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柯琳·墨菲）

在本章,维吉尼亚·萨提亚不仅为我们分享了她职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历程,而且具体阐述了她对健康取向的、积极心理视角、生存姿态、曼陀罗、家庭和社会系统、症状对于个体生存的意义、自我的生命能量,以及治疗师保持一的必要性的理解,使我们再一次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在萨提亚作为家庭治疗师工作时显现出了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她对治疗师人性的关注和见解,对我们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和预见性的作用。

如果说一种职业的前辈和先驱者可以为我们坚定地走向未来提供源自过去经验的指导,那么萨提亚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感激我们的前辈来开始她自己的“部分肖像”的。她以她尊敬的同仁为线索,如贝特森、鲍文、艾克曼、里斯金、艾瑞克森、米纽庆等现在仍被我们认为是前辈的人,向我们讲述了她作为一个治疗师的成长历程。

自始至终,萨提亚的文章都反映了她的信念的统一性和发展性,她超越了当今流行的精神病理学取向,树立了健康取向的核心信念,她“坚信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建立真正的联结”。萨提亚及时发表了她当时的(1982)见解，为家庭治疗专业的持续发展及作为家庭治疗师的我们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鼓励。

正如萨提亚在她的文章中所说:“过去的一些发现就像蓓蕾一样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新发现,它们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与当时的观念恰恰相反,萨提亚认为那些新的、看起来被人驳斥的观念可以使理论更加丰富。她建议不同流派的家庭治疗师们一起工作,而不是试图确定哪一个流派比其他流派更高一筹。

在本章里,萨提亚真实地展现了她在家庭治疗实践中的真知灼见。对于那些现在仍被我们低估的问题一比如治疗师的角色和他(她)在治疗过程中的信念、与心理病理学相对的积极心理学、理智与情感的整体使康趋向、我们仍然需要学习的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秘密一一萨提亚在十年前就认识到并明确地阐释出来了。

最后,萨提亚将她的重点放在家庭治疗师自身――我们的整合、我们对新信息的开放性,以及我们超越已有知识的界限的意愿上。她建议我们不要跟在她和其他前辈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跟随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能力、信心和一致性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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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出现了一小批未受专门培训的具有独创性的家庭治疗师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所有这些早期开创者(包括我在内),之所以创立了这些现在被称为家庭治疗的理论,是因为他们关心“没有希望”的精神分裂症人群,我们所学习的理论需要被扩充和修正,这也是大家今天正在做的,我想挑选在这一领域我比较熟悉的八个人略作介绍。

卡尔曼·贾尔法什,医学博士,出生于匈牙利。他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精神病学家,也是芝加哥州立医院的负责人。他意识到精神分裂症的部分原因存在于家庭中。1955年3月,当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第一次启动这个项目时,贾尔法什担任负责人。他邀请我向住院医生讲授家庭动力学知识及我在家庭治疗方面的实践经验,那时我从事家庭治疗已有四年,贾尔法什对家庭治疗发展的影响在芝加哥之外几乎不为人知。他致力于帮助精神病住院医生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理解病人。

1956年,我开始与医学博士鲍文接触。他和医学博士沃伦·布罗迪勃·帝辛格一起研究被国家心理健康机构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他亲切地邀请我去做访问。鲍文博上从他的研究中发展出家庭自我整合理论,同时发展出一种通过改变他所认为的家庭系统的“统治者”进而改变家庭的方法、他也将这一方法扩展到观察家庭代际系统中。

直到1962年,我才见到内森·艾克曼。他掌握了症状表现者是如何与其他成员互动的核心思想。在1934年,他发表了关于这些思想的文章。20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整个家庭进行临床工作并应用这些理论。

1956年秋天,我通过一篇叫作(精神分裂症理论探索》的文章认识了唐·杰克逊。我记得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他描写的现象证实了我所观察到的。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感到自己与主流的疏离和孤独,而他是一个同样的行者。(对于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许多芝加哥专业团体来说,我似乎是一个怪人。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很友善的怪人,所以我仍然能够被大家接受。)我后来认识了杰克逊博土,他和贝特森、简·海利及其他后来加入到加利福尼亚帕罗阿图精神研究机构的人一起工作。杰克逊博士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在1959年年初来到加利福尼亚时,他打电话邀请我给他所在的帕罗阿图小组做报告,也就在那天,他邀请我和朱尔斯·里斯金一起组建心智研究院,我们三个人在1959年3月19日成立了心智研究院(MRI)。我们关注沟通,着眼于双重束缚理论,以及其他的沟通理念。

