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博物馆》摘录二十五——法门寺博物馆

话说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一日，唐武宗李炎病危，宦官马元贽等认为武宗的叔父李怡较易控制，就将其立为皇太叔，并更名为李忱，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忧勤无怠”，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被后人称为“大中之治”。可是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唐宣宗病逝。大中十四年（860），其子李漼继位，是为唐懿宗。懿宗即位第二年（861），于二月安葬了宣宗，十一月改元为“咸通”。使用这一年号，据说是出于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的“海岳晏咸通”。懿宗改元时记得他的父皇，但君临天下以来的言行举止却几乎看不到宣宗的影子，咸通之政与大中之政相比也是差距甚远，不可以道里计。

懿宗是一个极端爱慕虚荣、好大喜功的皇帝，从他尊号之多就可见一斑。咸通三年（862）正月，群臣给懿宗上了“睿文明圣孝德皇帝”的尊号，但是他依然不满足，到咸通十二年（871）正月，再上了 14 字的尊号“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唐朝的皇帝中，唐高祖、唐太宗在时世都没有为自己加尊号，此后皇帝尊号基本上都是 4 字或者 6 字，有的达到 8字或者 10字。唐玄宗曾给自己加了“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16字的尊号，并给列祖列宗一律追加了尊号。后来武宗也有 16 字尊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肃宗时群臣加尊号“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但他在上元二年（761）九月二十一日下诏去掉了“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10 字的尊号，只称“皇帝”。后来宪宗的尊号也是 10 字“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可见，懿宗的尊号字数几乎可以赶上玄宗和武宗，但是就政绩或者治国才干而言，他不要说无法与玄宗相比，就是连武宗也比不上，但是他的崇佛热情可谓晚唐第一。

一、舍利重获

咸通十二年（871）八月十九日，有僧人在法门寺塔下结坛供佛，并在地宫旧隧道的西北角重获佛指舍利，直接促成了懿宗恢复、重建地宫以重新安奉佛指舍利。舍利重获后，晚唐著名密教大阿阇梨“遍觉大师”智慧轮立即打造金银宝函安放舍利，并供养金银密教法器；此外还有比丘智英敬造的“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金涂盝”。

在唐懿宗为迎奉舍利定制了五重宝函后，这两件宝函不再盛放真身舍利，但在送还舍利时与其他器物一同置于地宫内。此外，智慧轮还供养了密教法器，如阏伽瓶、阏伽水碗等，它们为密教灌顶所用法器，也可用于“阏伽水加持”（密宗修法之一）。

僧人智英敬造的“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金涂盝”，钣金成型，盝顶，纹饰造像模冲鎏金，函体为正方形，函盖与函体间无铰链连接，无司前锁钥。长、宽、高均为 17 厘米，重 1612 克。函体正面左侧边栏内竖刻铭文：“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外底錾铭：“大唐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遗法弟子比丘智英敬造真身舍利宝函永为供养”。宝函上的 45 尊造像分别属于金刚界曼荼罗和佛顶尊胜曼荼罗两种造像系统，即五方佛及其三十二眷属菩萨计三十七尊构成金刚界曼荼罗，大日如来和八大明王组成佛顶尊胜曼荼罗。

二、仓促准备

咸通十四年（873）三月，有太监为了迎合唐懿宗心意，建议懿宗可按照法门寺“三十年一开”的传统，迎奉舍利入宫供养。那时唐代宫廷内已有专门举办佛道教活动的宫廷内道场，相关的管理是由太监负责的。懿宗听闻此言觉得正中下怀，他治理国家一无是处，崇佛热情却是在唐代皇帝中位列前三的了。懿宗安排迎奉佛骨的诏书一下，立即招致群臣的劝谏。大臣们一致认为此举劳民伤财，而且有唐宪宗迎奉佛骨之后暴死的前车之鉴，均认为此举不祥。懿宗对此充耳不闻，他对大臣们说：“朕能活着见到佛骨，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了！”其实懿宗在得知舍利重获后就已命工匠赶紧修复先前被破坏的地宫，并加紧制造舍利宝函、法器与金银器。但由于懿宗急于迎奉舍利，准备时间仓促，因此咸通十二年（871）至十五年（874），对于地宫的重修主要以“会昌法难”中被损毁的部分为主。

