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方言”

前几天看到一折消息：杭州某处举办了一次“儿童杭州话比赛”，一位七岁女孩荣获第一名，于是上了电视，发表了感想。说老实话，像我们这些在杭州呆了前半辈子，并且还准备在杭州呆后半辈子的人，自身软硬件变化最少的大约就是语言，也就是说话的语音、语调、词汇了。所以，那位能荣获第一的女孩，椒盐的“杭州话”实在骗不过我们的耳朵。她的感想也实在言不由衷。她的未来，可以断定是百分百使用普通话而不是杭州方言。

举办方说，听通过比赛是为了“保护方言”。我想问：有这个必要和可能吗？我保留的回答是“有”，但不是通过举办所谓的比赛。

作为一种地方语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方言从诞生后，要经历漫长的成长期，然后无可奈何地进入衰退。方言需要保护的目的，充其量就是通过记录为后代留下研究当年语言的资料。这种记录通过音频和视频设备就能让保护成为可能，大可不必仍然想通过落后而不准确的口耳相授进行传承。

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语言现象是动态的、纷杂的，保护哪一段时间的哪一种杭州方言没有定论，也永远不会有定论。所以，传承就更不现实了，大体只能随波逐流，到哪里算哪里。

方言是有弱势和强势之分的，原因是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人口流动的等等。以至于各种方言在特定的时段里成了一个阶层的标志。上世纪五十年代，说北方方言（以山东为最）是显赫的“干儿”（杭州人懂的），说上海方言是时髦的“海派”。后来，说广东“那把里”的是有钱的“老板”……

早年的许多上海人，潜意识里带着“语言霸凌”意识。大凡开口说了非上海方言的，在许多上海人嘴里一律归属到“乡下人”的队伍，身价陡然矮到与地平线持平。在另一方面，早年的上海人也礼让外国方言，夹两句“洋泾浜”会陡然觉得自己身价高于同辈上海人。

上海的地域发展领先了全国，所以方言也成了强势。那么在杭州，方言的地域强势显然遭到了更强势方言的颠覆，“强龙难敌地头蛇”成了笑话。今天的杭州方言捍卫者津津乐道的“儿”化，显然是受了外来的南宋皇族方言和满清旗人方言的反复渲染，而杭州话又自觉继承并发挥了“儿”化，以至于杭州成了吴语系的语言孤岛。

方言的日渐衰微，包括杭州方言，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年就有各种迹象。

当时在杭州的中心地带，哪怕外来人员再多，杭州方言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偏偏在杭州城的东北郊区，许多大厂，譬如杭钢、杭氧、重机之类的，因为单位甚大，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所以虽然还是在杭州的地皮，那里自发的流行了以普通话为主，以杭州习惯词语为辅的“半山腔”。杭州方言在那里几乎很难立足。

这种变化后来也越来越影响到了杭州城市的中心地带。

我们家族上下四代。第一代虽然来自苏州、温州、杭州、嵊州、宁波、北京，但都是坚定的方言捍卫者，一直坚持或准备捍卫到生命的终点。第二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就动摇了。老一辈的方言没有传承，杭州话成了我们几乎全部的日常用语。迫于第三代生活的情势，我们也慢慢习惯了与他们用杭州普通话（平翘舌、前后鼻不严格区分）交流。第三代是我们的延续，只是普通话已占大量，方言在套情亲时使用。第四代的嘴里，坚定的使用普通话，方言已荡然无存了。

作为前过渡期的我们，说方言很流利，但为了上下兼顾，操一口字不正腔不圆的椒盐普通话也不算不努力。作为后过渡期的第三代，虽然普通话比方言更容易适从，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毕竟还有隔代话语权，所以第三代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切换就很摇摆不定了。

上幼儿园时的儿子，把“解放街”念成“甲方噶”是受了嵊州方言的影响。把“百货公司”说成“拜虎公司”是掺了普通话的杭州话。他回家讲一位同学是“be qio”，闹了半天是说“白痴”。他以为普通话“痴、吃”同音，“白痴”就是“白吃”，而“吃”在杭州话里念qio。他妈妈给他洗手，他大叫“需子、需子”，我们实在听不懂。闹了半天是“袖子”。难怪！“袖”和“修”同音。杭州话“修”要念“需”音，而“袖子”又是念成“据子”，与“需”音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大圈绕过来，怪不得无法理解。

我们一家四代在方言上的变化轨迹大约可以代表总的趋势。终于，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带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出来了。他或她听不听得懂杭州方言我们不在乎。能不能说杭州方言，我们更不在乎。如果学有余力，只当是增加一门外语也未尝不可。如果要让他或她肩负传承方言的历史重任，我们以为很不妥。

前面说过，语言的发展是动态的、纷杂的，也就是说是变化的。变化就意味着前要赴、后要继。如果把语言拟人，一段时间的方言的那个“人”就要经历衰亡，这是自然规律。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风华正茂，抑或濒于消亡的时候，尽可能的为他留下记录，而不是用无谓的努力，让他生不如死。

ICU病房外，医生常常为抢救病人要家属做出是否割开气管或者开颅的最终诀断。在病人肯定无法起死回生时，家属会作出否定的决定。这是真正的人道，是为将逝者减少痛苦，留住最后的尊严。

最后我想说：今天，普通话能让你认识世界，而方言只能让你认个老乡。不幸，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