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之三百三十七昭公六年 上

　　【经】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孙宿如晋。

　　葬杞文公。

　　宋华合比出奔卫。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罢帅师伐吴。

　　冬，叔弓如楚。

　　齐侯伐北燕。

　　【传】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礼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译文

　　【经】

　　六年春季，周历正月，杞文公去世。

　　安葬秦景公。

　　夏季，季孙宿去到晋国。

　　安葬杞文公。

　　宋国的华合比逃到了卫国。

　　秋季九月，举行了大的求雨祭祀活动。

　　楚国的薳罢率领军队攻打吴国。

　　冬季，叔弓去到楚国。

　　齐侯率兵攻打北燕。

　　【传】

　　六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杞文公去世。鲁国前去吊唁好像对同盟的国家一样，这是合于礼的。鲁国大夫去到秦国，参加秦景公的葬礼，这是合于礼的。

　　三月，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说：“开始我对您寄予希望，现在完了。从前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断定罪行，不制定刑法，这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还是不能防止犯罪，因此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定禄位，以勉励服从的人，严厉地判罪，以威胁放纵的人。还恐怕不能收效，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根据行为来奖励他们，用专业知识技艺教导他们，用和悦的态度使用他们，用严肃认真对待他们，用威严监临他们，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的罪行。还要访求聪明贤能的卿相、明白事理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而不致于发生祸乱。百姓知道有法律，就对上面不恭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用刑法作为根据，而且侥幸得到成功，就不能治理了。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禹刑。商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汤刑。周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九刑。三种法律的产生，都处于末世了。现在您辅佐郑国，划定田界水沟，设置毁谤政事的条例，制定三种法规，把刑法铸在鼎上，准备用这样的办法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的吗？《诗》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抚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要有法律？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将会丢弃礼仪而征用刑书。刑书的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贿赂到处使用。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要衰败吧！肸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子产复信说：“像您所说的这样。侨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我是用来挽救当前的世界。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岂敢忘了您的恩惠？”

杞国太小了，杞文公的去世只能算小事了。秦景公的葬礼是春秋经上首次记载秦君葬礼，可见秦国的影响力日渐强大，虽然秦、鲁各在东西两端，鲁国也不得不重视秦国的政局更替。

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应该是古代人治和法治矛盾的体现了。子产铸刑书，就是把法律条文铸造在青铜鼎上，向民众公示，应该算上历史上首部成文法吧！虽然文中提到了最早夏朝就有了《禹刑》的法律，毕竟只是传说中的东西，而且这类法律条文也只是统治阶级清楚，并没有向民众公开，所以执法者在执法当中可以自由发挥，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治的范筹。子产的刑书则向民众公示，让民众和执法者都有了共同遵守的标准，这显然是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