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反思的、积贫积弱的王朝（上）
摘要：
宋朝，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王朝，常争论的是发展还是倒退的时代，他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同宋朝并立的较大的政权，先后有契丹（辽），夏（西夏），蒙古（元）等。
说它是发展的时代，是因为宋朝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发展，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强化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更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选拔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贯彻“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政策，宋朝的经济文化是空前的繁华。
说它是倒退的时代，是因为文官政治一系列的“规矩”官员做事的标准，“积贫积弱”是宋朝的代名词，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有着极大的关系。赵匡胤是在五代十国的经历下各潘镇割据，军事力量强大，后又因陈桥兵变而夺得皇位，这一系列过程使宋朝形成了保守狭隘的和“文人政治”的特性。他设计了各种防大臣篡权的办法，最后形成了国家发展的绊脚石，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影响，致使经济实力和文明成果难以向军事方面的转化。
宋朝的文化还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忠臣与奸臣并立、共生，虽水火不容，却在同一个时代相伴相随，构成了宋朝官员的群像。市井文化与青楼文化的繁盛发达；高度繁荣的宋词，反映了宋朝的生活人生；“梁山”出现在宋朝，体现出的江湖气，一群身怀绝技的特殊人群，宋朝是水浒的最好载体。
赵匡胤：史上最宽容的阴谋家
因“陈桥兵变”事件，黄袍加身，赵匡胤称帝，建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关于所谓的“黄袍加身”，历代大多史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精心的策划。赵匡胤是一个职业军人，利用统率重兵的军权率其亲信导演了一场用兵不刃血的和平方式取得了皇权的活剧。后周孤儿寡母，加上赵匡胤谦恭退让，部下以死逼位，也能“被迫”做下这个千古不变的“神让”之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轻松的江山易手，使之赵匡胤这个黄袍加身的“暴发户”似的统帅有的只是苟且偷生，抱残守缺的小农意识，这也几乎成了整个大宋的立国精神，宋王朝一开始就在各方面表现出疲软的态势，历代新兴朝代的开国者，都具有强烈的战争意识和强悍的打击力量。
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处理，这是一项各位皇帝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宋太祖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处理妥当，被当作了千古佳话流传于世。不像汉武帝刘邦大杀功臣，也不似唐太宗充分利用信任功臣，共治天下，驾驭功臣的策略。但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小聪明和一系列的阴损国策（武人难担一把手，将领手里没军权），扭曲了民族性格，使华夏儿女的忠勇果敢品质，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民风，敢于把敌人打下地狱的英雄气概，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民族血性渐渐消退。
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开创了由武人擅权向文人治政的转换，并且立誓“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自此“重文轻武”成为宋代之国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太祖借鉴之前的五代十国（50多年里换了八个姓氏，十三个皇帝的朝代更替）因其臣属太强，尤其领兵大帅，依仗手中兵权，篡权弑主，这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因此赵匡胤设计了一个“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改变控制政治的局面，文武分途，将各地首长的财政、军事、行政权分解，这个开创也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削兵权，恩威并用措施控制武臣，铲除五代以来潘镇用兵太固局势，将领手中无兵权，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形势，这样虽成功防止了军队政变，但也削弱了部队作战能力。
积贫积弱的的政治体系
