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的雪国列车

文/宝木笑

当一位作家被称为“现象级作家”的那一刻，他注定将背负更多的文学使命。熟悉中国文学的西方文学批评者们喜欢这样说：“肯•福莱特在欧美就相当于金庸在中国”，这位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的20部小说已被译成33国语言，累计总销量超1.5亿册，特别是他的历史小说《巨人的陨落》曾18次登上10国畅销小说排行榜榜首，就作品的传播和市场来看，肯•福莱特被称为“现象级大师”名至实归。然而，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一样，当武功已然可以争霸武林的时刻，也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岔口，是选择“天下第一”的荣耀，还是另外的心灵追求，就会成为主宰其最终结局的钥匙。畅销确实很难，但在如今文化产业市场营销非常成熟的条件下，也并非高不可攀，于是很多畅销作家被貌似繁花似锦的荣华遮蔽双眼，最终蜕变成为娱乐明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赢家，却浪费了天赐的才华，实际上沦为了一具文学殿堂门口的行尸走肉。显然，肯•福莱特绝非此类人物，在《巨人的陨落》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推出了“世纪三部曲”的第二部《世界的凛冬》，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更多的是一种文本的厚重感，也让喜欢他的读者长长松了一口气，他们清楚肯•福莱特已然越过“现象”登堂入室，可以“大家”的身份坐稳自己的文学位置。

一般对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的定义是“历史悬疑小说”，其实这并不十分确切，肯的小说自然有悬疑小说的精妙，但并非其用力的支点，从《巨人的陨落》到《世界的凛冬》，“世纪三部曲”更应该归为“新历史小说”的范畴。肯擅长历史长卷的描绘，作品颇有些《拿破仑加冕》一类集政治历史和个人命运于一体的大型油画的味道，他的小说很巧妙地让各个阶层的人物登上一列滚滚向前的历史列车，仿佛2013年非常火的那部《雪国列车》一般，让世间百态集中呈现在某段最具冲突的历史桥段之中，驶向肯内心中的文学使命的“前目的地”。《巨人的陨落》定格在1911年6月到1924年1月这段一战前后的世界巨变中，作为“世纪三部曲”承上启下的关键，《世界的凛冬》自然要将坐标选在二战前后，而其中却又有很大差别，正如小说名称所蕴含的意味，《巨人的陨落》仿佛是一幕大剧的序幕，帷幕被缓缓拉开，恢弘的历史画卷呈现读者眼前，六个家族的兴衰变化，近一百三十个人物一一登场，可以说作为“世纪三部曲”的首部，没有什么比这个开篇更合适的了。在此基础上，《世界的凛冬》更像是一种绽放，其着力点更侧重人物自身对宏大历史背景的映射，而这正是“新历史小说”最突出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交融的艺术特色。

《雪国列车》讲述了人类试图阻止全球变暖的实验失败，极寒造成地球上绝大部分生命死亡，在冰河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所有人登上了一辆如同诺亚方舟的列车，列车依靠永动机绕着地球不停行驶，而在这列底层乘客只能吃蟑螂碾碎后的蛋白膏的等级森严的列车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开始了自己命运。群像式的人物刻画是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而新历史小说叛逆了原有历史小说人物定格的基因，让虚构的人物在激烈的外部环境冲突中血肉丰满。《世界的凛冬》作为《巨人的陨落》某种意义上的续集，开篇就从上部一对儿主要情侣——叛逆了自己英国贵族身份的茉黛和德国外交才俊沃尔特的争执开始，用他们小女儿卡拉的视角叙述了在希特勒成为总理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在政治立场和抗争法西斯方式上激烈的争执，茉黛一如既往的勇气和沃尔特天真的政治幻想被展露无遗，人物的性格比对极为鲜明。当然，《世界的凛冬》真正的主角是《巨人的陨落》中人物的下一代，而这次肯•福莱特好似下定决心，一定要从《巨人的陨落》对人物相对温和的处理中走的更远，因此阅读《世界的凛冬》的体验也许会相对“难受”，因为肯对人物命运的处理确实如“凛冬”般毫不留情。