此次修复基本沿袭了龙朔二年（662）石室的主体结构。相关的辅助证据是法门寺地宫后室出土的鎏金镂孔银莲瓣藻井，亦称“宝帐镜花”。该物原与地宫后室顶部之大理石盖石相连，双层镂孔莲瓣。每瓣中心为蜀葵一朵，四周有放射线与瓣缘相连，蜀葵与瓣沿鎏金，莲瓣宽沿内边线有一周小联珠，内外层莲瓣均为十三瓣。

该器物原与地宫后室顶部大理石盖石相连，以金银钉钉于圆形木板上，从此发愿文可知，咸通十二年（871）十一月之前已开始对地宫进行修缮。该物由三部分组成，中心为一面铜镜、中间用一块木板，木板镶嵌在铜莲花藻井上，再用金银钉穿过铜镜，把铜镜钉在木板上，木板分四个竖栏，内以墨书写发愿文：

弟子崔庆可从宝帐将迎释迦牟尼佛真身。心中一切愿速得成就。□愿□□曹氏同生一处，一切先世父母□□□□难苦解脱哉。发无边愿，愿此生□□为众生谁愿一切诸如来□□□愿我诸愿早成就，济渡诸众□□死海。大唐咸通十二年岁□□十一月造此宝帐镜花。

这个发愿文的写法非常具有民间特色，崔庆可应是负责修缮地宫的一位高级工人，他也信奉佛教，因此在“将迎释迦牟尼佛真身”时，借此良机，偷偷将自己的发愿文借着修缮地宫的工作之便，写在了“宝帐镜花”与大理石顶盖之间联结的木板上。

三、迎宾入京

唐懿宗这次迎奉佛骨的规模，比起宪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京师到法门寺沿途之上，禁军和兵仗绵延数十里，场面之壮观，远远超出皇帝主持的祭天大典。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佛骨舍利迎入京城，唐懿宗把舍利视为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的化身，亲自迎接，并以“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和“迎真身纯金钵盂”作为厚礼欢迎佛祖驾临长安。

锡杖为比丘行路时所应携带的道具，属比丘十八物。唐懿宗用迎接佛指舍利的四股十二环鎏金锡杖，长 1.96 米，重 2390 克，杖身 4 轮套12 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 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态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 3 枚，股侧铭刻：

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锡杖级别的高低取决于杖首轮和股的多少，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四股十二环鎏金锡杖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等级最高的佛教法器，只有佛祖才能持此杖，也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唐迎真身素面金钵盂高 7.2 厘米，口径 21.2 厘米，壁厚 0.12 厘米，腹径 17.2 厘米，腹深 7.1 厘米，重 573 克，呈圆形稍扁，弇口，圆唇，斜深腹，圜底，形体较大，通体素面，光洁富丽。系纯金钣金而成，口沿有一行錾文：

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打造小都知臣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获，副小供奉宫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慤。

四、入内恩赐

唐懿宗得知舍利重获以后大喜，并命人精心筹备舍利迎奉大典。咸通十四年（873）迎送佛指舍利入宫时，唐懿宗专门命人打造了一尊鎏金银捧真身菩萨，该菩萨于咸通十二年（871）十一月十四日在唐懿宗三十九岁生日时为供养佛指舍利而由僧人澄依敬造，佛指舍利被安放于这尊菩萨双手捧持的银匾上被迎入皇宫。

该捧真身菩萨高 38.5 厘米，重 1926 克。锤击，浇铸成型，纹饰平錾、镂空、鎏金、涂彩。菩萨高髻，涂深蓝色，头戴花蔓冠。上身袒露，斜披帛巾，臂饰钏，双手捧上置发愿文金匾的鎏金银荷形盘。着羊肠大裙，双腿左屈右跪于莲花台上。通体装饰珍珠璎珞。花蔓冠边缘饰珍珠一周，冠中有坐佛。金匾呈长方形，有匾栏，长 11.2 厘米，宽 8.4 厘米。栏上贴饰十六朵宝相花，衬以蔓草，内饰联珠纹一周。匾上錾文十一行六十五字：

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

由此可知，唐懿宗如此坚决地迎奉佛骨真身舍利，一是为国家祈福，二是为“圣寿万春”，也就是为自己祈求平安。

真身舍利入宫后，唐懿宗以接待贵客的最高皇家礼遇，把真身舍利视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在宫廷中“召见了他”，并恩赐给“他”大量皇家重器，涵盖金银器、琉璃器、丝绸、秘色瓷等，其中不少金银器均为皇家用品。地宫中出土的有唐懿宗亲笔题字的“随真身御前赐银方盒”便是这一御前恩赐的完美体现。

