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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祭真性情

2020-05-17  本文已影响0人  此水无寒

    相信很多人都参加过一些无聊的宴会或饭局,不去别人不快,去了自己不快,总之就是找不痛快。因此,不得不承认,很多饭局不过是通过彼此为难来维系脆弱的关系,真是矛盾的很!贾平凹先生写过一篇短文叫《辞宴书》,今天读来依然大呼过瘾,穷尽场面上的各种“肚皮官司”与“表面过场”。于是,很多人慨叹:做人,真难!如果玩一下文字游戏,其实就是我们面临的本质问题:做真人,难!一明白这个理,就知道很多所见所闻未必真,这才有了寻真、求真、守真的真人。

      说到《辞宴书》,归结起来就一句话:官场的饭局不能打嗝儿放屁,我不去了。这话虽糙却有几分难得,第一处难得在于守真,“打嗝儿放屁”不是说贾平凹这人不文明,而是说“打嗝儿放屁”这种生理反应的背后是人的自然性,无论我们怎样作伪都无法否定自然性,尊重常识常态就是守真,官场饭局要破坏这种自然性,贾平凹作为有所坚守的文人当然不从?第二处难得在于明明白白说,我不去了。说这话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对“官场”说。自古以来,以下陪上,不过就是“赔着笑脸敬酒,穷尽词汇赞美”,否则就是以下犯上。

      以古为据的话,正如《妙真经》“自然者,道之真也”,把以上两处难得结合一下,就是能凭着勇气守真的人,我们谓之为有真性情。

      那么什么是真性情呢?我将其概括为:豪迈自信、不拘礼俗、顺乎天性三种内涵。

      下面以具体的例子作说明: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这样写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意思是说上天还没有想平定天下,如果要平定天下,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如果无知者说这样的话,我们谓之轻狂,而作为儒家圣人,拥有的这份豪迈自信确实令人折服。当然,这份豪迈自信在后世文人身上也多有体现,比如辛弃疾在其词《贺新郎》中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文武兼备于身的他,说此话实当霸气二字!

      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文中记录了梁启超作演讲时的一个细节:“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个细节读来让人会心一笑,一个文人的幽默、率真、谦逊与自负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是稍作考究,梁启超的这句话是谦逊多一点呢还是自负多一点呢?中国文化特别强调谦逊,从《尚书·大禹谟》就开始教育国人“满招损,谦受益。”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要么过分谦逊,进而妄自菲薄;要么过于自负,进而狂妄自大。概括起来就是:谦逊的时候难得自负,自负的时候又难得谦逊。梁启超率真,但率真得有分寸,率真得收放自如。

      大家有兴趣话可以关注一下民国有大师风范的人物们。这里推荐大家读一读玉槐堂编著的《朝闻道: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短小精悍,却能见人物精神。读后便能发现,与梁启超同时代的有真学识的大师们,颇有这种谦逊和自负的特点,比如说国学大师胡小石就是其中一位,有资料说他讲柳宗元一首七绝,讲着讲着就吟诵起来,念了五六遍之后,把书一收,说:“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真学问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把自己全面投入又全面敞开,一切行为举止都是顺着自己的感受与体会自然流动。同样是讲诗,俞平伯先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国学大师俞樾的后代,能写诗,善填词,他讲诗词当然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的在那里朗诵,有时完全沉醉在诗词的境界里,不觉闭上了眼睛,仿佛遗世而独立。蓦然间他又睁大了眼睛,连声说道:“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待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经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

    再比如北大三怪杰之一黄侃在堂上讲课,讲到一个紧要的地方,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把知识与金钱挂钩不正是我们所批判的俗吗?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却丝毫不感到一个学者的俗气,反而益发觉得可爱可佩?大约这背后皆源于一个真字,真学问真学术则不惧怕虚伪的妄测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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