简·海利特别重视人际间的互动,他观察个体对权力的破坏性使用,并试图让人们运用自我意识以及积极的权力策略来获得他们需要的和想要的。他深受艾端克森和咨询师绝对主导论的影响。

萨尔瓦多·米纽庆是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他和埃德·奥尔斯瓦德博土一起在威特维克男子学校工作,这个学校主要招收单亲黑人家庭里不良的男性青少年。从表面来看,人们通常认为这些男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米纽庆博士在这些家庭里看到资源,并调用这些资源,使家庭朝好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第一个证实了那些所谓无望的人实际上是能够通过帮助而改变的人。因为这些家庭成员是如此需要建构他们的生活。所以米纽庆一直强调建构家庭权力界线。许多这些家庭的父母不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运用他们自己,米纽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方法

我第一次见到米纽庆博士是在60年代中期,他邀请我到威特维克学校和他分享我的经验。我们的思路有过重合、分歧,又在其他地方重新整合,这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水平上一致或不同。我非常尊敬他:他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人身上看到希望,并且让这些希望成为现实。医学博士卡尔·华特克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桃树( Peachtree)小组的早期成员之一,同样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人。他能够进入一个看似疯狂的家庭系统中,然后改变这个系统,并且不受这个系统的任何影响。

在理解人类的沟通方面,贝特森给我的启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一些。他同样是一个充满关怀和仁慈的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和理论家。我非常庆幸能够认识他并和他一起工作

我非常简短地介绍了前面我所提到的人,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和喜爱

我接受的是社工训练,关于人性的正规训练我接受的是个体精神分析理论取向的训练。当我第一次偶然接触家庭时,我的私人临床实践正在蒸蒸日上,我在不同的机构中获得九年的临床经验及六年的小学和中学教学经验,当时的治疗氛围非常刻板,并受到医疗专业的控制。作为一个私人执业的非处方临床医生,我的病人通常不是自愿来的,而是经过其他治疗师一系列的治疗但仍然没有好转后才转诊过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我要面对的是一些高风险的病人。没有药物,也就没有资格获得责任保险,我不能冒着伤亡的风险,因为私人执业是我的生计,所以我需要成功。并且,我对人感兴趣,我希望看到他们好转,因此我需要成为一个可信赖的、负责的,胜任高风险工作的治疗师。

在1951年,我接待了第一个家庭,那是一个被诊断为“流动性精神分裂症”的二十四岁的女士。她看过了很多治疗师,几乎没取得什么效果。

我完全凭借感觉工作,并采用各种方法帮助她。我将所有我学到的关于精神分裂症及如何处理精神分裂症的知识束之高阁。我将自己置身于观察者的位置,依靠直觉的指引,当然也运用逻辑来调节这个过程。关于如何与家庭工作,我没有什么文献和理论可以借鉴,我需要创造我自己的指导方针。

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当这位年轻的女士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时,她的母家打电话来威胁说要起诉我,因为她们的感情由于我的治疗而疏远了。出于一些原因,那天我从她母亲的声音中听到两种信息:语言的威胁和非语言的恳求。我选择回应她的恳求而忽略她的威胁,我邀请她加入治疗。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然而庆幸的是她接受了我的邀请。这是第一次母亲和女儿一起走进我的治疗室,我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她母亲刚出现的几分钟内,我的患者的行为就倒退到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我非常惊讶,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我所接受的训练让我对此没有任何准备。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闭上嘴巴同时注意观察。

我注意到,语言信息和通过声调、眼神和姿势所传达的情感信息是完全不一致的。这是我认识和理解沟通的开始,也成为我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我看到了不一致的、受到双重束缚的信息。这些观察后来在唐·杰克逊、格雷里,贝特森和心智研究院的小组里也有相关描述

