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差异性被低估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
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清初学者论史总有一种痛切之感,剔除这层因素,顾炎武的这段短短论述可谓真知灼见,最重要的是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我们一直顺口说的“春秋战国”之间的巨大差异。
展开说,人们历来说“周秦之变”是一种巨大的变革,这当然也没有错,西周开国到成康可以看成一个起始状态,秦是一个终点状态;但如果要对这个转变过程加深考察的话,就不能不得出“春秋战国”之际巨变的结论。春秋上接西周,是一种体系变态化的过程,战国下起秦汉,是一种历史大势形成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之间有着不小的断裂,也就是顾炎武总结的种种迥异之处。
一、春秋“尊礼重信”,而七国已经到了“绝不言礼与信”的地步;
二、春秋“宗周王”,就算是个象征,但大家还都拿周王当回事,七国“绝不言王”,目中无周王;
三、春秋“严祭祀,重聘享”,齐国“无其事”,所谓聘享,指聘问献纳。聘问必有宴享,故聘、享连文。出处《仪礼·聘礼》: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郑玄注:享,献也。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左传·昭公三十年》: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於是乎使卿。这里“祭祀、聘享”都是针对周的宗庙儿说的,因为列国基本都出自周的分封,所以可以理解为周天子分封出去的小宗,“无其事”,完全不理那一套,其实也就是贵族分封的瓦解,谁跟你一家的。
四、春秋”犹宴会赋诗“,七国没听说了,也就是文化都大变了,这是有点出乎后人想象的。
五、春秋“赴告策书”,七国也没了。崩薨曰赴,祸福曰告。其实还是列国之间残存的温情或者假客气,这时候也没了。
几点综合,可以说,七国和春秋时候的诸国差异很大,但七国之间的差异很小,或者说七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秦国”或者“类秦国”,没有转化为“类秦国”的实体,几乎不可能存活。
从分封的“兄弟之国”,到七个大同小异的秦国,这个过程必然有着强大的历史动力,伴随着重要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贵族家族制的瓦解。从这个角度上看,周至秦就是贵族家族制建立——顶峰——和瓦解的过程。
再扩展看来,整个中国历史可以看成三次兴起和瓦解,贵族的兴起和瓦解、士族的兴起和瓦解、庶族的兴起和瓦解。
贵族的兴起和瓦解,兴起于商纣、瓦解于秦汉,贵族是血统垄断;
士族的兴起和瓦解,兴起于东汉、瓦解于南北朝到唐初的漫长过程,士族是知识垄断;
庶族的兴起和瓦解,兴起于中晚唐、瓦解的过程未明,庶族其实没什么可以垄断的。
所以历史其实是一个打破垄断、提高混乱度、熵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