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庄驴系列(4)70年代的驴

王金庄驴系列(4)70年代的驴

虽说王金庄的驴文化可考至明代，但是由于过去的生产力水平远不及现代，据记载，驴的饲养量只在近代以来出现过两次峰值。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集体时期大规模地饲养牲口，以致驴骡饲养量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平均1.36户饲养一头驴。到1980年代初，以集体组织为生产的基本方式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步入后集体时期，各个生产队分掉了集中饲养的牲口，平均2.71户饲养一头驴，由于后合作时期以家户为单位分开耕作，独自拥有一头牲口的需求促使着王金庄在1990年代初期驴骡的饲养量达到了867头的规模，形成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峰值。随着人口外出务工的增长趋势，流动使得当地人开始弃养驴，王金庄的 驴饲养量在近15年间持续下降，2012年下降到750头上下，比之上一次峰值时期下降了四成左右。驯养的驴要求每天必须由人提供饮食，也因为这样的生物性特征对王金庄人产生了束缚，随后的流动和经济理性的权衡。同驴的饲养发生了冲突。

649头，867头是涉县档案馆的统计，750头是赵兴善统计的。

我就想，这些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准确地统计出来呢？

我想把王金庄人养驴的真实情况呈现出来。

在我童幼的记忆里，我家养一头老黑驴，我奶奶待这头驴特别好，冬至的那一天，给驴做了一盆掺高粱面的红面条，尽管不太好，但驴能吃上一顿面条饭，已经很不错了。

那时我从母亲的语言学里，学会一句话，“打一千，骂一万，暑九叫驴吃顿面”。冬至这一天都要给驴过生日，但不唱《祝你生日快乐》。

当时我家8口人喂养着这头毛驴。

忽然有一天，我家毛驴被牵到了生产队的马棚里。那叫“拼槽”，各家各户的驴都牵到了这里，马棚和我家只一墙之隔，以后我们都要把洗锅水端给我家毛驴，别人也这样都来饮自家的驴。我太自私，我去饮驴时，把桶放到驴槽里，别的驴也来抢着喝，我就打它的头，不让它喝。不是只有我自私，别人也是只饮自家的驴，不让别的驴喝自己的洗锅水。

时间长了都不去饮自家驴了，没必要啊，队里有两个饲养员，他们会把每家的驴管理好，都让它们吃饱喝足，别惦念。

我是王金庄公社四衔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大人们说，二队三队四队富，一队五队是穷队。穷队驴也不少，有骡有驴，但没有马也没有牛。曾经喂过几头牛的，但后来就不喂牛了，牛虽然有力气，犁地犁得深，但走路太慢，驮运东西也不行。马也不行，马虽然听话，好使唤比驴有力气，但它只能走平路，上山下坡笨得很，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滚下山来。

队里的驴老了，死了，谁要肯吃肉，又愿意受忙，谁就合伙把驴抬到南场剥剥吃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113页说本地人忌食驴肉的学术文化研究有待再研究)

老驴肉咬不动，吃到嘴里咬一咬，弹一弹，嚼不烂，有人不吃。我肯吃肉，嚼不碎就囫囵咽下去。大人们剥驴我逮腿，分肉时，我也能分到一份。

白天要出工的，剥驴都是夜里剥，那时没有电，打着灯笼剥，我是小孩子不会杀驴，但我会提灯笼呀。

寒冷的冬天，大人们满手的冷血，手冻着很呐，尿急了都不能解裤子，我还得给他们解裤带系腰带，于是，嘻嘻哈哈笑起来。吃口老驴肉也不容易呀。

记得13岁上初中时，信用社会计来学校给我们讲课，说会计记的良心账，一张驴皮5分钱，不上账，就成了自己的，叫贪污，一定要记住把卖驴皮钱记到收入帐上。

驴圈满了，该出圈了。全队的的男女老少齐出动，有镢的，有除的，有担着箩头的，有抬着框子的。担到马棚隔河对面的场里，好劳力负责担大粪搅拌，叫“不烂粪”。好大的粪堆啊。

呕几天，热气蒸腾，就要翻一遍了，不叫“不烂粪”了，又叫“打粪”了。再不打就要发白，一发白就失去了肥力。

晚上我们就在粪堆上玩耍，叫“上堂官，下堂官”。追逐着，奔跑着，嘻戏着。

那个年代，没有化肥，队里的地全靠这一堆驴粪滋养了。培肥土壤，蓄水保墒，持续生产，土地的有机质含量，只有增高，不会减少。

我们吃的是绿色食品，虽生活水平不高，但个个身强力壮，上山下山，人们担上100多斤如覆平地，小姑娘也长得玲珑剔透，分外妖娆。虽然缺医少药，但生病的人也不多呀。

驴呀，粪呀，都是王金庄人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