当我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时,我用某种方式与母亲和女儿工作。直到她们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在某一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女士可能和她的父亲生活在一起,通过询问,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在那时父亲并不被看作家庭情感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治疗师通常不会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母亲也被认为对家庭有主要的影响,而且通常是糟糕的影响,尽管在针对孩子的治疗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她们,但是她们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问她们是否可以让父亲参加进来。她们接受了我的邀请,而我原以为她们不会接受。根据当时的观点,她们可能会强烈地抵制这一做法。当父亲加入治疗后,我又被震惊到了,因为母亲和女儿都回到了治疗前的状态。我又一次重新进行观察,我看到了三人(父亲、母亲和女儿)的初始画面,这次的现察促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一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

这也让我看到了三人之间的权力游戏。我对他们三人进行了工作,直到他达到新的平衡。

随后而来的是那个被父母认为是“完美”的年长一点的儿子当他进入时,同样的不平衡再次出现。我又重新工作直到达到了新的平衡,之后不久,治疗结束了,我后来得知那种新的平衡得到了保持,事情在朝着好方向发展

现在我不能准确地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使得情况得到改变,但是我坚信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都能够建立真正的联结,并且进行恰当的交流。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实现了。在这之后我想弄清楚我做了什么,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看到的对我来说是崭新的家庭动力,我从没有梦想过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将从这个家庭中学习到的东西逐渐运用到其他家庭中。

对于我们这些开始观察家庭的治疗师来说,那些早期的实践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这也是一个超出我们所学范围的令人紧张的冒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真的是将我们的职业声誉置于不顾,由于我不在医学领域,所以我没有受到很多批评或者承受很多

开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彼此独立地工作,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处理精神分裂症患者,而精神分裂症或多或少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所以我们最初都是在治疗精神病团体的边缘。

到了1982年,当家庭治疗作为一个治疗模式被认可和接纳时,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早期阶段的人去想象早期阶段的状况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也有学院派家庭治疗,它的追随者力图精确地查明哪种方法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一起建构,我认为对家庭开展工作是探索神秘世界的开始。

我所学习到的关于家庭的知识,是从我与那些被视为“无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开始的。我在上文描述的第一个家庭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我发现很多其他家庭也如出一辙。许多家庭来寻求我的帮助,到1955年,当我开始在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教学时,我已经治疗了将近三百个家庭

我从后来的家庭中不断看到和第一个家庭类似的现象,当我和有犯罪成员的家庭工作时,我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再后来,当我和有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的成员的家庭工作时,我看到了这一现象的不同侧面

那时,我允许自己去自由地尝试任何方法,只要我认为该方法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我将自已的阅历延伸到教育、戏剧、艺术、普通语义学、植物生命、哲学等方面,以及关于个体发展方面的知识

我发现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一一用身体描绘出家庭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将家庭成员的身体塑造成代表他们的感受的姿势,运用姿势呈现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我了解了那些足够多夸张的、功能失调和不和谐的沟通方式之后,我弄懂了一系列我所看到的身体姿势,这些身体姿势是低自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些身体姿势具有普遍性,我称之为“生存姿态”,并将它们命名为讨好、指责和打岔,后来我又加上了超理智的生存姿态

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不是详细介绍我所学到并应用的知识,我只想谈那些曾经超越了我所学习的关于精神病理学知识的内容。我能够从健康的角度去观察,面不是从病理的角度。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确在不同的轨道上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有幸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个处于不同经济状况,社会阶层、政治领域及种族和社区的家庭一起工作,我也培训过几百个治疗师,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人性、家庭系统及我的治疗方法的理解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我认为治疗的任务在于重塑和转化隐藏在个体和家庭中的能量,并合理使用这些能量。这与我之前的信念形成了对比,我之前认为治疗的任务在于检查病理。我认为我现在使用的是健康取向的治疗方法,尽管我的方法不止这些,我把它称为“人类验证过程模式”。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使用病理取向的治疗方法的术语来说明症状的消除,用健康取向的治疗方法的术语来说明我上面提到的能量转化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我做出以下类比:让我们想象一个正中心有轮轴的车轮,轮轴到到达车轮的边缘。轮轴代表人的不同部分,边缘代表人的边界,接下来我将讨论更多关于车轮的事情。