书中第一个出场的主角卡拉，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成熟和坚强，11岁的时候竟勇敢地为家中女仆艾达做了接生，这样一位很有母性光辉的天使级女主并未得到上天庇护，她的父亲沃尔特最终被纳粹毒打和折磨致死，虽然卡拉仍然可以很勇敢地揭露纳粹毒杀残障人士，像她的母亲茉黛一样去为盟军搜集情报，甚至最后成为一名柏林的市议员。但我们无法忘却卡拉为了解救十三岁的女孩而被苏军轮奸致怀孕并且生下孩子，卡拉虽然象征着小说中某种母性光辉和女性的坚韧自强，但她仍旧不得不面对一种直指女性的悲惨画面：苏军占领柏林后，柏林的女人们从十五岁到五十岁都或多或少地被强奸或轮奸，有的甚至被轮奸致死。当卡拉甚至庆幸自己以及其五十多岁的妈妈和女仆艾达是何其幸运，因为她们虽然都遭到凌辱，却都未曾死去时，我们能够听到心像水晶一般破碎的声音，那是一种史诗英雄般无奈的叹息，而这也正是肯要在“世纪三部曲”中带给我们的思索。

《世界的凛冬》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弱于女性角色的，这并非肯•福莱特写作上的缺憾，而是一种人类历史的必然，因为不管如何争论，人类社会仍然是某种标准下的男权社会，这自然让男性享受了更多的特权。然而，当历史出现重大拐点（多数伴随着极为惨烈的战争），男性也不可避免地被最直接地裹挟其中，男性的性别特质让其虽然强硬但也带有着先天的脆弱，而女性貌似柔弱内心却更为坚韧，因而越是动荡的历史越容易在女性身上投射多维的影像。比如卡拉的哥哥埃里克几乎和卡拉同时出场，青年埃里克开始被纳粹迷惑，书中写为了那一身纳粹冲锋队队服对他致命的诱惑，而在亲眼目睹纳粹枪杀俄罗斯犹太人平民后，埃里克幡然醒悟，从此和纳粹决裂，苏军占领柏林，在其母亲、妹妹以及从小照顾他的女仆艾达被苏军蹂躏的情况下，他却加入了东德××DANG。埃里克这个人物塑造的是很成功的，他的软弱和迟疑，他未泯的良知等性格特点都刻画的非常到位，但埃里克貌似丰富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一种丰富的人物经历，而他只不过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随波逐流的无数人之一而已，新历史小说承认战争历史背景下的男人更容易脸谱化，因为距离光源越近和距离光源越远一样，都会让自身的形象容易模糊。

即使如英国部分的男主，艾瑟尔与菲茨的儿子劳埃德这个人物也有着这样的无奈，虽然其从对抗英国法西斯到参加西班牙志愿军，再到被引渡等等经历极为丰富，他的勇敢和善良无处不闪耀着男性的光辉，但我们看他的眼光更多是一种英雄式的固有角度。相比而言，美国部分的男主伍迪要更显丰盈一些，伍迪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第一次杀人，肯•福莱特非常精彩地描写了他内心的焦灼和撕裂，敌人同样有等着他回家的父亲母亲、妻子或女友、甚至儿女，然而这个可能拥有完美家庭的人却被与他无冤无仇的人杀死在了异国的土地上，这是因为什么呢，但往往这种非常成功的人物内心挣扎却很容易被宏大的战争历史背景冲淡，因为伍迪的挣扎带有一种普适性。

