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书所感
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是一部恢宏博大的煌煌巨著，作者旁征博引、史料翔实，对历史中的大事件、重要人物进行了辩证、独立的理性分析，令人心悦诚服。作为一名美籍华人，给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近代史中波澜壮阔、饱含苦难、破旧立新的壮美画卷。对于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陨落，以及中华民族在外辱内裂中通过不屈战斗、不懈探索，逐渐重新走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与讴歌。
徐中约先生在朽本书的序言中指出：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为了体面的生存，中国历经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9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直至在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明古国终于破茧成蝶、涅槃重生。
有关于清朝的历史事件，无论从书籍，还是影视作品都层出不穷。无论是正史，还是戏说，人们都耳熟能详。何为正史，何为戏说，自有史学界公论。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学读者，一些个人的思考与妄言，愿向大家请教：
1. 为什么要读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
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流传千古。
镜子的两面，一面是过去，一面是现实。
人们从历史中学习，汲取经验、避免教训。
汉借秦史得以安定九州方圆；
唐借隋史得以实现贞观之治；
清借明史得以摒弃宦官作乱……
鉴史可以兴邦，看来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也有鉴史而失败的例子：
汉借秦史而重设封国，终酿“七国之乱”；
唐借汉史无外戚专权，却致宦官作乱；
清借明史而不设相位，以致皇权无以节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之帝王，大多都是熟读史书、通古知今的大才。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王朝更替、悲剧重演呢？
甚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重复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也是屡见不鲜。
看来，历史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借鉴，才显示了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胸襟。
历史是一段记忆。
在四维宇宙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万事万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时间不是跳跃间断的，而是连续不止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但事物却是非连续性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连续性的时间，告诉了我们非连续性的事物的前世今生，
告诉了我们出现今日之局面的历史根源。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担任什么角色，谁是我的亲人朋友，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有着怎样的难忘过去。
这些记忆的片段，让我们时而感伤、时而欣喜、时而痴迷、时而怅惘。
但无论是哪一种感觉，总是鼓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对一个国家，亦是如此。我们的民族过去有着怎样的灿烂文化、有着怎样的苦难历程、有着怎样的不屈斗争、有着怎样的不懈追求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往哪里去？
历史是根，是魂，是一段整个民族的记忆。
读史，不仅是对生命的借鉴，更是对过去的铭记！
2. 如果没有外辱，大清会不会灭亡？
历史本没有如果，但我们还是可以这么不受拘束地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外辱，大清会不会灭亡？
中华民族历史上受到过多次的外族入侵。从最初的春秋战国起始，北方游牧民族就对中华民族的沿边地区进行了滋扰虏掠。
在这些历史中，有成功击退外族入侵获得全胜的时代，最早的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封西陲大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大增、大秦万里长城得以抵御匈奴、大汉千里剿灭匈奴主力而燕然勒石，甚至是明初追击元军残部、清初剿灭嘎尔丹部，都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当然，也有苟且偷生、甚至亡国灭种的悲惨岁月。
大汉初年的和亲求安、繁华大宋的汴梁梦断、大明王朝的、大清帝国的丧权辱国、黯然落幕。
外辱，一定不是灭亡的主因。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内部，长期的儒家思想的浸润，已使人民早已适应了一种“和为贵”、“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和平、稳定、无争的生活方式。
在经济上，小农经济模式虽无法取得长足的增长，但是趋于了一个正常的稳定。
由于可用耕地基本开垦完毕，粮食产量已无法大幅增长，而人口至清末的4.5亿，也已至土地可以承载的极限。所以人口数量亦趋于饱和。
王朝上下已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王朝的更迭，多来源于内部的腐化蜕变；以致民众反抗，建立了全新的王朝；统治阶级进行大换血，体恤民情、励精图治，然后王朝迎来一段时间的辉煌期。然后……
王朝更迭，继续周而复始。
如果没有外力，这种平衡、更迭，会不会一直延续？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趋停滞，那么对于生产关系的改造压力，自然也就不会太大。从中国的王朝史来看，比大清昏庸、腐朽、贪婪、堕落的时代比比皆是。但是仍然得以维持，至多也是内部的王朝更迭、循环往复。
从大清的十二位皇帝来看，穷奢极欲、腐化无度之辈还是没有，至多也是晚期的资质平庸而已。从统治阶级与底层民众的关系来看，并没有过于激化的内部矛盾。
