵团的前身是1949年11月份司令员王震和政治委员徐理清率军挺近新疆，进驻哈密，建立政权，创建的哈密垦区。大部分人员都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二十二兵团转业而来。父亲所在的部队是后续挺进新疆的，被编入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六师，也被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
为壮大兵团的队伍和增加科技文化力量：
1954年至1966年底，动员组织从北京、天津、四川、山东、湖北、河南、江苏等省、市具有高中、初中、或者小学文化的毕业生中，或者35岁以下的青壮年到新疆兵团建设支援。
母亲所在的地区在1956年组织青壮年男女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母亲第一批报了名。当时母亲在家乡的地位相当尴尬，住在婆家吧，公婆和大伯一家三口更像一个和谐的整体，住在娘家吧，哥哥已经娶妻生子，似乎也不太融洽，也许当时的环境离开那里是最好的选择。
办完一切手续登上西上的列车时，母亲和父亲已经分开了整整六年，虽有书信来往，但父亲的每封家书都是写给爷爷奶奶和大伯的，只在信的末尾祝福母亲一些相关的事情——毕竟只是新婚三个月的夫妻，当时父亲是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而母亲只是个不谙世事的17岁少女！
最后两年，老家的也爷爷奶奶在大伯一家的照顾下，生活稳定下来，父亲也没有太多的牵挂，除了一如既往地往家里寄钱，书信少了许多，母亲和父亲的书信来往则少之又少，仅存的感情则被时间消失殆尽了。
母亲动身西上的时候，婆婆象征性地给了母亲一块钱的路费，而大妈把平时做针线活积攒的三块钱全部放在了母亲的行李里面，舅舅和外婆拿出家里所有的十八块积蓄全部交给了母亲，穷家富路，大不了再回来，路费一定要备足。这就是亲妈、亲哥哥，把母亲的后路都想好了。
支边大军先报名政审以后到县武装部集合，然后分批乘坐火车到西安，然后转乘到兰州，再往西还没有通铁路，只有改成军用汽车，车厢封闭，全程有解放军战士们一路护送，沿途不到军需点补充能量，为安全起见万万不能停靠任何一个地点。
母亲是那批支边女青年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登机人数，发放给养，管理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当即被带班领导选为路队长，协作管理人员维护秩序，协调物资分配，一路持续西上。
支边大部队途径我父亲所在的团场时，母亲没有冲动地中途下车，而是跟随着大部分继续西上，一路颠簸顺利到达迪化，稍作休息调整后，母亲和一部分姐妹们被分配在农八师下属的一个农业连队。正赶上棉花采摘的季节，这些新战士们立即投入到拾棉花的大军中，母亲被选为女工中队长，每天带领几十号女工上工和下工。作为奖励，每天下班后母亲领到一袋新鲜花生公平地分给姐妹们。
1956年兵团的条件相对优越许多，从地窝子逐步移动到地上的泥巴房子，服装统一发放，一个中队住一个大通铺，而且是上下铺，吃饭有专门的伙房，而且还有电灯，除了居住有点拥挤，其余条件比老家好许多。众姐妹们从刚开始的忐忑心情，慢慢趋于平静。