在这种意义上，新历史小说必须用强带入感弥补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先天制约，在这一点肯•福莱特与金庸无疑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其对史实素材运用的精准、娴熟和自然让其作品迸发出其为强大的艺术魅力。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熟知，《鹿鼎记》中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历史人物交错，统一于清初康熙年间种种历史事件中，很多情节都是史书上有据可考的，且主人公亲身参与到这些情节之中来，史实和虚构情节竟然在金庸深厚的历史和文学功底下产生了一种相互推动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讲，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记》既是一部武侠虚构之作，也几乎是一部优秀的新历史小说，《鹿鼎记》显示了一种新历史小说的厚重美学。而作为西方读者自己的“金庸”，肯•福莱特自然也是此中高手，《世界的凛冬》也同样将书中人物置于这种与真实史实的“零距离”接触之中。全书开篇即将几个重要人物置身于1933年的柏林，直接展现最为惊心动魄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其写法的妙处在于非常自然地把沃尔特、艾瑟尔、劳埃德等人物接引到纵火案案发的现场，特别是把全书主角之一的劳埃德安排到了更深入的位置，实现了一种“近景”的代入：

“……劳埃德饶有兴致地旁观着这一幕。后面那辆车里出来一个穿着浅色军用短大衣，带着黑色软帽，鼻子下蓄着撮小胡子的男人。劳埃德意识到，眼前就是德国的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身后跟着一个穿黑色党卫军制服的高个子，他的私人保镖。随后是脚步蹒跚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一步跨两个台阶，径直上楼向劳埃德走来。劳埃德一时冲动，为总理打开了大门。希特勒对他点点头，带着随员进入了大楼……劳埃德跟在他们后面往里走，没有人和他说话，希特勒的随从似乎把他当成了议会大厦的职员，而大厦里的职员把他当成了希特勒的随从……”

这一幕像极了《夺宝奇兵》系列中的一集，哈里森•福特在人群中遇到了希特勒，情急之下福特急中生智，将手里的本子递给了希特勒，而希特勒在愣住几秒钟后竟给他顺手签了个名。可以说，优秀的新历史小说或者历史题材的作品，这种巧妙借用宏大历史事件作为桥段的技法是很重要的，这将直接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使其得到畅快的阅读体验。而肯•福莱特将这种代入式的写作推向了极致，《世界的凛冬》以各个主角的视角展现了当时几乎全部的重大历史事件，偷袭珍珠港、布干维尔岛战役、色当战役、西班牙内战……见证了当时最为煊赫的风云人物，希特勒、斯大林、英国国王……但显然肯•福莱特是极为克制的，他有自己的“代入原则”，即虚构人物只能起到见证的作用，而不能成为左右历史的实质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金庸最终选择了浪漫，而肯选择了现实。

当然，对于“新历史小说”的定义，国内和西方文学理论界是有较大争议的，我们对“新历史小说”的定义往往是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历史话语的颠覆，主要特征是将貌似客观的历史改写为主观形态的历史，将线性的、完整的、政治化的历史改写为片断的、非线性的、欲望化的历史，将集体经验形态的历史改写为个体经验形态的历史，经常举的例子诸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苏童的《米》、甚至余华的《活着》和《兄弟》……对于国内的“新历史小说”研究，我们自然需要在更为翔实的考据和比对的基础上，才能得出其定义是否恰当的结论。但从《世界的凛冬》及整个肯•福莱特的新历史小说创作经历来看，无论是如今的“世纪三部曲”，还是其早年的《圣殿春秋》等作品，显然“新历史小说”应该有着更为宽泛的时间定义和更为克制的文学创作约束，并非有着较为准确的历史背景布局就能称为“新历史小说”，如果那样的话，金庸大侠的《鹿鼎记》应该早已有实力拿到“茅盾文学奖”了。而且，对于文本题材和体裁的划分最忌讳的是将文学之外的因素强行加入其中，造成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不必要的干扰，“伤痕文学”已然让很多作家凭借十年浩劫集体回忆的红利进入了大陆文学的主流，又何必再十分费力地拔高至“新历史小说”的高度。《世界的凛冬》对“新历史小说”自我定义的坚守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宝贵的，肯•福莱特并未在历史的背景板下肆意涂抹，虽然那样可以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等方面更加省力。