鎏金双鸳团花大银盆也是唐懿宗恩赐予佛祖的最高等级的宫廷御用珍品，通高 14.5厘米，口径 46 厘米，足高 2.5 厘米，足径28.5 厘米，重 6265 克。该大金盆可谓大气华贵，金盆中錾刻的鸳鸯花纹是宫廷花纹样式，盆底錾刻“浙西”二字，说明该金盆由江南“浙西”贡奉而来。

唐代皇室为何如此喜好金银器呢？一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神秘观念，另一方面，唐代皇室通过对金银器皿的垄断，以起到区分社会等级的目的。《唐律疏议》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神农二年（706）进一步强调：“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这使得金银器成为当时人们身份的标志。

五、宫内供养

恩赐仪式完毕后，真身舍利在宫中供奉三天，唐代宫廷特地为真身舍利做了四十件金银器供养器物。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负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碑》（以下简称《物帐碑》）记录如下：

银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件、枚、只、对、内壘子—十枚，破罗子一十枚，碟子一十枚，香案子一枚，香匙一枚，香炉一副并碗子，钵盂子一枚。羹碗子一枚匙筋一副火筋一对香合一具香宝子二枚已上计银一百七十六两三钱。四十件器物可以分为供养容器（碟子、壘子、破罗子）、香器具（香匙、香合、火筋、香匙、香炉一副并碗子、香宝子）、食器（羹碗子、匙筋）。

这些器物是一套刻意微缩化的小器物，应为宫廷内道场供养舍利、具有供养礼仪性质的非实用供养器物。

这两件器物大小基本一致，银钵盂高 3.3 厘米，口径 9.1 厘米，重 82 克；羹碗子高 3.3 厘米，口径 9.4 厘米，底径 3 厘米，重 161.5 克。碗和钵盂的区别在于钵盂底部为椭圆形，碗为倒梯形。

如此众多的金银器出现在法门寺地宫中，除了上面提到金银器皿的象征意义以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外，也与政府对金银器制作的有效管理以及金银器制作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

首先，《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生产并贡金的府州达 73 处，生产并贡银的府州有 68处，均超过前代。唐朝金银器的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垄断，通过设立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技艺高超的巧匠几乎被强制性的征调为官府服役，使得官府作坊集中了各地有熟练技术的金银工匠，客观上提供了工匠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也保证了专业技术的传授和提高。

其次，唐代金银器加工制作工艺得到了显著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捶揲工艺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多用到了錾刻、捶揲与鎏金工艺，工匠在造型上采用了圆雕的造型手法，由瓶身和瓶盖组成的封闭型的器形。器物表面装饰成形工艺主要采用錾刻工艺，其特点是以线条和点相结合的形式作为构图手段，先在光洁的金属表面錾刻出花纹的轮廓，然后以密布不规则的小点构成地纹，它与光洁的素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不同的明暗效果，把金属表面原来单一的色调，处理成两个色调，取得在一色中产生出较多层次又富有变化的装饰效果。下面的银芙蕖充分反映出了唐代高超的金银器捶揲工艺。

鎏金工艺 将黄金溶于汞中，为成浆糊状的金汞合金，将金汞合金均匀地涂到干净的金属器物表面，加热使汞挥发，黄金与金属表面固结，形成光亮的金黄色镀层，这叫火法镀金。鎏金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又称“金涂”，后也称为“火镀金”。鎏金工艺是金银器表面装饰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工艺，正是因为它能够增强器物表面豪华、富丽的视觉美感，这种工艺与唐朝的整体审美风格相吻合。

打制工艺 到唐代金银器上才出现人物花纹，这与唐代引入金银器打制工艺有关。将黄金打制成薄片的工艺源自波斯工艺，在唐朝境内有一些从大食逃出来的波斯金匠，他们教授唐朝的工匠打制工艺，从而使打制工艺取代了在铸模中浇铸金属器物的古老工艺。唐朝境内生产的黄金并不能满足唐朝人对黄金的大量需求，于是，亚洲各地的黄金就越过唐朝边界滚滚而来。至少到 9 世纪中叶为止，唐朝银匠的制品都是精美绝伦的。法门寺博物馆出土的金银器代表了古代中国金银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六、返送地宫

