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大疑案之梃击案，太子深宫遇袭，到底是他人谋划还是苦肉计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黄昏，一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宫，直入太子朱常洛所在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意图行刺太子朱常洛。这便是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的“梃击案”，关于此案到底是郑贵妃所为，还是太子朱常洛上演的“苦肉计”，至今也无人能够搞清。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说起。
明神宗意图废长立幼，引发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正所谓“太子者，国之根本”，册立太子往往都是影响朝局稳定的大事，虽然明朝曾多次出现世系偏移，但其总体仍然秉承了“立嫡立长”的立储原则。然而，明神宗因无嫡子，却也不喜长子，便有了废长立幼的想法，结果就此引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万历九年（1581年），年仅18岁的明神宗前往慈宁宫向太后请安，一时兴起临幸了宫女王氏，因当时内有太后约束、外有张居正监督，明神宗心虚之下便不愿提及此事，但却不想王氏因此而怀孕，结果被李太后得知。鉴于皇帝始终无子，李太后非但没有深究此事，反而劝说皇帝认了临幸之事，并封王氏为恭妃。
数月后王恭妃诞下一子，取名朱常洛，由于明神宗乃是被迫接纳王氏，因而连带着对于这位长子也是极为厌恶，而王恭妃的地位和待遇，也并未因为生子而有任何提高。与之相反，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才选秀入宫的郑氏，则因为明神宗的宠爱，在短短三年内便先后被晋封为淑嫔、德妃、贵妃。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朱常洵，两个月后郑氏再晋皇贵妃。正所谓爱屋及乌，由于明神宗极度宠爱郑贵妃，因而对于朱常洵也是极为宠溺。当时，由于皇后无子，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本应立庶长子朱常洛为储君，但明神宗却开始思考废长立幼之事，就此拉开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很快，宫外便有了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的传言，再联想到申时行在出场寻出生前请立太子被拒，王恭妃长期未获晋封等现象，这种流言立即引起了朝臣们的警觉。因此，就在郑贵妃被册封皇贵妃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便纷纷上书请立太子，然而此举却触怒明神宗，姜应麟因言辞激烈直接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
朱翊钧的打压非但没能压制群臣，反而变相坐实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于是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结果两人也接连被罚。然而，明神宗此举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大臣们纷纷上书，表示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甚至有人借此抨击后宫干政，目标直指宠冠后宫的郑贵妃。
对于接连递到案前的请立奏章，明神宗朱翊钧后来干脆不再理会，眼见奏章无效，大臣们干脆将此事抬到了朝会上，此举直接导致朱翊钧一气之下，干脆连朝会也不参加了。然而，明神宗的抵触并未换来平静，朝臣们的奏折仍然不断递入内廷，甚至连皇帝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抨击之列。
结果，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中，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人参与其中，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等四任内阁首辅皆因此事被迫辞退，另有一百余位大臣被罢官、廷杖、解职或发配充军。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明神宗这才不得不下旨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与此同时，其他诸皇子也相继封王，其中朱常洵获封福王。直到此时，这场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才算短暂画上了句号。
太子遇袭导致风波再起，“梃击案”背后的复杂党争
在这场国本之争中，实际上还牵扯到了外廷的党争，由于叶向高的原因，当时朝中的东林党极力拥戴太子，而与东林党极不对付的齐楚浙党便转而支持郑贵妃和朱常洵。虽说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应该算是东林党获胜，但由于一直以来抵触皇帝，该党在朝中的势力却也是损失惨重。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国本之争也算告一段落，但郑贵妃一派却并不甘心。按理来讲，朱常洵获封福王后，便应该离开京城到洛阳就藩，但在郑贵妃的干预之下，朱常洵却迟迟不肯离京，万历皇帝也是有意拖延，这导致太子地位并不稳固。
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大臣们以郑皇贵妃和福王朱常洵意图谋害太子为名再度上书弹劾，万历皇帝这才命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
然而仅仅两年后，事情却再起波澜。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黄昏，一男子手持木棍突然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在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后意图刺杀太子，幸好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这才将其捕获。
守卫森严的皇宫大内竟然出现刺客，而且行刺目标还是当朝太子，万历皇帝得知消息后，当即便命法司提审问罪，当时负责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便按律当场审问了该男子，然而由于该男子说话颠三倒四，状若疯癫，因而只搞清了其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
刘御史审问完毕，便向万历皇帝禀报表示，该人是个疯子。这个结果自然无法令人信服，疯子不能以常理度之不假，可一个疯子是怎么混进守卫森严皇宫的？又是如何绕过层层守卫摸到太子寝宫的？群情汹汹之下，万历皇帝只好将此事交由刑部继续审理。
案件交到刑部后，由刑部郎中胡士相和岳骏声负责审理，这次倒是又审理出了一些细节。根据张差交代，他因被邻居李自强、李万仓等人烧掉了自家柴草，便打算入京告状，结果因为不认路，半路上遇到两个男子，给了自己一根枣木棍，并告诉自己只要拿着这个就可以申冤，之后自己便糊里糊涂的便闯进了皇宫。
虽说这次审理多了不少细节，可其中仍是含糊不清，胡士相等人难下结论，只得继续以张差是疯癫之人为由，将情况上奏了万历皇帝，并决定判处张差死刑。
由于御史刘廷元和刑部郎中胡士相和岳骏声皆为浙党成员，而三人审理的结果又是如此荒诞，这自然引起了朝中有心人的注意。于是，同年五月十一日，身为东林党的刑部主事王之寀跑去私下审理了张差，威胁道，“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威胁，却从张差口中套出了更多消息。根据张差交代，自己经马三舅、李外父认识了一个公公，那公公说有事情交给自己去做，事成之后便给自己三十亩地。于是张差便跟着这位公公来到京城，几天后又被另外一个太监引入紫禁城，在交给自己一个木棒后，将自己带到了慈庆宫，让自己去打杀一个身穿黄袍的奸人，并承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就算被捉住也会有人搭救。
王之寀审出这些后，顿时在朝堂引起了轰动，在刑部郎中陆梦龙等人的建议下，刑部右侍郎张问达决定，不必等皇帝批示，下令将案件交由十三司会审，并立即提审马三舅、李外父等人，务必尽快弄清真相。
这次审理的规模可谓空前，按照明朝制度，刑部按照十三个行省的划分，分为“十三清吏司”，而这次问案不仅十三清吏司郎中全部到场，再加上提牢主事王之寀等官员，一共来了十八个问官。
虽然这次审案的各位官员，分属不同派系，导致问案一度陷入焦灼，但在陆梦龙等人的主张下，还是基本搞清了经过。
案件至此，朝野哗然，不少大臣怀疑此案乃是郑贵妃背后指使，想要谋害太子，进而扶立福王朱常洵，王志、何士晋、张问达更是上书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事情到了这一步，内廷外廷皆震动，郑贵妃连忙跑去见万历皇帝，向皇帝哭诉不止。
万历皇帝则对郑贵妃表示，想要平息此事，非得太子出面不可。郑贵妃便又跑去见太子，朱常洛见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便表示只要张差一人伏法便可，不需再株连其他人。大臣们见太子如此态度，也只好息事宁人，最终只是将张差处死，并将庞保、刘成两个太监下狱。
不久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但两人均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庞保、刘成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刑部大牢，轰动一时的“梃击案”至此告一段落。
关于“梃击案”到底是郑贵妃意图谋害太子，还是太子为了稳固地位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前已经无从得知。但就结果而言，郑贵妃虽然并未因此受到惩处，但她的势力却也就此一蹶不振，无法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朱常洛的地位至此才算基本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