在病理取向的疗法中,治疗师强调的是病理(症状),即轮轴,这也是治疗师关注的焦点。所以,治疗师只是选择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和具有相关症状的个体来治疗。

在健康取向的疗法中,我把轮轴看作个体的潜在健康,但目前看来这种在健康还是尚未开发的、被掩盖的和尚未触及的。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患者的症状是在试图传达健康,尽管个体的信念和规则阻塞了健康状态的表现。

在这点上,我觉察到构成个体健康的八个不同水平,它们松散地协调在轮子的轮辐上,它们是

1生理:身体

2智力:左脑、思维、事实

3情感:右脑、感受、直觉

4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5互动:我和你、自我与他人的沟通、自我与自我的沟通

6营养:所摄入的固体和流体食物。

7环境:颜色、声音、光线、空气、温度、形状、运动、空间、时间。

8灵性:个体与自身生命意义的关系、灵魂、精神、生命力。

我将详细阐释这些水平,让我们从灵性的部分开始,依次到身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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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灵性维度

没有任何人可以创造生命,父母也不能,他们们只是通过使生命的携带者一精子和卵子一相遇,来激发生命的活性,这就是事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生命力是存在的,所有的生命由此而来,没有人在创造上起到作用。生命力就在那里,是我们存在的根本。当在个体的的灵性维度存在干扰、空虚或者冲突时,困扰就产生了。

我们的环境维度

因为个体总是处在一个环境中,他(她)总是受到出现在自身所处环境里的光、颜色、声音,运动、气温、形状、空间和时间的影响,当环境太冷、太热、太单调、速度太快、太拥挤、太孤立、太晚或太早、太安静或者太嘈杂、太脏乱时,个体就会很敏锐地受到影响。例如,现在的人们比以前有更多的听力受损,因为我们需要应对更多的噪音;同样,我们知道一些酸色能够促进和谐,而另一些颜色则会导致不和谐;建筑的角度和曲线对我们有影响,等等。

我们的营养维度

我们所摄人的食物和液体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医生总是为病人提供特定的饮食食,因为人们认为特定的食物和液体能够帮助病人康复。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良好的营养不仅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同样促进心理情感和其他水平的健康。我们看到,一般的健康的人能够通过注意营养而变得更健康,好的营养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生存,而差的营养导致差的生存状况，甚至导致人生病。

我们的互动维度

每一个人类的生命都来自其他两个人(父亲与母亲),我们本来就出生在家庭中。这说明我们天生就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因为我们出生时很弱，父母是强大的成人,我们与父母有着生死关系。作为婴儿,我们没能力依自己的力量生存,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人。但尽管我们只是婴儿,我们也需要生理之外的更多关爱,我们需要关怀、爱和他人的尊重,这就使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处于较弱的位置,同时给我们与他人之同的关系带来巨大的负担

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就要信任他人,并有能力与他人合作。当我们不能信任他人、难以与他人合作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需要。自我价值也将受到影响。我们与他人,特别是与家庭成员关系中的混乱.失衡,不和谐,对我们都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的感觉维度

我们拥有美好的感觉通道。一些人由于感觉组织的生理损伤,感觉不能很好地工作,但一些没有受到损伤的人,感觉通道仍然可能不能很好地工作。由于受到期望和过去经验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曲解正在发生事情,感觉通道由于受到先前“不要看”“不要接触”“不要听”等类似的警告而变得不可信任。结果,我们的感觉输入通道只是在部分时间工作,或只有部分通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情景和人并没有被真实地反映,相反,它们被反映成在我们的思维中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它们以前的样子或者它们将要成为的样子,显然,这会导致失衡

我们的情感维度

根据我通过经验、文献及博学的朋友所收集的信息,右脑(连同我们的神经细胞和内分泌系统)是监控和体验感觉的工具。感觉是我们体验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工具。感觉就像为我们的生活赋予颜色、质地和音调的“汁液”在这一领域,人们通常(为了被接纳)会忽略、否认、扭曲甚至拒绝自己的感觉,进而导致知觉扭曲,使创造性和能力受到抑制。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人们对生存的不良感觉,再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否认他们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爱和尊重的强烈愿望

