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沉浮，形影相随，传奇爱情，张伯驹与潘素
1958年，国家领导人赴英国访问时，曾赠予当时的英国首相一幅中国传统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这幅画的作者，名为潘素。
1975年，张伯驹年近耄耋，与爱妻潘素小别，到定居西安的女儿家里暂住，即便是短暂的分别，他对她还是情深款款，写了首《鹊桥仙》给她：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
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
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
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时候他们的婚姻已将近四十年，却仍相濡以沫，爱意不减当年。
七年后，他去世。
又过十年，她随之而去。
当然，南生第一次听闻潘素是源于马未都的视频，他说他第一次看到潘素年轻时的相片时“都楞了！那气质不是今人能够达到的……，我看见她都心动”。
潘素
潘素，原名潘白琴，字慧素，1915年生于苏州，是清朝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潘素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虽然父亲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母亲沈桂香却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她对于自己这个聪慧美丽的小女儿寄予了厚望。
在潘素7岁的时候，母亲就为她聘请了苏州当地的名师……
但命运多舛，母亲病逝后，继母王氏以潘素擅弹琵琶为由，将她送到青楼操琴卖艺。这时的潘素13岁。
1935年，上海的天香阁，有一个艳名高帜、红中透紫的名歌妓，此时的潘素不过20岁，取艺名“潘妃”。
这朵摇曳在上海滩灯红酒绿欢场上的女人花，长袖善舞，艳名四扬，是当时很多军阀、黑帮大佬争相独占的花魁头牌……
张伯驹，晚清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原名张家骐，字家骐，号丛碧。中国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其实，他的另一身份国人或许更感兴趣：民国四公子之一。
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为卢永祥之子卢小嘉。
张伯驹
张伯驹生来聪明伶俐，9岁即会作诗，有神童之誉，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还曾在父亲的提携下在军队混了一段时间，后来因看不惯其中的黑暗丑恶，脱下军装换上布衣，挂名盐业银行，纵情于自己的兴趣。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这时的张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
诗书戏曲、古玩丹青无一不晓，俨然一翩翩浊世佳公子！
那一年张伯驹到上海“走花界”，一见潘素便已钟情，提笔写了副对联送给她。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那时候的文人墨客好像都爱卖弄藏头的技巧，这副对联就把潘妃的名字嵌了进去，还一口气用了好几个典故，把潘妃比作绝代佳人王昭君。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么一对才子佳人便这样情定终生。
张伯驹对潘素的意义，当然并不只是简单的救风尘，而是发掘了她的“慧根”。他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她。
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蜕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
潘素画艺日益精进，之后选择专攻青绿山水画。想来青绿山水这类画和她端凝的气质甚为相宜，她的山水画作曾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首相等外国领袖。
她曾经和张大千三次合作，张大千这样评价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张伯驹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却对潘素的画艺甘拜下风。他曾经为潘素治了一方印章，上面刻着“绘事后素”四个字，自谦他的绘事在“素”之后。
张伯驹和潘素，不仅仅是志趣相投，更有着精神上的相契。
这对才子佳人的身上，实际上都有着侠肝义胆的一面。张伯驹一生不乏义举，在表兄袁克定落魄的时候，能够照顾他达十年之久。他倾家荡产收集国宝，却能将其中绝大部分精品都捐献给国家。
潘素也有侠女之名，成就此名的是1941年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张伯驹，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赎金，实际上看中了张家收藏的珍贵字画。潘素执意不肯变卖藏品，而是通过四处借贷、变卖首饰等，凑齐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风范可见一斑。
张伯驹为收藏字画，常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变卖房产，家里人都骂他是败家子，唯有潘素百般支持。
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220两黄金，潘素又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据章诒和回忆，解放后，张伯驹看中了一张古画，回来向潘素要钱，这个时候张家的家境已非昔日可比，见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劝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潘素答应拿出一件首饰换画，他才从地上翻身爬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回屋睡觉去了。
这样的行为天真得像个小孩，潘素却从来没有嫌弃过他身上的孩子气，而是以温柔的母性包容着他。
张伯驹收藏过许多国宝级的字画，其中有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草书卷》、李白的《上阳台帖》等。
康生曾把李白的《上阳台帖》借去观看，一看就不准备还了，后来几经周折才要回来，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对这些散尽千金换来的、拼了命保护的字画，他们却选择在1956年后，陆续捐给了国家，上面提到的字画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张伯驹曾不止一次表示，他买这些字画，不是为了占有，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他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曾专门签署“褒奖状”表彰张潘夫妇二人的爱国之举。这张象征着荣誉和肯定的奖状，被张伯驹夫妇随意地挂在了屋子里紧悬屋梁不显眼的一处，落满了灰尘。
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前半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后半生却并不平顺。他先后被打为“右派”、“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落的落魄老头。
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是张伯驹最后的住所。他们住的四合院已成大杂院，两人只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存身。没有户口、单位，就无粮票、收入，家里早就被抄尽，有一年多，他俩全靠亲戚朋友接济。
在这样的环境里，潘素仍然守在张伯驹的身边，给北京国画工厂画五分钱一张的书签，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在章诒和的笔下，潘素对张伯驹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
张伯驹对潘素，又何尝不好呢！
黄永玉回忆说，有次看见张伯驹独自在西餐厅用餐，吃完后，将四片面包抹上黄油和果酱，用小手巾细心包裹好，带回去给家中的潘素。这个举动，总让我想起郭靖带零食给黄蓉吃的那一幕，却更为动人。
对于处境的变化，张伯驹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计较，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他曾对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也是这样。”
看到这里，我们也忍不住像章伯钧那样击节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高压之下，不少人丑态毕露，但真正高贵的人却会在黑暗中绽放出高洁的一面来，那是人性的微光，使人类文明不至于堕入无底的黑暗。
张伯驹和潘素这对看似柔弱的才子佳人，又一次展现出他们的侠风。
章伯钧和他们只不过是君子之交，但在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这个时候，章伯钧生前的故交大多已对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为之感慨万端：“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潘素的侠女风范，也并未因“文革”的到来而失掉。
据《一代名士张伯驹》记载，“文革”初期，长春有人贴张伯驹夫妇的大字报，潘素的罪状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条。潘素见了，针锋相对地贴出一张大字报——“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并在其中列出了他们夫妇捐献国宝等爱国之举。令批判他们的人哑口无言。
在那个年代，张伯驹和潘素早已不再锦衣玉食，匮乏的物质生活却并没有磨灭他们对诗情画意的追求。
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
潘素有一幅《素心兰》，张伯驹为她配了一首诗：“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红尘浊世中，他们就是一对永远保持着单纯之心的素心人啊。
在历经劫难之后，岁月已经侵蚀了潘素的美貌。晚年的潘素头发短短的，董桥不无惋惜地说她“一脸的刚毅深深藏着红色中国的几番风霜”。
可几番风霜并未改变张伯驹对她的深情。1974年，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个时候，她嫁给他已经40年了，他对她的爱意仍一如初见。
特别提示：本文中后半部大篇幅直接采用了《潘素：好的爱情，把你变成更好的自己》中的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