唐懿宗允许将真身舍利送到京城的寺院让百姓瞻仰，虔诚的信众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或者在头顶上燃香奉礼；富豪之家则举行法会，不惜花费巨资，他们甚至以水银为池，以金玉为树，招集高僧大德，又请来戏班子载歌载舞；宰相以下朝廷百官也竞相施舍金帛，数量相当可观。可舍利供奉活动尚未结束，懿宗就病逝了。12 岁的李儇继位，是为唐僖宗。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在唐僖宗的安排下，真身舍利连同此次迎奉活动的恩赐珍宝一同返送法门寺地宫。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武宗灭佛之类的灾难，保护真身舍利，唐僖宗特地制作了三枚影骨，与真身舍利一道放置地宫。地宫后室奇珍异宝层层堆积，但装饰最好的八重宝函内盛放的仅仅是一枚影骨舍利。真身舍利则安放于密龛之中，仅使用了五重宝函，密龛之中除了五重宝函外没有其他宝物。这样就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真身舍利，即便再次出现毁佛或者地宫被盗的情况，地宫后室的八重宝函和宝物均是对密龛所放真身舍利非常好的掩护。

1)世界等级最高的八重舍利宝函

在地宫后室放置盛放影骨舍利的八重宝函由唐懿宗赐赠，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汉白玉制影骨），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盝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层层相套的宝函其质地分别为金、银、玉、木，每层宝函外均用银锁锁上，钥匙与锁均在宝函上，并以丝带或绢袱包裹，金塔基的银柱就是套放舍利的地方。宝函和金塔，做工精细、美不胜收，世所罕见，为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

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为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金塔高 105 毫米，塔顶为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身四壁刻满纹饰，并有四扇小金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盘为细颈鼓腰状，喇叭口径处雕 12 朵如意云头，鼓腰上二平行线连为四组三钴纹杆状十字团花，衬以珍珠纹，腰底为莲瓣形，银柱托底也呈八瓣莲花状。间以三钴纹，柱底还有一墨书小字“南”，塔座为纯金方台，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仅 11毫米高。

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以珍珠装武夫石磨制而成，周身以雕花金带为边，镶嵌珠宝花鸟，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锤击铆接成型，函身镶满红宝钿、绿宝钿、翡翠、玛瑙、绿松石等各色宝石，并镶嵌宝石花朵，函盖顶面和侧面红、绿二色宝石镶嵌成大大小小的莲花，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四重：六臂观音纯金盝顶宝函。钣金成型，花纹平錾，人物模冲，鱼子纹底。函盖雕有双凤及莲蓬，以单相莲瓣饰四边。盖侧有瑞鸟四只绕着中心追逐，底衬蔓草。宝函正面为六臂如意轮观音图，左侧为药师如来图，右侧为阿弥陀佛图，背面为大日如来图，外壁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

第五重：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钣金成形，纹饰鎏金。盝顶，盖与函身以铰链相连，司前贯有锁钥。顶盖面上饰四只迦陵频伽鸟，双手合十或供物，振翅站立于仰莲座上，中有羯摩三钴杵纹的八角团花，四角之莲花上有三钴金刚铃，底衬以蔓草纹。函正面有如来四周有合十结跏趺坐于莲台上二体菩萨，有首光、背光；有站立于佛、菩萨身后的四弟子；有二金刚力士及供养童子侍奉于前，二童之间有供案，上供香宝子等物；佛身后有两株菩提树，有两体飞天。佛顶有金色华盖，并有散落的天花。宝函造型逼真而细腻，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钣金成型，外壁抛光。通体光素无纹、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盖与函体在背后以铰链相接，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钣金成型，纹饰鎏金。盝顶以银铸成，顶面有行龙两条，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正面有一金锁扣和金匙，函体以平雕刀法刻画护世四大天王像，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起敬。凝目而视，令人沉浸于函壁的画像之中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宝函出土时用一条约 50 毫米宽的绛黄色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

第八重：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银棱檀香木函。它是八重宝函的最外层，长、宽、高各 30 厘米的银棱盝顶黑漆宝函。所谓“盝顶”，就是函盖上棱成斜面的函。它是用极珍贵的檀香木制成，用雕花银条棱边。发掘时，此函已严重朽坏。

2)盛放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毁佛事件所产生的佛指舍利破坏风险，同时出于防盗考虑，特在地宫后室增设密龛。用五重宝函安放真身舍利。

第一重：壸门座玉棺。棺盖雕刻普贤菩萨像，玉棺放在雕花棺床之上。玉棺之内供

养的舍利是释迦牟尼佛真身灵骨，为左手中指，指节颜色微黄，有裂纹和斑点。据发掘者称，刚刚出土时，玉棺内有液体，灵骨因在液体中浸泡千年而骨质松软，且有白色小霉点附在灵骨之上。