当我们这些在西方文化里成长的人检视自己的一些感觉时,比如愤怒、挫折、爱(除非是和“正确”的人)、恐惧,我们很可能会忽略(我没有注意到……),拒绝(那没有发生……)、扭曲(或许这是……·)或者投射(这是你的错……)这些感觉。感觉是一种能量,当这种感觉不被承认时,它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能量不会因为感觉没有被承认而离开,相反,它通常会以破坏性的方式再次出现。这种破坏性可能发生于身体(比如生病)、智力(比如思维的混乱和局限)或者情感(比如紧张和疯狂)如此下来,这一定会造成关系的混乱。当这成为一种主要的生存方式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自尊被损害。不管它们是在个人还是互动的水平上呈现,自然强化的负性情形都将被创造出来

我们的智力维度

我们的智力大部分来自左脑。左脑是逻辑的所在地,是我们做出总结，制定规则、接受理念、成为“学者”的地方。在处理真实信息方面它是一个非凡的工具。当它承认右脑是和自己平等的伙伴时,它便可以为它的主人创造出所有形式的兴奋、发现和好奇。

而不幸的是,西方文化给了左脑更高的地位,在所有知识和学术至高无上的领域中(如自然科学、医学、技术等),右脑都被轻视,结果是我们的情感极度匮乏只有对于艺术领域中的人,右脑的工作才被尊重

总体来说,女人拒绝使用她们的左脑,却试图从男人那里获得;男人拒绝使用他们的右脑,却试图从女人那里获得。这种文化导致我们是“半个智者”,而许多男女关系中的困扰都可以追溯至此。

可喜的是这些似乎正在改变。我的预感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知道人类必须同时拥有、认可和使用我们的左右脑,尊重我们的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完整的智者”

我们的身体维度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奇迹。是谁能够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迹然后使它们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被教育去忽视我们的身体,只有当我们脏了、生病了、太胖或者太瘦,或者不是标准的尺寸或体型时,我们才会关爱、感受，理解我们的身体并产生和它交流的念头。

当我们不喜欢、忽略我们的身体,或者认为理所当然时,失衡和不和谐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思维和行动。拥有这八个水平使我们像一幅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美丽的织毯,每个部分都影响其他部分,同时也被其他部分所影响。现在这八个部分是作为整体呈现给人们的,其余的部分也一定能够被发现

直到现在,这些不同的水平仍然被作为相互分离的部分对待。对各个部分的关照由不同的专家负责,而通常这些专家并不了解其他部分,或只理解他所负责的部分与其他部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将身体交给医生,将头脑交给教育者,将感受交给心理分析师,将灵魂交给牧师,其余的部分则被放置在没有人的地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这八个水平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影响,就像存在着一个公式一样

A(身体)+B(头脑)+C(情感)+D(感受)+E(互动)+F(营养)+G(环境)+H(灵魂)=S(自我)

所有部分整合在一起才是自我,尽管自我远远超过这些部分的总和。当然,各部分可以被单独学习,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系统,我们可以分别谈论各个部分,但它们就像一个系统,是以整体的方式发挥功能，家庭也一样。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八个水平之间的关系为治疗师和家庭成员呈现出一幅需要被理解的复杂画面。为了真正理解家庭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需要带着这样的意识去思考和行动,对于作为治疗师的我来说,我看到系统里的症状正在表达着这八个水平之间的失衡和困扰。通过观察个体或者家庭系统的规则、价值观和其他信息,来理解那些发展不良的、受到限制的或者被忽略的东西

关于系统,我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系统是一系列重要成分之间的行为、反应和互动,它们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发展出相应的秩序。当我运用“家庭”这个词时,我是指所有的家庭形式一一自然的、混合的、单亲的、扩张的或者是公共的家庭。它们都拥有相同的基本成分，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基本成分就是家庭中的成人和孩子。家庭拥有的共同的显性的目标就是成人引导孩子成为成功的成人;第二个更内隐的目标是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对这个过程的发展感到满意。

家长应对改变(如生理、心理、情感和性方面的成长需要)所创造的系统规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如何发展和运用权力、亲密、隐私，能力，成就及成功的社会关系等。