劳动一个月，母亲第一个月领了61元的薪水，当即给娘家哥哥寄回去20元，给大妈寄回去10元，其余的留着当月的生活费用。而父亲作为五年的老军垦战士，每月的工资只有56元——这就是农区和牧区的区别！农区劳动强度比较大，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年代，全靠人工劳作，而父亲所在的牧区除了环境恶略，常年驻扎在戈壁滩上，但是负责牧业品种改良，工作强度则小了许多。
更为狗血的是父亲在边疆不知道是有了新欢，还是什么原因，竟然以患上肺结核，不想拖累母亲为由，写信向母亲提出了离婚申请。更有戏剧性的是家书抵达家乡的时候，母亲已经踏上了西上支边的列车，离婚申请成为了废纸一张，父亲的愿望落空了。
根据当时的政策，夫妻双方都在兵团的，或者对象在兵团的，只要开具申请证明，就可以把一方调入另一方所在的团场，而且路费由接收单位全额报销。父亲和母亲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两地分居，调动属于正常调动，是母亲从相对舒适的牧区到农区呢？还是母亲从气候条件优越的农区到条件艰苦的牧区投奔父亲呢？这是双方选择的结果！
六
母亲在农八师发展很好，由于有文化，积极肯干，管理有方，没多久就被安排当上了女队的队长，长期发展前途无量，以母亲的才干锻炼到后期，统筹一个营也不在话下，而且母亲所在的农八师气候条件四季分明，适宜种植棉花和蔬菜水果，发展前景远远优于其它地区。
父亲所在的牧区隶属于农十三师，师部在哈密，他所在的牧业连队却在东天山北的红星一牧场，年平均气温只有一度，冬天异常寒冷，寒流经常光顾和亲吻，场部设在巴里坤小县城：
下辖一个农业营，俗称作业站，由于气候条件限制，只能种植青稞和部分小麦，而且成熟不好，磨出的面粉做馒头，黏糊糊的，但能保证全场的口粮问题；
二道河子和西坡城子，适合种植土豆，囤积起来，供给全场的冬季蔬菜（只有土豆和胡萝卜）；
一个皮革厂，生产羊毛毡和皮大衣还有皮裤，供给山区工作人员的劳保服发放；
三个牧业连队，天然的优质牧场上放养着成群的牛羊、马匹和骆驼群，羊毛创外汇，羊肉解决全场吃肉问题，马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骆驼是搬家转场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
……
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牧业连队搞羊的品种改良，从阿尔泰那边运进来细毛羊种公羊采取人工授精，改良当地的哈萨克粗毛羊，改良的后代羊羔出毛率高，尾巴小，而且骨肉比例由原来的的47%上升至51%，一代代改良下去，最终得到优质的细毛羊队伍。
那个时候的牧工都会手工捻羊毛，哈族用手工羊毛缝制花样羊毛毡，汉族用手工羊毛线钩羊毛或者骆驼毛的毛袜子，冬季劳保棉鞋不充足的时候，羊毛毡桶成为了棉鞋的替代品。那个时候的山区工作人员必备的一项技能就是钩毛袜子，当时劳保发放只有鞋子没有袜子。
母亲那边稳定下来后，主动写信邀请父亲调到农八师工作，早日团聚。而父亲已经在牧区工作多年，早已习惯了这边的气候条件，最主要的是在牧区从事技术工作，工作强度相对小许多。还有父亲是学生出身，没有经过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锻炼，农区的劳动强度他也吃不消，更主要的是他本来就计划和母亲离婚的的，离婚申请已经寄回到了老家，欣慰的是信件寄到老家的时候，母亲已经踏上了西上支边的列车。无论是身体原因还是思想问题，父亲对自己的婚姻已经有所质疑——新婚三个月，分居六年，再好的感情也被时光消失殆尽，更何况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个刚走出校门的热血青年呢!
