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四）

天色渐渐暗下来，蛐蛐儿在草丛中愈叫愈欢。萤火虫在墨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飞去，高高低低、远远近近，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夜空的星星下了凡，还是所有的星星都会眨眼了。昏暗的灶屋里，几口锅都热气腾腾的。这是一排有三口锅的土灶，用黄泥砖块砌起来60公分高、1米多宽、接近3长的台子，砌成弯弯的弧形，弧形的外边对着灶屋门进来的墙，留出几米的空间。门对面的墙上留出一米见方的窗户，细木条的窗格子，糊着一层灰黄色的窗纸。窗外的光线已是很暗　，透进来的光线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进了灶屋门右转便到了弧形灶台的的内面，也是烧火的地方。再搭上10公分高的面子，外沿也伸出来10公分，用烫子细细地抹平，便是平时做饭的灶了。从外面一溜排，架了三口锅：最外面的这口最小，直径也在60公分吧，用生铁铸成，厚厚的、沉沉的，黑黝黝的。这是平时煮饭、炒菜用的锅。中间那口锅直径就差不多有80公分，每逢栽秧、垄坎、搭谷子等隆重的农事，就会年掀开这口锅的沉重的木锅盖。最里面那口有1米的直径，里面永远咕噜咕噜地煮着一满锅粗粗的包谷面，这是灶屋下面、吊脚楼最底层的猪仔们的吃食。

　　这会儿，大姨、二姨和母亲正在灶屋里忙活着。大姨正在窗前的木案板上就着微弱的一点光线切洋芋块块，切得厚厚的洋芋块块都快堆成了山。旁边堆着地里摘来的菜，有黄瓜、苦瓜、还未打霜的秋茄子、硬硬的、长长的、卷着小尾巴的青海椒、和零星的几个洋火。洋火已经快过串了；就是在平时，也是不易得、不舍得吃的高级菜。这几个还是大姨搬包谷的时候在地头发现的一丛洋火，从旁边二嘎家的地里窜长过来的。她眼睛一亮，蹲下去就着洋火丛里一摸，熟门熟路地搬到一个。又伸一摸，又搬到一个。摸了几个，再也摸不到了。她意犹未尽地朝二嘎的地里望去，那边的洋火长得一大溜溜，宽大的叶片快枯萎了，斜斜地卷曲着，活像山对门二组那个杨家小子的卷毛脑袋。她想起杨家小子那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卷毛脑袋，就不由得“扑哧”一笑。背起背篓，脚步轻快地消失在包谷茏里了。

　　“呼呼”的火苗从灶膛里窜出来。母亲坐在灶孔前，使劲地掰着一截枞树柴，这捆柴是二姨前几天从山上捡来的，刚下了雨，柴禾有些湿，怎么掰也掰不断。她一生气干脆把整枝柴送进灶膛里，外面还留着一大截。红红的火苗舔着湿柴，一瞬间就烤出了许多水汽，沿着湿柴“滋滋地”往外冒。二姨在母亲身后，把一些零星的小树枝归拢在母亲身边，又用长长的火钳把地上厚厚的一层枞树的松针往母亲身边归拢。她好声好气地说：

　　“三妹，莫烧整的柴，多烧毛毛柴。”

　　“哦！要得嘛！”

　　母亲说着，接过二姨手中的火钳，夹起一些松针送进灶膛。灶膛的火苗瞬间更旺了，火苗溢出了灶孔，呼呼地往上蹿，都快舔着梁上挂的一块半腊肉了。腊肉被每天升起的火苗和烟熏得乌漆麻黑的，有一块差不多有两尺半长，一个男人的巴掌宽，是正宗的肋条子肉：三匹中方排骨（猪身上最长、最好的排骨），连皮怕是有十来斤。另一块差不多宽，已被剔去了排骨、和一半瘦肉加五花肉，只剩下半截肥肉挂在那里，露出白生生的一面，经过了几天的烟熏火燎，也蒙上了一层灰黑的扬尘。说起这半块排骨和肉，还是几天前来了一个干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由村里的村长带着，说是要来看看他们家。于是，一家人赶紧忙活着炖腊肉加黄豆，把坛坛罐罐里的菜都翻出来炒了几盘，还把家里仅存的几个鸡蛋也炒了。干部和村长吃得满嘴油，一个劲地夸炒菜的大姨又好看，又心灵手巧。三个舅舅眼睛盯着大土碗里的肉，拿着筷子的手一伸过去，又被嘎公打回来。干部看了，就豪爽地说“来来来，一人一块！”给每个舅舅夹了一块大排骨，仨小子捧着碗，喜不自胜地跑出去找个树疙瘩坐下来慢慢享用了。几个姑娘家和嘎婆一起躲在灶屋，站的站坐的坐，往锅里添了一瓢水，就着盛肉剩下的一点肉汤，下了几匹叶子菜，“呼啦呼啦’地喝起来。不知道是哪个祖先人兴的规矩，土家族的女人是不能上桌吃饭的，只能蹲在灶门口吃饭。好在我嘎公也是识过一两个字的人，平日在家并不要求女人们蹲在灶门口吃饭，但是有干部和村长来了，这个规矩大家还是晓得的。干部和村长走了，这肉就这样折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