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五十一）太宗纳谏(二)

贞观元年 627年

春，正月，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三月，闰月，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七月，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黄门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瑀坐事免。

或告右丞魏征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征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毋尽言！”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议大夫。

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祐为侍御史。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贞观二年 628年

春，正月，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硃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四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通鉴 唐纪八 太宗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