父亲不愿意到农区工作，母亲也舍不得那边的工作环境，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父亲的同事兼好朋友是一名福建籍的军人，和父亲同年参军到这里的，都是文化人出身，共同语言多一点。得知父亲的小心思后，劝慰父亲赶快写申请报告，把妻子调到这边工作，免得夜长梦多，毕竟当时的兵团男女比例10:6,即便将来遇到合心的，哪有原配合拍呢？就这样在好朋友的督促下，一封迟到的调函申请寄到了母亲那里。母亲不再迟疑，迅速办好相关手续，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团场之间的专用汽车来到了父亲这里。为了纪念那一段经历，母亲专门到八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时候的母亲甩着两根粗黑的大辫子，身穿崭新的双排扣列宁服式的军用棉衣，少了少女时代的羞涩，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神韵。
同时期的父亲虽然身高也有1米76，但是长期在戈壁滩上工作，风吹日嗮，营养不良，黝黑黝黑的，两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活脱脱的一盆鲜花插在了干瘪的牛粪上，真的为母亲打抱不平，更不理解那代人为一纸婚约相守那么多年，不离不弃，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撑着他们走下去的？也许就是所谓的从一而终的思想吧！子女们的内心一直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无关容颜，也无关地位，只不过维护父亲男人的尊严，不方便打击他罢了，也许父亲的一生中都亏欠着母亲呢！
七
母亲带着调函背着行李从石河子坐团场之间的通勤汽车出发的时候，父亲接到团场的信息安排从山区骑马出发，经过两天的策马扬鞭才回到场部，第一天从二连队部出发骑马到煤矿的中转站休息一夜，人困马乏，第二天继续骑行终于到了县城的团场临时招待所。
兵团刚成立的时候，每个团场面积特别大，而且那个时候交通极其不发达，除非有重要事情，团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吉普车是不会轻易出车的，一般进山区都是乘坐拉材料的“二八”拖拉机。山区的工作人员出山基本都是骑马，中途在中转站休息一晚上。
中转站类似于古代的驿站，有专门的住家户，一般是哈族同胞，负责接待l来回的工作人员，保证住宿和饮食，还有马匹的饲草和饮水等问题。
父亲从山区到达场部的时候，母亲已经办理好了入职手续，被安排在临时招待所里等待父亲。父亲安顿好马匹进入招待所见母亲的那一刻，相隔几年的夫妻，四目相望，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开口。母亲曾经的花季少女如今出落成风韵少妇，而父亲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饱经风霜，岁月摧残，又黑又瘦，宽大的军装穿在身上仿佛挂在细长的旗杆上……
第二天团场领导破天荒用唯一的吉普车送母亲进二连队部，连同母亲不多的行李，其中就有一包母亲在农八师分到的、舍不得吃的花生，留下来给父亲补充营养。父亲骑马随后跟过来的时候，二连队部早就给父亲和母亲准备了婚房——一顶哈萨克族的破旧帐篷，从此就是父亲和母亲在山区的家！
山区的单干户都吃队部的食堂，有家眷的父亲允许自己开火做饭，父亲从队部领了面粉、油、盐等基本用品，一个生铁炉子外加一捆松枝就是全部家当。
母亲被安排在连队当验精员，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到队部帮助炊事员跳水做饭。闲暇的时候母亲还到戈壁滩上捡梭梭柴，以便帐篷里的温度能升高一点。
当时的队部管理工作方式还是军管制，一名连长和一名指导员互相配合工作，除了食堂是必备的意外，还有兽医和人医，每名工作人员配备两匹马，轮流走访羊群，马背上用专用的马褡子驮着各种用品，给羊群治病，人员病了人医上阵，一个轮流下来，要一个星期，俗称“转房子”，尊称“某医生”、“某兽医”。
父亲是畜牧队伍中高技术的，人称“技术员”，不需要转房子，坚守队部做好本职工作。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闲暇时间父亲用看书打发时间，性格孤僻的父亲不开玩笑，不打牌，也不扎堆喧慌，唯一的朋友就是那位福建籍同时参军过来的陈传奇，互相交换书籍，打发难熬的岁月。
母亲的到来，让父亲的性格改变了许多，也愿意和同事们说说笑笑了，又加上自己家开火做饭，虽然都是粗茶淡饭，但比食堂可口许多，有营养的食物母亲尽可能地紧着父亲吃，父亲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份殊荣，毫无违和感。
顺其自然地母亲怀孕了，反应很厉害，但坚强的母亲依然坚持工作，料理自己家的琐事。父亲慢慢也有所改变，跳水，背柴火，闲暇时间也牵着骆驼到树林里驼松树枯枝，父母的生活总算有了家的气息。
父亲和母亲的帐篷离工作地点不远，领到体恤，工作不忙的时候母亲可以回到帐篷里休息，家里的体力活父亲担当的多一点，整个孕期母亲安然度过。也许是母亲身体素质根基好，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大哥顺利出生了，而且是足月生产的健康儿。
坐月子期间，连队领导特批了一只羊，让母亲坐月子补养身体。八月份的天气羊肉不容易储存，父亲学着哈萨克族的习俗，把新鲜羊肉骨肉分离，然后用食盐把肉和骨头腌制一下，挂在帐篷里自然风干，每天煮一点，吃肉喝汤，母亲舍不得独享这难得的美食，总是以各种借口分给父亲一点。整个月子坐下来，父亲的脸色红润了不少。
婴儿在山区生活，有诸多不方便，满月后，母亲被调离山区化验员的工作，被调回到场部商业股工作，还成就了父亲的好朋友陈叔叔和母亲的搭档常会计的一段姻缘呢!