无论我们对于“新历史小说”如何定义，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已经不再是一种仰视和远观，人们开始逐渐学会在历史中认识人性，更逐渐认识到人性与历史一样都并非一潭清水，它们都具有自己的复杂性，当这两者相遇，在类似催化的作用下，两者将同时显示出某种诡异性甚至荒诞性，这在《世界的凛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从1933年柏林的纳粹冲锋队为了强买一家酒吧不惜耗费心力查出酒吧老板和店员是同性恋，继而放狗活活咬死了老板的同性恋人开始，便将真实的历史尽量还原给读者，使读者了解到纳粹不仅仅屠杀犹太人平民，为了节省战争开支和贯彻其种族主义对有精神残疾和身体残疾的德国国民也实行了灭绝。而貌似众所周知的西班牙内战中左派革命者的坚定支持者的苏联，其秘密警察在西班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竟枪杀志愿军，更不用说前面提到的苏军在攻克柏林后的烧杀淫掠。至于同一时期的美国，为了推动“罗斯福新政”，貌似“完人”的罗斯福为缓和南方政治势力的压力，仍然会从政治利益的角度选择不支持充满人道主义光芒的“废除私刑法案”……肯•福莱特正是用这样毫不留情的手法揭示历史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正是其实现自身文学追求的必然需求。

有“比较文学之父”之称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种“灵魂的历史”反映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上，恰似一列将人性无限挤压的雪国列车，这辆列车上的每个人都在某种宏大的叙事中不得不直面自己的灵魂，而这种对于灵魂的解剖和思索正是肯•福莱特在成为“现象级”畅销大师之后最为弥足珍贵的升华。肯没有让喜欢他的读者们失望，我们在《世界的凛冬》中读到了残酷而真实的历史，如二战中德国人在轰炸英国伦敦的同时，盟军的轰炸机也在柏林的上空向着德国的平民投掷炸弹……我们看到了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主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和厮杀……更为重要的是，肯仿佛为读者建造了一个尽量真实的试验场，让他的人物在其中经历各种苦难历程，使人性得以多维的展现，这对于读者来说无异于是一次非常可贵的阅读升华。这很像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萨特以二战法国抵抗运动为背景，讲述了游击队员被逮捕之后在酷刑面前，在这种极限环境中做出各种选择，有的怕自己因为胆小招供而跳楼自杀，有的一声不吭挺住了，其中吕茜十五岁的弟弟弗朗索瓦在折磨下产生了动摇心理，在他尚未决心供出实情前，作为亲姐姐的吕茜让伙伴掐死了他……萨特的这种“反英雄”式的人物设定和极端环境下多角度展露人性的写法，实际上与新历史小说的雪国列车的目的地几乎相同——既是一种对传统历史文本题材的颠覆，也是对人性复杂的思索，更是借此要点燃读者或观众对社会历史和自身的关切，即1945年萨特提出的“介入文学”的理念，文学要介入社会历史和政治活动中，文学更要介入到人们的内在生活中，启迪人们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审视自我和人性，完成自我的精神升华。正是从这样的文学使命出发，肯•福莱特的小说出版前，都会请历史学家审读书稿，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史实错误，他说：“很多作家只写能取悦他们自己的东西，并模模糊糊地希望这也能取悦别人。但我每写一页都在清醒地思考：读者会怎么想？读者觉得这真的会发生吗？读者关心这些吗？读者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敬佩那些用文字和新奇结构进行文学实验的作家，但我从不这么玩。”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巨人已然陨落，世界从凛冬中艰难走出之后，肯•福莱特和新历史小说的雪国列车将会带着我们驶向最终的目的地，也许应该是一个虽然仍有寒意但注定会给人温暖和希望的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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