第二重：嵌宝石水晶椁子。顶嵌有黄、蓝宝石各一颗，在椁盖上雕着观音菩萨坐像，有轻微损坏痕迹。这可能是武则天迎佛骨时所用九重宝函中的水晶棺。

第三重：银包角雕花檀香木函。出土时仅银包角保存下来，檀香木仅存木片。

第四重：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函。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函就是前文提到，舍利重获后，僧人智英所施的舍利容器。上面放着两枚硕大的水晶随球，一大一小，大的直径 5.2 厘米，小的直径 3.9 厘米，表面有明显的砍砸痕迹。这两枚水晶球是佛指真身舍利的感应舍利，体现着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灵骨、影骨和感应舍利“三位一体”的佛舍利体系的新特点。在古代中国，天人感应、谶纬、五行、祥瑞等文化观念，向来被认作是天人之间进行意义传达的重要表达形式。专家认为，中国古代佛教史籍中，有着大量有关“祥瑞”“感应”“灵验”“应迹”的记载，重视“感应”是中国佛教的显著特点，感应舍利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此外还有两枚雕花白玉指环、两枚雕花金戒指和一串宝珠。

第五重：铁函。由一层丝绸织物包裹，因年代久远而朽坏殆尽，仅可从残片中识别出它原来的材质和纹样。

七、物帐密码

负责送还舍利的太监，将舍利地宫安置于地宫后，在地宫甬道放置《志文碑》和《物帐碑》，分别记录送还舍利之事和送入地宫的宝物。

《物帐碑》长 113 厘米，厚 8 厘米，高 68 厘米。碑上正文部分共 52 行（其中有 3 空行），一行 40 余字，总字数达 1700 余字。像这种在石板上刻录、以完整形态出土的物账碑，现在别无它例，因此其价值极为珍贵。该碑文详细记载了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室戚贵、内臣僧官供奉佛指真身舍利的金银宝器、衫袍衣裙等共 2499 件，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帐碑。碑文清楚，名称罗列明晰，有标重类注，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以及衣物宝器名称、制作工艺、衡制、纺织服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佛教大型活动物品籍帐记录。

碑文原文如下：

文建、王仲真等一百廿人。各自办衣装程粮，往来舁真身佛塔。监送真身使

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后：

A 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袈裟三领、武后绣裙一腰、蹙金银线披袄子一领、水精椁子一枚、铁盝一枚。

B 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二件：银金花合二具共重六十两，锡杖一枚重六十两，香炉一枚重卅二两元无盖。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香宝子二枚共重四十五两，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金襕袈裟三副各五事。毳纳佛衣二事，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新丝一结，百索线一结，红绣案裙一枚，绣帕二条，镜二面，袜十量，紫靸鞋二量，绣幞十条，宝函一副八重并红锦袋盛：第一重真金小塔子一枚并底衬共三段（内有银柱子一枚），第二重珷趺石函一枚金筐宝钿真珠装，第三重真金函一枚金筐宝钿真珠装，第四重真金钑花函一枚（已上计金四十七两二分，银二分半），第五重银金花钑作函一枚重四十两二分，第六重素银函一枚重四十九两三钱，第七重银金花钑作函一枚重六十五两二分，第八重檀香镂金银棱装铰函一枚；银锁子及金涂锁子七具并钥匙锁子等共计银一十六两四钱，银金涂钑花菩萨一躯重十六两。银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件、枚、双、对，内碟子一十枚，波罗子一十枚，碟子一十枚，香案子一枚，香匙一枚，香炉一副并碗子，钵盂子一枚；羹碗子一枚，匙筯一副，火筯一对，香合一具，香宝子二枚（已上计银一百七十六两三钱）；

C 真金钵盂锡杖各一枚共重九两三钱，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沉香二枚重四斤二两。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席褥、幞头、巾子、靴鞋等，共计七百五十四副、枚、领、条、具、对、顶、量、张。