大清中期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4，历时8年；这次起义虽使清王朝元气大伤，但后期可以继续得以维持，应该也不是难事。
大清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历时14年，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以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思想、条规，对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这种造反，注定是不可能得以全面成功的。
所以，如果没有外辱入侵，大清得以延续更久，个人认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外辱是打破这种内部微妙平衡的最大冲击力。
平衡失去，覆灭的不仅仅是大清，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循环往复的封建体系。
从大清王朝以及普通民众而言，当然是生不逢时、哀痛至深；
但是对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而言，难道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
3. 人们为什么不能放弃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
在大清晚期，受到如此强烈的外辱冲击之下，为什么当时的统治阶级无法放弃传统的泱泱大国、万邦来朝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
中华民族起源于我国的中原地区，雨水丰沛、气候适宜，对农业经济的生产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物资的丰饶程度来讲，要远高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四季转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因为有了较丰饶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得以完善，文化得以发扬传承。
西汉初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意识地位得以确立。尽管各朝各代均有借儒家之名、行权谋之实的现象，但毫无疑问，儒家思想的原教旨主义，已经深入中华民族自上而下所有人的骨髓与血脉之中，并得以传承延续。
吴晓波先生曾指出，中国封建王朝得以正常运转，在于它确立并坚持了四大基石：
以郡县制为主的中央地方分治机制；
以盐铁酒等重要物资专营为主的中央财税控制机制；
以科举制为主的人才选拔、优秀人才上升通道得以保留的官僚选任机制；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民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控制机制。
四大基石缺一不可，从而确保了封建体系的“万古长存”。
所以，在清末的统治者认为，如果放弃了其中之一的儒家“正统”的封建思想体系，那帝国就灭亡了，还有意义呢？“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种论调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
为什么人们根深蒂固的“正确理念”，居然是错的呢？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内部的矛盾纷争、平息、纷争、平息的循环体系之中。即使出现了外族入侵，也是延续了中华民族原有的文化体系、经济模式、政治体系。
但清末的外来冲击，如李鸿章所言，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以三千年延续之成规，而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焉能不错？
“原来，我们所以为最辉煌、最骄傲的文化体系，居然是错的，居然是错误的根源！”这种痛苦当然深深地折磨着大清末年的统治阶级以及普通民众。
抵死不改的恶果，只能是亡国灭朝了。
对于现今的普通人而言，你所认为最千真万确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在自我认知的小体系内自我循环论证呢？
选择性忽视、掘地蜂效应，
人们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
人们只会看到他愿意看到的，
人们只相信这个世界是连续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样的；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将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如此，国家、社会，又何尝不会如此呢？
4. 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辩证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
作为一个整体，人民群众超越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既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创造了灿烂文化，还是推动生产力得以发展、推进生产关系得以改善的重要力量。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深以为然。
但个体呢？特指的，某一个普通的民众呢？
大清初年，国力强盛，人口蓬勃增长、社会财富增加；
大清末年，国力衰微，鸦片涌入，吸食者遍及全国；外国入侵，洋买办吃里扒外。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
大环境的错乱扭曲了大多数人的思想，但这并不能推脱掉个人的责任。
毕竟同样的环境下，有作乱的，也有坚守的。
台上的演员是戏的主角，台下的观众是演员的动力，坐得再远的观众也是戏的一部分。
帝王将相处在那段屈辱的历史正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人民的苦难、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危亡，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们的身上。
而参与的民众，却躲在阴间的角落里，被历史的潮流推着前行，别人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他们难道不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们难道不是腐朽力量的一份子？
谁也逃避不了历史的责任，即使最平凡的普罗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