冗官：为加强中央集权，分割各级官僚权力，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员大增，又因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子弟，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扩大科举规模，官僚队伍迅速膨胀。据记载，嘉佑八年，全国官吏人数“十倍于国初”。导致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
冗兵：“养兵政策”造成。为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揭竿而起，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湘军，这远超政府的正常需求，大量士兵长期无事可做，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北宋统治阶级还大量扩充军队，宋初约22万人，到庆历年间已达125.9万人。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费：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北宋对官吏和军士待遇优厚，政府开支大，而冗官、冗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日益猛增；第二，对辽和西夏战争失败，每年输出巨额“岁币”。这也是中期“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政治制度的外强中干
削减州郡长官权力，不许他们先热一个周群以上的职务；禁军不设最高统帅，把禁军两司分三衙，鼎足而立；实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将，将无常帅”，以防止军队兵变和武人拥兵自立；科举制，增加录取名额，放宽标准，提高待遇，经礼部考试后，还需殿试才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了；“守内虚外”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多驻京师及附近区域，其余分到全国各重要地区，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禁军，对辽、西夏的贵族势力采取了被动守势。
北宋统治者采取了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掩盖不了其“积贫积弱”的祸根。
例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而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弊端。虽北宋政府征集了百余万军队，但却无法阻挡辽、西夏的侵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庞大官僚机制。尽管政府尽力搜刮人民财物，仍难以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
在一系列变法失败后，宋朝统治者逐渐改变宋代历来削弱相权，增强皇权的情况。反思南宋的灭亡，并不是其统治阶级在政治制度上不用心，而是宋代积贫积弱的祸根由来已久，并已深入骨髓。
赵匡胤以“黄袍加身”这种“见不得人”而得天下的方式和“文武分途”这种猜忌心理和策略，决定了宋统治重心，对内而非对外。在战略上，花银子买和平；在外交上，极端恐惧心理，屈膝投降，“澶渊之盟”虽胜犹败，宋每年贡辽“岁币”，这也为日后宋与西夏、金、元关系开启了极坏的先例。
在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中，最高戏剧色彩的是宋辽是“兄弟”，宋西夏是“君臣”，因为宋封元昊做“西夏国王”还每年赐西夏72000两岁币及其它贡物等，在宋西夏关系中，不是藩国向宗主国贡献方物，缴纳赋税，反是位置颠倒过来。
唐乱于地方军事实力过于强大，乱于军人，宋吸取教训，更改制度，以文制武，制度使然，尽管宋经济繁荣，却由重文轻武社会影响，半壁江山而终。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开国元勋赵普，凭自身才智，经验和着帝王的谋略，不仅强化了国家政权体系，也使自己地位更加稳固。杨家将三代同心，精忠报国，杨业，杨廷昭，杨文广，正因宋存在这样的将才，其军事实力才有空前强盛的时代，但无奈杨家将只戍边三代，可想而知。
南宋岳飞“精忠报国”，赤胆忠心，“还我河山”的英雄气节，秦桧状元出生，满肚子典故的人，为什么偏要说“莫须有”的千古笑话？世人皆认为，岳飞死于秦桧之手，其实不然，岳飞是死于高宗之手，死于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纵无秦桧，岳飞也必将屈死。高宗曾经非常喜欢岳飞，在抗金前期平定了各地农民起义，这使得赵构能安卧龙榻之上，高枕无忧。这时，岳飞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一切权力地位都靠自己打拼出来，受之无愧。
