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4日读书笔记

阅读1小时，总计1356小时，第1301日

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1章

强隋与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经历了长达800余年的风雨历程和曲折演变，在制度上、理论上日趋成熟和完备。

从隋文帝到唐玄宗，没有一个帝王是严格按照宗祧继承制度登上九五之尊的，围绕王位的争斗、猜忌和残杀连绵不已，篡弑、夺嫡之祸频频发生。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帝王中英才辈出，除唐中宗、唐睿宗平庸昏愦外，其余皆非等闲之辈。

隋唐诸帝的帝王观念，概言之，即神化、道化、人化。神化，即以天命和神体自居；道化，即以道自任，以德自诩，以功自夸；人化，即以人自待。这种观念又为多数臣民所认同。臣民普遍认为，帝王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体，是神、是圣、是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特殊的人。这种政治意识和帝王心理是君道论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君权神授，依然是论证帝王权威的主要依据。

君权神授论是论证君权绝对性的各种理论中最具信仰色彩的，帝王们永远不会摈弃它。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统治者，人事才是最重要的。“天道无亲，唯德是辅”是隋唐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帝王观念。在这种帝王观念看来，天命具有开放性，帝王必须有道、有德、有功，否则天命就会转移，王位就会被取而代之。隋唐诸帝大多由“革命”“禅让”“夺嫡”而龙飞九五，所以尤为强调功与德。传统政治思维历来强调君德，把雄才大略、攻战必取、天下大治作为圣明的标志。功德和圣明又是天命的表征。隋唐与两汉相比较，帝王观念的结构、内涵并无本质的差别，但强调点明显地由神化向圣化偏移。

在充分肯定君权神授、帝王圣明的前提下，隋唐时期的帝王观念更多强调的是帝王乃人之主，他与众庶并非是单向索取的关系，而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帝王以人自待，往往容易纳谏、自律，容易在礼法禁忌之中网开一面。贞观之治就是在一片批评声中成就的。这对于调节王权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无疑是有利条件。修身论的基本逻辑是君权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而且把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帝王的自我节制和自我调整上。

挥舞绝对权力的大棒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承认权力的相对性反而易于向绝对权力趋近。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成败得失和思想家的多方探讨，使统治思想日趋成熟。隋唐君道是这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成果之一。君道是典型的人治论。它设计了许多约束个体行为、防范王权失控的办法，其中不乏高明之见，却偏偏没有想到如何从制度上有效地制衡君主。

民之所以成为贞观君臣论政的核心命题之一，归根结底是由于隋末波澜壮阔的民众起义再一次显示了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隋王朝既富且强，政权体系内部基本没有威胁王权的棘手政治难题。承认民养君这一客观事实，循着君主→财政→社会生产→民的关系链，推及民在君主政治中的基础作用，这是贞观君臣民本思想的基石之一。

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通过自我批判，对自身安危条件的分析和认识的产物。这种思维的前提和逻辑注定了它不会把政治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归属于自己的统治对象，而是把期盼寄托于明君治国，清官理政。君主是政治中唯一的最高主体，民本思想只是君道的囊中物。

君主无为论要求君主控制骄奢心理膨胀，节欲、节为，减少财政开支，轻徭薄赋，维护民生安定。作为君主政治的一种重要自我调节理论，它包含着真知灼见。但是，这种理论同君主难填的欲壑相矛盾，除在贞观初年曾影响实际政策外，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理想。君主可以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充当官民关系的仲裁人，让民众以为封建法律代表着社会正义，明君清官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为君主政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君主主动调整官民关系，既有利于制驭官僚，又利于争取民心，是保证君主专制制度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手段。

是否认同民本思想，是否推行重民政策以及是否能将重民政策大体贯彻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封建帝王的政治成就，对帝王的重民思想和重民政治应给予历史的评价。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凡是封建帝王比较自觉地运用民本思想指导其治民政策的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总是更加稳固，更加强化。由此可见，民本思想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优化封建统治的一种理论。一是民本论是封建社会关系的产物，以论证和维护封建秩序为其基本政治取向；二是民本论是统治阶级自我认识、自我批判的产物，它来自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经验，又反过来指导封建君主政治。

隋唐诸帝大多精通御臣之道，具备驭下之才。他们的王位都是“争”来的，因此诸帝深知争人才与争天下、驭群臣与驭天下的关系，对于君臣关系的利与害，臣对君的相对制约，有切身的体验和较为深刻的认识。其中唐太宗、武则天等人不仅有理论著作，而且善于具体操作，在驾驭群臣方面，堪称帝王的楷模。

道义本身就是以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君与臣有严格的等级序列以及臣的忠君义务为基本前提的，所以臣以道义制约君权是对帝王权势和利益的维护和肯定，其目的和结果都不是为了削弱君主专制。

分封与反对分封，一个承继古老传统，注重“理”，即伦理；一个面向政治现实，倡言“变”，即变制。前者的政治意识在社会群体中植有深根，后者的政治思维在实际政治家群体中唤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