我相信,掌管家庭的成年人的过往经历、愿望、知识和价值观是家庭系统建立的基础,这些因素通过他们的自尊、彼此沟通、情感规则和生存弱点编织在一起。系统的基本部分是父母如何结合,以及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

我要再一次重申,就我所看到的,所有的父母都是尽其所能做到最好。当然,这种“最好”依赖于他们曾经学到的知识及他们如何来感知自己。因此他们不应该被指责。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所学习到的自然结果。他们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被理解、被教育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当我们研究了一个至少三代的家庭时,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其学习的结果和自尊的水平。

我认为系统一般有两种基本类型:开放的和封闭的。封闭的家庭系统似乎在一系列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规则上运作。这些规则被运用到任何情景中，不管是否合适。封闭的家庭系统被削弱和扭曲,并与外界保持着僵化的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规则就像汽车中的吸氧器,被装置在固定位置,然后默认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可以适合所有的海拔高度。

“一旦你是孩子,就认为你总是个孩子”,或是“35岁被认为是最佳年龄,我们必须保持35岁时的方式”,或是“一旦生病,就认为你总是生病”这同样是僵化规则的体现

一个封闭的系统被权力、神经质的依赖、服从、剥夺和内疚支配。

它不允许任何改变,因为改变会打破平衡,人们因为害怕而固字着这个平衡。他们似乎有一个虚幻的想法一如果允许改变,毁灭性的灾难就会随之而来。当然,上述情形在不同的家庭中会有所不同。我借用一句话:“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熟悉的东西未必是舒服的,却比冒险探索未知安全得多。”这就是我所说的阻抗。做出改变通常意味着我们要冒着未知的风险。

家庭系统过于封闭所导致的结果是,其成员由于恐惧、内疚和担心被惩罚而保持着无知和顺从,并且他们的认知受到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系统必然被打破,因为当一个或者更多的家庭成员达到了他们所能应对的极限时,某个人就会出现症状。

开放系统的特点是具有选择性和灵活性。如果需要,他甚至会选择封闭一段时间。健康的、开放的系统的主要特点是有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他们承认事实,允许个体完全自由地充分表达他们的希望、恐惧,爱、愤怒、挫折、兴奋和错误。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人类一切的特点都可以不受任何威胁地呈现。开放的系统被人们的直觉所引导,并且鼓励有意识地提升自我价值和一致的沟通方式。

当然,开放和封闭的程度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所有的家庭系统都是为了保护和管理它的家庭成员。在封闭系统里人们大多被恐惧所掌握,所以他们体验到的资源是有限的和受制约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在那里,爱是用金钱,条件、权力和地位衡量的。在开放的系统里,资源是被爱和理解掌控的,资源被看作可能的现实。人们生活在充满自信、幽默、真实和灵话的人性氛围中,在这种氛围下,问题被当作挑战而不是威胁来对待。另外,如果有需要,人们会主动寻求帮助

发生了什么使系统里的成员出问题呢?(坏男孩或坏女孩从来不是天生的,只有潜能是生来就具有的。)因为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事情必须被拒绝、投射、忽略或扭曲,所以这个人也就变成了各种类型的坏的、生病的,愚蠢的或疯狂的男孩(女孩)或男人(女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对我来说解释起来非常容易,但我改变这些非常困难

个体只是他和自己及和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成人)进行有意、无意互动的结果,因为成人拥有孩子从受孕到现在的心理意义上的生死权。所有的婴儿都不可避免地被迫成为见证父母的信念的人,以及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观众

人类似乎愿意付出任何必要的代价来感受到爱、归属感、意义和重要感,尽管这些代价未必真的能够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个体愿意去适应任何事情以试图获取这些东西,这使得封闭的家庭系统有可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我们用精神病学的术语命名这种类型的适应,像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对我来说,这些术语更重要的是用作精神病学的诊断,而不是用来理解这个人。给人贴标签是危险的,特别是当标签将个体的状况与他(她)本身的特性相混淆时。一旦贴上标签,这个标签将为这个人形成一个新的身份,并且继续巩固个体“生病的”“疯狂的”“弱小的”等标签所代表的特征。