九
母亲带着哥哥回城里生活，工作被安排在商业股当出纳，搭档是湖南籍女兵常怀瑾阿姨。常阿姨17岁初中毕业从家乡参军到新疆，是“八千湘女上天山”中的其中一员，工作几年，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自己有文化，骨子里面还是希望找个有文化的丈夫，虽然组织上多次牵线搭桥，对方也是领导级别的人物，都被常阿姨婉拒了，也许冥冥之中她在等那个对的人。
商业股本来女职工不多，母亲的到来让常阿姨开心不已。母亲临时的家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排低矮平房里，早晨把哥哥送到托儿所，中午下班接回家，晚上也是如此。单干户的常阿姨还住在集体宿舍里。母亲做事认真，情商也高，处理事情非常特体，和常阿姨非常合拍。晚饭后常阿姨经常到母亲临时的住房里玩，偶尔也帮助母亲带带孩子，是母亲家受欢迎的客人。
父亲照例每个月休假骑马回城里歇息，经常听母亲谈起搭档常阿姨的为人处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想到了他的搭档陈叔叔——那个福建籍同年参军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陈叔叔！一来二去，父亲和母亲两面牵线搭桥，彼此都非常满意，竟然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缘。同为南方人，生活习惯相近，又都有文化，在那个年代少有的琴瑟和鸣。
转眼到了1960年，全国招收旱灾，而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出生了，先天性营养不良，几个月的姐姐还不能坐立，整日躺在床上，母亲上班的时候，抱着哥哥同事还要抱着姐姐送到托儿所，所幸母亲身材高大，一米七零的身高才能肩负如此重担。父亲回来休息的那几天是母亲最轻松的时光，不用送孩子们去托儿所，省得来回奔波。
同年大伯大妈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是个女婴，大妈已经三十多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属于高龄产妇，对身体损伤很严重，这个女儿的出生实属不易，大伯虽然重男轻女，心心念念想要一个儿子，可是大妈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再生孩子，带着遗憾，带着委屈，在父母的不屑中努力抚养着自己的两个女儿。
二伯在农场换了工作，不再外出养蜂，而是被安排在机耕队开拖拉机，安定下来后，二妈和三个子女也搬到农场定居，结束了长达10年的漂泊不定的生活，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虽然只有二伯一个人挣工资，在湖北工作的哥哥依然在经济上帮助他们，日子还算过得去。
十二叔在广州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有关方面的排查取证，证明十二叔是被冤枉的，在农场3年改造中，十二叔工作认真，态度中肯，在师资力量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十二叔被破格安排在子弟学校当教员，免除了劳作之苦。毕竟十二叔是读过洋学堂的，又是机械专业出身，爱好广泛，不但能教语文、算术，美术、音乐都不在话下。又因为治学严谨，多才多艺，深受当地居民的认可，生活上没有多大的枯寂。
