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混世哲学（五、六）

曾国藩的混世哲学（五、六）

王自成

五怎样做到“明”——学问

上文已经引用过曾国藩的话：“高明在于天分，精明在于学问。”我们不能自择天分，要做到“明”，唯有学问而已。所以，曾国藩又说：“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可见，曾国藩的所谓“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而知识可以通过学问而获得。而学问是需要花功夫的。曾国藩说：“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又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又说：“学问之事，以日知而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但为学之道，不是一知半解就自命不凡。他说：“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唯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师。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今人讲儒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养，而不妄加评骘，斯可矣。”

所以读书需要虚心，他说：“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滞矣。”读书还须专一，他说“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知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读书要做到真明白，即“闻道”：“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我，焉能闻道？”而检验是否真正“闻道”的方法正是身体力行：“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如其不然），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总之，曾国藩教我们的学问、读书之道，无非努力、虚心、专一和力行八字。对于这八字，于我们也许都是老生常谈常谈了。但真正要做到这八字，又需要恒心和毅力，又需落实到曾国藩所强调的“坚挺”上去了。

六怎样做到强——勇毅和坚忍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强”呢？其实，“强”作为可以“约守之”的原则，前文已经说过了。但曾国藩的如下夫子自道还可以给读者补充一些具体的感性认识。

“强”首先在于敢于担当，义无反顾：“道德薄俗，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人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然而，既然要挺身办事，就难免遭到别人的毁誉与恩怨，却不能因此而消沉。他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即大节不亏），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又说：“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这里的“在己之规模气象”或“我有可以自立者”所指的正是见义勇为的胸怀和气度，正是曾国藩具备这种胸怀与气度，他才能如此看待自己的失败：“袁了凡所谓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余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志，切不可颓然自馁也。”

总之，曾国藩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自强精神，是一种坚挺的意志力和英雄气概。但是，这种英雄气概又绝不是刚愎自用：“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怒，曰强为善，皆自强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共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在官场，曾国藩又用“坚忍”阐述这种自强原则：“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即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混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官场、战场及商场皆为激烈的争权夺利之场，当然矛盾丛生。而处之之道就是“坚忍”，具体讲就是“即不能硬，又不能软”，“混含”，“绝不发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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