事实上,过去的诊断不是对个体生命的横向和纵向的深人探索。通常它们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具有明显的指责性。诊断是病理取向的,它们主要针对症状。

但是,当我们把症状看作为了适应而做出的努力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去寻找症状的意义。症状表现者试图在疏远的、怀有敌意的和充满伤害的系统中生存,并赋予生活意义。通常人们对内在或外在的改变感到无望,甚至将其与无望的斗争当作他们命运的一部分。

另一种观察症状表现者的方法是,去观察那些正在由于饥饿而濒临死亡的人。如果我感到某种接近死亡程度的饥饿,并且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源的话,我将在我挨饿的地方夺取任何能够给予我营养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我会杀、偷、伤害我自己、攻击他人、欺骗他人等。对某些遇到这种饥饿状况的人来说,这些方式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求助于其他的方式,比如毒品、酒精、生理或者精神疾病,这可以保护他们从意识中摆脱饥饿的感觉。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将自己看作没有资源和毫无意义的,甚至会选择自杀。

对我来说,症状就像出现在汽车仪表盘上的警示灯。当这个灯亮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开动汽车所需要的系统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损耗、不和谐、损坏或者故障,一个或者几个部分的协作损坏了。任何一部分损坏,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在家庭中一样。

我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家庭和个体。我的重点是去理解警示灯所提示的信息,然后探寻家庭成员损耗、阻碍或者伤害他们自已和他人的方式。我的治疗方向是释放和调整这些被阻塞的能量。这意味着我去处理他们的自尊、沟通和规则问题,也就是那些与自我的八个水平相关的问题

我的重点是发展和释放所有水平的能量。当达到这个目标时,症状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并且会由于失去存在的意义而消失。我发现家庭规则可以变成支持家庭成员健康、成长,幸福和爱的指导,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水平的和谐的和互动,无论是个体内在还是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

如果治疗被看作释放能量和制造和谐空间的工具,那么治疗也是一种与自我达成新的关系的适宜的方式,这样个体就能够运用智慧、情感、身体、互动、感觉、环境、营养和灵性资源而充分地生活。这也是一种帮助多个体运用彼此资源的方法。或许在未来,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学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现在学习阅读一样重要。届时,心理治疗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目前,治疗的角色之一就是观察行为的根源。我认为所有当前的行为都开始于个体生命早期对特定情境的特定反应当这些反应在一连串的压力下发生,并满足了个体的生存需要时,它就开始形成这个人新的定义。并且这个新的定义开始,就很容易被强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存在,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日新的定义成为个体的特征,一整套新反应就在行为中固定下来了

对治疗师来说,去观察症状背后的潜能是很困难的,因为症状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从健康和潜能的角度来观察当前的行为,能够帮助我明白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可以被理解的。也就是说,病理得到了澄清。如果我了解一件事,知道这件事是如何被知觉,应对和整合的,我也就能理解所发生的后续行为如此相似的原因

有时候我很清楚,那些呈现出的问题并不是症状产生的原因,应对问题的方式才是问题所在,而这是一个过程。我注意到很多被人们认为是毁灭性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需要面对的。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与那些被这些问题摧毁的人之间的差异,是他们的应对问题的过程不同。我将这个过程看作自尊水平的功能。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对健康同样重要,如果缺乏高自尊,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自我贬低的影响。不管我和其他的治疗师写了什么,我们对于健康都知之甚少。我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不健康。没有疾病不等于健康,就像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一样

过去,很多治疗师认为将力量作为建立生命的基础是简单和肤浅的。我认为针对病理的工作就像去敲打一匹死马,在那里是没有生命的。我认为,世界上病理取向的助人者在帮助患者时花费的大量时间是没有多少成效的。

如今,我们强调的概念是整体健康思维、生物反馈、视觉想象、左右脑集成,我们可以不再像过去那样去理解和行了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了从健康取向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优势

比如,我曾经在最近的六年里了解过这样一些人(二十个家庭)对他们进行每年一次、每次一整周的观察。人们出生,进入青春期,离开家,去上学,结婚,离婚,再婚,退休,死亡,对人们来说所有这些生活中的转变都可能成为心理危机;相反,它们也可以被看作在当时的情景中预示着改变的自然生命过程,可以被当作挑战面不是危机来应对。