第四年，十二叔的问题被解决，回到原单位任职，婶婶带着儿子回到了广州，和十二叔终于团聚在一起。唯一的儿子刚回老家的时候，还是个白白净净的洋气小男孩，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经是个粗壮结实的农村少年了。看到他们母子平安归来，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十二叔悲感交集，老家哥哥的恩情让他终身难忘，回馈哥哥不在此时——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也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温饱还不成问题，只是粗粮的比例增大许多，高粱面闪亮登场，肉食依然没有减少，小孩子们还有定量的牛奶，只是数量减半而已。
老家的灾情揪着父母的心，母亲牵挂着外婆和舅舅，外婆年事已高，舅舅家有两个孩子，灾年生活都有问题，无奈之下，母亲把一半的工资寄给舅舅，买粮自救；爷爷奶奶因为营养不良已经出现水肿，父亲把一半的收入寄给大伯维持家用；远在广州的十二叔条件稍微宽裕一点，也从牙缝里挤出一点补贴大伯一家。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补救家乡的亲人，总算度过难关，亲人们都无生命危险，苦尽甘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迎接亲人们的又是美好的明天。
十
父亲的搭档陈叔叔在和常阿姨结婚后就从山区调回到机关工作，主管畜牧行业，父亲在二哥出生的时候也从山区调回到城里，当时被安排在兽医站从事畜牧技术的推广，家也就安置在二队这边，母亲从商业股调到红星中学后勤当司务长，一边给学生买饭票，闲暇时间也在食堂帮忙。我家的住房也从一间低矮的茅草屋换成了一间大土房，当时的房子是营房式的排房，一排房子好几个单间，有孩子的家庭，一家一个单间。房子的一角是一个可以烧柴的土炉子，靠墙并排放着两张铺板，用土坯快支起来，宽度相当于现在的双人床和单人床，每个人的枕头就是衣柜，换洗衣服都在那里，床下面放点杂物和鞋子，虽然简陋，总算一个完整的家了。
陈叔叔和常阿姨结婚这几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这让他们两个非常郁闷，经过中医把脉诊断，常阿姨属于宫寒体质，不易怀孕，也许补救的措施就是领养一个孩子。
母亲和常阿姨既是搭档又是好朋友，陈叔叔和我父亲也是如此，于是两家约定父母再生一个孩子，送给陈叔叔他们。我家第一个孩子是我大哥，第二个孩子是我姐姐，第三个孩子是我二哥，按规律排列第四个孩子应该是个女孩。
母亲十月怀胎，终于熬到分娩那一天，母亲和大多数产妇一样在家中生产，有本单位的随行医生到家里接生。我出生的那一天是八月份，正是瓜果上市的季节，父亲早早买了葡萄分给姐姐和哥哥们，让他们去附近的步一团露天电影院看电影，父亲和医生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出生。
因为是经产妇，平时母亲工作理家，活动量比较大，再加上那个时候营养也不会过剩，胎儿普遍都不大，阵痛一个小时后，我在医生的协助下顺利出生了——竟然是个男孩！父亲喜出望外，母亲则有淡淡的失落。
按照以前的约定，原计划母亲休完产假就要把这个孩子送给陈叔叔和常阿姨的，以他俩的经济条件肯定会给我好的生活条件的，这一点母亲十分笃定。可是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父亲中途变卦了，而且还振振有词——又不是自己养不起，怎么舍得送给别人？其实留下我的主要原因，就因为我是个男孩，在重男轻女的父亲眼里，即便上面三个孩子里只有姐姐一个女孩，也是最不让父亲待见的孩子，我这个老幺儿子，父亲怎么舍得送人呢？更何况老家的大伯家只有两个女儿，也眼巴巴盼着儿子呢！虽然二伯家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和我同岁，奈何二妈护犊子心切，谁也不敢动她儿子的心思，更何况还有她哥哥在湖北坐镇呢，怎么也不会让自己的妹妹因为养孩子为难吧！