岳飞终是一介武将，运筹帷幄，冲锋陷阵是无人可比，但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一心想迎二帝还朝，一生高举主战大旗，抗金不止，频传捷报，“迎靖康，直抵黄龙府”的决心和豪气，都令赵构深感不安。一方面赵构作为一国君主，金侵占国土，掠走父兄，此为国仇不可不报，负责没有感召力。另一方面，他排行老九，若非金入侵，靖康二帝被劫，他轮不到做皇帝。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若岳飞一旦收复中原，迎回二帝，那也许是赵构下台之时，这岂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抗金只能是象征性的，是手段，只能作为与金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战求和才是赵构的初衷。绍兴十年1140年，赵构命令东西两线先收兵，并造成岳家军不利局势后，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12道金牌，急令岳飞班师回朝。
岳飞严于律己，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爱戴，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受人民爱戴，岳家军“万众一心，坚不可摧”，得军心，得民心，令宋高宗害怕，如此之威望，岂不是随时有被部下拥立的可能性？而之前，岳飞本人很冲动，卷入了当时宫廷“立太子”的政治斗争，作为一个手握精兵而在外的将领，这时他已触犯了政治大忌，在高宗眼里他已被判死刑。一般人认为，岳飞之死在于反对议和，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父子，完全是秉承高宗旨意，无赵构手谕，秦桧等人又安敢动岳飞一根毫毛。
岳飞的死，是宋朝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很明显最终赵构选择了秦桧这一方，这就决定了岳飞的命运。在封建社会，历史上外交历来就是皇帝的私交，是宣战，是议和，是通商，是纳贡，这些都在都看皇帝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在封建帝制下，天下归还另一家，全国都是皇帝的，犯不着下面的人瞎操心，秦桧只有听皇帝的份，没资格来卖皇帝的国。所以说，在当时背景下，有岳飞必定有秦桧，有秦桧必定有岳飞，岳飞必死，秦桧必定充当奸臣，这是帝王赵构的“君道”，他创造了忠臣和奸臣，并使两者在既定条件下保持平衡。
元佑党籍，弄臣蔡京
蔡京肯定是汉奸，但也是能臣。熙宁三年1070年，作官以来，在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投机钻营，练就一套欺下媚上的本领，成了一个混迹官场的经营老手，执政20余年，三次罢相，但不久就被重新起用，原因不仅仅是历史记载那样门生故吏盘根错节，更主要是他的执政水平远高于同僚，落职期间，接替他为相者，不是才能平平，就是难以驾驭朝臣，虽然他奸诈，但从能力水平上几乎无人与之匹敌。
皇帝也知蔡京阴险凶狠，但也只有蔡京治理国家能让他放心，是信用更是利用。这样他才有足够时间精力画花鸟鱼虫，写独创的瘦金书体，摆脱政治繁荣，过闲适的生活，。蔡京是历史上的书法名家，当时号称天下第一，与徽宗志趣相投，基于艺术上的共同爱好进而发展成超越世俗权力之外的至交是有可能的。蔡京属于才胜于德者，虽他有恶名，但我们不能抹杀它的能员本色。
但无论徽宗对蔡京如何信任，他们的关系也是君臣，蔡京仍是皇帝的一枚棋子，权力的掌握仍在皇帝手中，对臣僚可任由兴废，蔡京没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没有反抗的能力。徽宗虽沉湎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他一刻也没忘裁抑相权，防患外戚，轮流执政互相牵制这一古训。
“花石纲”始作俑者，朱勔
徽宗赵佶，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蔡京、童贯为讨好徽宗，派朱勔在苏州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用批船石运送到东京，船只不够，就劫运粮的船只和商船，把船上货物倒掉，装运花石，征用大量民夫，民夫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这种运送队伍叫做“花石纲”。
铁面无私，包青天
做御史时，敢于违抗皇帝意志，惩恶扬善。任御史期间上了很多奏章，多为弹劾不法官员指出皇帝办事不公的内容。
在政治上最出名的就是整顿吏治，同权贵作斗争，以清官见诸史册，一生以为民做主，严明执法，惩办邪恶事迹最多。
一个人的改革，王安石变法
历史上一厢情愿的改革总是以失败收场，新法延续十多年，最终失败告终。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缺乏广泛深厚群众基础，大地主顽固势力联合反对新法，这是更深刻，也是更直接，最重要的原因。以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重“理财”，轻吏治；重聚敛，轻生产；重治标，轻治本。
实施的走样，变法人物的分裂。重聚敛，不重增产节约，不重吏治的整顿和解决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变法派的一大失策。青苗法意在解决百姓生活困难，但实施中，由于变相提高利率，结果变成了高利贷。免役法，意在免去百姓之苦，由于实施中任意提高免役钱数和民户出钱等第，结果变成了聚敛。市易法意在平抑物价，而实施结果是政府垄断市场。保甲法意在加强治安和御敌力量，却在实施过程中百姓亦不胜重扰。
后续会继续更文，上篇主要讲一个大体的内容。
备注：本文文献主来自于《宋朝十讲》以及其它相关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