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冰钰读书笔记——《大外交》读书笔记
《大外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美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所著。这本书凝聚了其长期从政的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之作。基辛格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当然，它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通过浅析基辛格对世界大战以及越南战争以后各种历史战役中的美国外交的描写，更深层次的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本质。同时，在文章的最后简要地分析了美国的外交方式对中、韩、俄等国的启示。
一．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从欧洲国家的“均势”到美国的“自恃”外交。
在解读欧洲近代史的过程中，这位前国务卿将“均势”这个概念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和百余年来的多种实例很详细的进行了解读。这里就拿欧洲近代的政治形势说明一下均势概念：在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以后，遗留下了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群国家不得不相互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以主宰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国的言行举止肯定会受到其他国家联合的打压。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权力的均衡。简称均势政治。
就美国而言，肯尼迪总统早在1965年就曾充满信心的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利成功。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势体系上。而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美国所处的是近乎真空的大陆，毗邻的都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眈的强权隔离在外，可谓是占据了各种优势。由于它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而然不大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其实美国是在近一百五十年才开始进入国际政治的，而借助的机会就是那两次以欧洲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大战。[1]众所周知，在世界大战中，欧洲体系中的均势规范已经荡然无存、全部瓦解，否则也不会出现希特勒军队走遍大半个地球的情况。这里要说明的就是只要欧洲体系中的均势观念运作良好的话，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还是能保障美国的安全。美国步入国际政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均势遭到破坏，换而言之，是欧洲的不稳定带动了美国的国际政治步伐。
二．从遏制政策的越战困境、后期的朝鲜战争中看美国外交。
对于美国的当代历史，本文主要针对基辛格提到的战争这一块儿做了初步的分析。正所谓“兵者，国家大事也”，每场以悲剧收场的战争都是因为没有界限，即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目标，或者只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无限作战。比如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反都犯了自视过高，处在优势状态下而不知止步的错误。因而在接下来进行的战争中，带来了不必要的大量损失。幸运的是，中国在此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往后的与印度、越南的数次战争中，都懂得适可而止，而不是无限扩大。但是，美国却没有学到一丝教训，在越南，阿富汗，中东等地不停地重复曾经的错误。基辛格在书中曾提到过，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而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着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其不熟悉的，可又和政治、军事目标纠缠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难度，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这也是美国人在越战中处于被动的原因之一。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那不令政界人士所接受的外交政策。
在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后期那些大大小小的战役后。美国很快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战后，随着苏联在战后的崛起，美国成了西方国家与红色苏联抗衡的唯一希望，事实也证明美国在与苏联进行的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与苏联并称为“两极”，并且在上世纪末取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的霸主地位也不断巩固。并且开始扮演起世界警察的角色。据不完全统计，在1798年至1993年期间，美国以武力解决冲突的案例高达234起；冷战期间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约有125次。1990年以来，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维持和平、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侵略以及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各种借口，先后对外出兵达40多次，其中对他国进行强力军事干预就有10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要数中东战争、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
美国介入越战，虽然在基辛格看来是基于普遍适用的价值观，目的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扩张。但之后美国历届政府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都维持了这场后面被认为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的错误战争，直到尼克松总统艰难地将美国军队从越南战场撤回去。尼克松总统当时的举动虽然勇敢，但在美国政界却遭受到较大的质疑。他的现实主义外交风格，显得与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不协调。基辛格说：“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自从威尔逊总统以来即受自由派思想的影响，因此一下子尚不能接受尼克松式的外交政策”。其实不然，毕竟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当时尼克松总统执政介入越战，之后发布撤兵虽然遭受政界不满，但就当时国内反战浪潮高涨的形势而言，此举也不全错。虽然在当时很多美国人心里似乎是要求政府同时追求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他们要结束越战，但是美国也不能投降。
再看朝鲜战争，冷战对峙时期，美国的外交无非就是拉拢盟友对抗敌人。利用欧洲牵制苏联，利用台湾海峡压制中国，最后以联合国名义并伙同盟友一起出兵朝鲜。在这场没有输赢的战争中，麦克阿瑟这位上将军的做法不乏有之前美国外交的特色：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其中包括主张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大陆、增强韩境美军，甚至把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引入韩战。他认为这些都是“利用所有军力，在最短时间内，牺牲最少生命，带来公正、光荣和平”的“正常方法”。
还有本书没有提及到的中东战争（阿以战争）。虽然中东地区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政治关系，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的很明确：美国实施对中东的石油战略，意在完全控制中东石油，除了满足本国石油需求外，更多的是使之成为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工具，为美国整体的外交服务。[2]
从战争方面总体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多种机制、多方主体、多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冷战结束以来，在内源性驱动力的作用与影响之下，称霸世界、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保障美国跨国集团和其他资本的利益和逐利本性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作为理想主义的发源地，美国的外交又是受理想主义的影响的，可以说，美国是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色彩最为浓重的国家。
三．美国外交政策与本质对亚洲各国的影响。
基辛格在书中谈及到了我比较感兴趣的韩美外交以及中美外交。作为一名朝鲜语系的学生，我对于韩国外交历史方面的内容也有一些简单的了解。韩国外交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两极体制的环境下、在同朝鲜处于体制竞争的背景下，韩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维持其政权的存续，主要表现在以维持韩美两国安全合作为主轴，通过西方外交和联合国外交，获得联合国及欧美国家的外交承认。在此基础之上，面向中东、非洲等中间地带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拓展其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安保外交“，主要对象还是美国政府。而这种外交方式，帮助了美国巩固其在亚洲的地位。
对于中美外交而言，首先，要区分一个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政策延续性。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则是以维护党的利益，甚至是某些人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由此造成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首先，中国对美国外交本质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美国的外交深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带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其基本点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常常打着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干预他国政治，而本质却在于获取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的时候，美国人推行民主也不乏真诚，他们真诚地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应该推向全球，中国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基于美国在外交中总是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对方，中国政府在外交时需要对此加以注意，维护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的生活方式。[3]
其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美国外交的独特性。我们知道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周边根本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国家，能够与其抗衡的国家都已经被两大洋隔开。美国人喜欢强调他们的“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性，它有其独特的外交逻辑，中国应该对其有足够的研究和把握。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和欧洲的外交风格并不相同，而且两者的利益也有不同之处。美国人对于欧洲的外交政策、外交传统有不欣赏的一面，这一点跟前面所讲解美国人难以接受欧洲的均势政策道理一样。[4]除此之外，他们自恃道德高人一等。所以中国在看待中美外交这一问题时需要多方面注意。
最后，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问题时应该重视长远利益。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曾犯了相关的错误，如对俄国外交，很多时候以俄国国内政治决定亲疏态度。基辛格也在书中强调了美国的对俄政策应该配合其自身的长久利益。美国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民族危机感的国家，中国的日渐强盛，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必然导致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出台一些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就是很好的证明。[5]但是，这些都是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纵观全书，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发展历程中走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与欧洲均势政策全然不同的路线。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来源于它的文化以及历史的发展，相比来说中国曾经的闭关锁国只能带来弱国无外交的悲惨下场。如果想让美国外交文化渗入中国，我们也不能只是一味地接受，需要考虑的是全方面。毕竟外交，国之大事也，步步须谨慎。
参考文献：
[1] （美国）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译. 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
[2] 廖宏斌：文化，利益与美国公共外交[D]. 外交学院，2005年
[3] 百度文库：美国崛起的外交政策演变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4] 陈晓莹：论当代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暨南大学，2006年
[5] 赵明昊：中国模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吗? [J].当代世界，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