作为咨询师,运用自己是一件让人敬畏的任务。为了与这个任务相匹配,询师需要不断地发展自己的人性和完整性。我们是和人类生命一起工作的。在我看来,学习成为治疗师并不像学习成为水管工那样,水管工人能够经常满足于技术,但治疗师需要去做更多,你不需要爱一个管子然后去修理它,但在治疗中,无论我们使用何种技术、哲学或者家庭治疗学理论我们实际做了什么,都需要借助我们自身来实现治疗的功能

在我的教学中,我关注治疗师的人格。我们是与别人一起工作,我们能够理解和爱我们自已,能够去看、听、接触和理解我们所看到的。

需要创造条件,以觉察、倾听、接触和理解自己。一般的咨询技术的问题就在于,它像面包切割机一样工作—无论面团的大小、硬度或者质地。在开始阶段,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需要运用技术。后来,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习更恰当、更谨慎地将技术扩展到我们所做的各种事情中来。

最近,我填写了确认家庭治疗师治疗风格的调查问卷。我发现自己对几乎所有的技术都说“是”,但是,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代表我对每个个体和家庭的看法。我将我所学的关于病理学的知识看作合适的时候可取用的信息,这并不是说我要扔掉它们,而是将它们放入新的环境。对我而言,那些关于如何修理漏了气的车胎的知识并不能教我什么驾驶的技术,这些技术我都需要,但是不能让一种技术代替另一种。病理学给我关于病理的信息,但并没有告诉我关于健康的信息。我需要知道关于健康的信息,并且运用病理和健康这两种信息

尽管人们总是给予技术特别的关注,“你做了什么”“我该如何做”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我来说,技术是在特定的时刻为了达到期望的结果而及时采取的行动。我有数千种技术,它们在某个时刻被用来实现个人或者小组的特定需要。如果没有技术可以使用,我就创造它们。如今,大多数家庭治疗师能够对症状表现者的家庭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达成共识。然而他们在处理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治疗师强调不同的方面。针对特别的人群,治疗方法也因人而异。显然治疗师强调和运用的方法是与他(她)的人格及所持有的关于人类的信念有关的。

基于在家庭治疗中的学习,我认为我们应该逐渐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和家庭的关系。显然,家庭是个体长大成人的基础,同样也是孕育困困扰种子的地方

人们被教授的东西反映了其所在的大的社区或社会的现状。如果我们想去改变社会,我们需要提升学习的水平及人们关于什么是更完整的人的自我意识

人们总是在寻找答案,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尽管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关于人性的知识,仍然有很多未知的神秘之处。一些我们曾学习的东西在一开始似乎是适合的,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就会被部分或者全部抛弃。比如,用水蛭吸血永远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医学治疗方法了,过去的一些发现就像萌芽,需要被发展。一些基本的新发现需要继续向前发展。对我而言就是这样。

新信息通常会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并且促进我们对它们的修正和改变。关键是留心新信息并且愿意去尝试,看看它们是否合适,这样是很有益的。我认为所有的人类学专家都应该如此。当一个人在头脑中限制自己,以获取“正确的方法”,并且拒绝所有不适合这种方法的信息时,就会变得封闭,而且这也是危险的。

在这一点上,我坦率地使我的理论走向开放,并承认人类潜能的存在。我也努力朝向大的“家庭”,比如我们的团体,包括国家的和政治的。有一些共同因素可以运用到大的“家庭”中,就像运用到个体家庭中一样。我看到其他很多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正在发现什么是人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所写的这些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开端。可能在五百年以后来看,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只是这个方向上微不足道的开始。后人或许会把我们看作生活在前人类时代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回头看史前人类一样

种子将会继续成长。一百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现在所创造的技术奇迹。三十年前,除了在医学和技术中有所了解和运用之外,没有人将“系统”这一概念运用到家庭和我们的人类组织,但现在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无法知道下一个三十年或者一百年,人类将拥有怎样的关于自身的发现,但无须怀疑的是,其中的一些发现将引领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人类健康

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期待着那些未知的发现和创造。同时,我也将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坚定地按照我相信的真理去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