在父亲的反悔中我被留了下来，母亲奶水不足，又要忙于工作，休完产假我就被人为断奶，奶粉成了我的口粮。剧母亲讲，别的孩子喝奶粉被养得白白胖胖，我则是黑胖黑胖的，家里人都昵称我为“胖娃”，父亲对我也是疼爱有加。在哥哥和姐姐的呵护中，我的童年快乐而充实着。
那个年代各种条件限制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年冬天单位上给每家分固定的焦炭，数量都不多，虽然炭厂产量丰富，无奈交通不便，牛车运输队在不下雪的月份里昼夜不息往城里运焦炭，无奈路途遥远，交通不方便，来回一趟要六天的时间，运回来的焦炭非常有限，大部分时间取暖和做饭还是柴禾当燃料。柴禾资源及其丰富，南山坡上松树枯枝多的很，每家的孩子们大约5——6岁的年龄就要跟着哥哥姐姐们上山背柴禾，除了夏天做饭用，结余的柴禾用于取暖。
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看到大哥和姐姐去山上背柴禾，二哥在家带着我玩。二哥话不多，像个闷葫芦，但是心灵手巧，无论是打纸板，还是玩泥巴炮仗，亦或是推铁环，都有模有样。倒是大哥不喜欢和我玩，而且他的玩具玩完就藏起来，不但不给我玩，也不给姐姐和二哥玩，还常常摆出大哥的架子制服我们，从小我对大哥就不感冒，同理他对我这个小弟也不喜欢。
就在我4——5岁的年龄，已经上学的哥哥和姐姐们上山背柴禾的时候都会带上我，贴心的二哥还在衣兜里帮我带一块馍馍，回来的途中让我充饥，就着小溪里流下来的雪水，感觉那小溪里的水真的很甜。二哥帮我绑好几根枯树枝，打上活扣盘把柴禾捆挂在我的背上。大哥和姐姐走在前面，二哥陪着我走在后面，一路上还问我累不累，其实我知道二哥更累，他背上的柴禾捆和姐姐的差不多大。
在哥哥和姐姐的呵护下，我愉快地成长着。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二哥突发奇想带着我去掏房檐下的鸟窝，二哥站在凳子上，我骑在二哥的脖子上，我的小胖手刚伸进鸟窝，里面伸出一个小蛇的头，我吓得说不出话，憋了许久才“哇”的一声哭出来，站在凳子上的二哥可能感觉到了什么，迅速把我放下来，我还是哭，在二哥的安抚下，我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真相。
当天夜里，也许是过度惊吓所致，我发起了高烧，还说胡话，一会“在这”，一会“在那”，父母问明原因后，再也不允许我们擅自掏鸟窝了。二哥坐在角落自责，而大哥在一边幸灾落祸，真的让人生气，却又无可奈何，谁让他是大哥呢？论打架，二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十一
父亲的临时变卦，护儿子心切，因我的性别原因，我被留在了父母身边身边，既享受着父母的爱，又在哥哥姐姐的照顾下快乐成长着，只可惜陈叔叔和常阿姨失望至极，他们也尝试着再抱养一个孩子，可是最终都没有结果。
这边也有同事愿意给孩子的，不过也只愿意给个女孩，他们尝试过从老家抱养孩子，但也落空了。陈叔叔和弟弟是孤儿，参军之前陈叔叔和弟弟在福建老家靠亲人的扶持才得以生存，弟弟家只有一个儿子，自然舍不得给他们；常阿姨湖南老家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哥哥家女儿多，愿意送给他们，一个，两个都行。但陈叔叔骨子里还是希望有个儿子，夫妻两个达不成协议，陈叔叔和常阿姨这对相伴将近10年的夫妻因为孩子的问题无奈分手了。
分手后常阿姨主动申请调到哈管局采购站工作，迅速搬到市里工作居住，并从老家抱养了两个哥哥家的两个女孩，大哥家的女孩5岁，二哥家的女孩3岁，还把最小的弟弟也带到新疆工作，最终常姓的几个人在遥远的边疆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小团体。
一年以后，38岁的陈叔叔在同事们的帮助下，迎娶了附近农民家的一位老闺女，当时就28岁了。这个老闺女的父亲过世早，留下兄妹八个人，父亲过世的时候，这位老闺女刚刚17岁，最小的妹妹还在襁褓中。17岁花季的女孩本该是谈婚论嫁的好时节，但是母亲拖着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位有担当的老闺女选择了和母亲一同承担养育弟弟和妹妹的重任。
弟弟们陆续长大成家后，这个老闺女毫无意外地也成了大龄女青年，在农村除了做填房，很难有合适的人家，一来二去就被耽搁下来了。
介绍人两边撮合，很快谈拢了条件，陈叔叔给了高额的彩礼，迎得美人归。只是兵团后期人满为患，无法安排工作，陈叔叔的新媳妇只得和部分家属们一样打零工干最脏最累的工作补贴家用，陈叔叔的生活水平与以前双职工相比，差距一目了然，但只要有自己的孩子，陈叔叔无怨无悔。
1969年陈叔叔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陈叔叔激动不已，是个男孩，了却了陈叔叔要儿子的心愿，那时候陈叔叔41岁。随后几年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如期出生，最小的儿子出生的时候陈叔叔已经46岁，老来得子，欢喜得不得了。
虽然陈叔叔家是单职工家庭，和本单位的双职工家庭相比经济条件差一些，但和附近的农村相比，还是好了许多。陈叔叔家依然辅助娘家，开启了长达20年的伏弟魔生涯。那个时候兵团单位实行供给制，米、面、油和肉都按人头供应，陈叔叔家门前的毛驴车就没有消停过。
这种辅助模式一直延续到大儿子工作以后，娘家弟弟们每到秋收的季节还习惯性地喊大姐回去帮忙，那个时候陈叔叔的老伴已经50岁了，在儿子的干预下，才停止了对娘家的扶持，以后舅舅们遇到什么，都有大儿子对接。不过有一个舅舅发展很好，在县里工作，也是受陈叔叔家恩惠最大的一个，不但支助他上学，还帮他们把儿子带到上小学。陈叔叔家的女儿师范毕业后，从兵团调到地方工作，还是这个舅舅帮忙办成的。
后来政策有优惠，那些为兵团建设出过力，流过汗的家属们，被同意安排归为自由职业者退休一族，除了不享受职工医保，其余退休金之类和职工退休同工同酬。
后来陈叔叔患癌过世时，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享受4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经过三个子女们的协商，这笔钱放在大儿子这里，以备妈妈将来生病治疗的费用。妈妈曾提出拿出一部分给两个儿媳买整套的三金，被大儿媳妇婉拒了——都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儿媳妇们有条件给自己买三金，无需动用这笔钱。
大儿子把这笔钱放在朋友的加油站里生利息，然后用利息帮妈妈重新装修了房子，给母亲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如今的母亲有房、有退休金，还有一笔可观的养老备用金，三个子女都事业有成，母亲也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居，在天之灵的陈叔叔也该放心了。
常阿姨身边有两个女儿陪伴，也把自己的弟弟一家扶持起来了。弟弟退休后，每年合适的季节都会带老姐姐回一趟湖南老家，老家的哥哥们也欢迎她回家养老，毕竟是他们常家人的恩人——不但提携了弟弟，还把两个侄女抚养成人。
如今已经90高龄的常阿姨，身体健康，没有慢性病缠绕，头脑清晰，又有高额的退休待遇，在亲人的陪伴下，过着幸福安详的晚年。
虽然世道捉弄人，但老天是相对公平的，无论是我的父母，还陈叔叔还是常阿姨们，苦尽甘来，岁月不负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