银金花盆一口重一百五十五两，香囊二枚重十五两三分，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随求六枚共重廿五两，水精枕一枚，影水精枕一枚，七孔针一，骰子一对，调达一对，棱函子二，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托子一副，琉璃碟子十一枚，银棱檀香木函子一枚。花罗衫十五副内襕七副、袴八副各三事，花罗袍十五副内襕八副、袴七副各四事，长袖五副各三事，夹可幅长袖五副各五事，长夹暖子廿副各三事，内五副锦、五副绮、一副金锦、一副金褐、一副银褐、一副龙纹绮、一副辟邪绮、一副织成绫、二副白氎、二副红络撮。下盖廿副各三事，接袄五具，可幅绫披袍五领，纹谷披衫五领，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缭绫影皂二条，可幅臂钩五具，可幅勒腕帛子五对，方帛子廿枚，缭绫食帛十条，织成绮线绫长袄袜四十量，蹙金鞋五量，被褡五床，每床绵二张、夹一张，锦席褥五床，九尺簟二床，八尺席三床各四事，八尺踏床锦席褥一副二事，赭黄熟线绫床皂五条，赭黄罗绮枕二枚，绯罗香绮二枚，花罗夹幞头五十顶，绘罗单幞头五十顶，花罗夹帽子五十顶。巾子五十枚，折皂手巾一百条，白异纹绫手巾一百条，揩齿布一百枚，细异纹绫夹皂四条，白藤箱二具，玉椁子一枚，靴五量各并毡。

D 惠安皇太后及昭仪、晋国夫人衣计七副：红罗裙衣二副各五事，夹缬下盖二幅各三事，已上惠安皇太后施；裙衣一副四事，昭仪施；衣二副八事，晋国夫人施。

E 诸头施到银器衣物共九件：银金花菩萨一躯并真珠装共重五十两并银棱函盛银锁子二具共重一两，僧澄依施；银白成香炉一枚并承铁共重一百三两，银白成香合一具重十五两半，已上供奉官杨复恭施；银如意一枚重九两四钱，袈裟一副四事，已上尼弘照施；银金涂盝一枚重四十一两，僧智英施；银如意一枚重廿两，手炉一枚重十二两二分，衣一副三事，已上尼明肃施。

F 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两、钱、字等，内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廿七两一字。

G 右件金银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高品臣孙克政、臣齐询敬、库家臣刘处宏、承旨臣刘继同与西头高品彭延鲁、内养冯全璋、凤翔观察留后元充及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清简、云颢、惠辉、可孚、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师益，令真、志柔及监寺高品张敬全、当寺三纲义方、敬能、从諲，主持真身院及隧道宗奭、清本、敬舒等，一一同点验安置于塔下石道内讫，其石记于鹿顶内安置。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谨记。

H 金函一重廿八两，银函一重五十两，银阏伽瓶四只共重六十四两，银阏伽□花水碗一对共重十一两，银香炉一重廿四两，银□台三只共重六两，已上遍觉大师智慧轮施。中天竺沙门僧伽提和迎送真身到此，蒙恩赐紫归本国。兴善寺僧觉支书

I 凤翔监军使判官韦遂玫、张齐果迎送真身勾当供养

真身使小判官周重晦、刘处权、吕敬权、阎彦晖、张敬章

右神策军营田兵马使孟可周

J 武功县百姓社头王宗、张

《物帐碑》所载实物计量表

八、金钱铺地

封闭地宫的最后一个流程是用铜钱撒满地宫的地面，这就是所谓的“金钱铺地”。法门寺地宫出土铜币两万多枚，多散撒于地宫踏步台阶及前、中、后室地面，在中室放置佛指舍利灵帐的汉白玉双檐彩绘灵帐底座地上，同样铺满了铜钱，秘龛内装有佛指舍利的五重宝函，四周也由钱币环绕，少量出土于出土的宝函内。计有“半两”“五铢”“货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会昌开元”等 30 余种，仅“会昌开元”就有“京”“润”“舆”“洛”“洪”“昌”“蓝”“鄂”“兖”“平”“粱”“宣”“襄”“越”“潭”“梓”“廣”17 种，有些铜币还有供奉者的墨书题名。

钱币种类多样，涉及的历史朝代较多，比如秦半两、汉五铢、新莽的多种货币，以及隋五铢和唐朝各个时期的货币。其中唐代货币的比例最大。这些钱币既然是以唐王朝的名义在非常严肃的大型法会中供养给舍利的，那么为什么不选用清一色的当朝货币来供养？因为李唐皇室希望突出货币的跨时代特点。供佛钱币的跨代性是一种宗教仪轨，钱币时代的久远与连贯更能彰显供佛的严肃与虔诚，以求得更大福报。

除一般铜钱外，还有 13 枚珍贵的玳瑁开元通宝。唐代皇室用玳瑁制作的钱币为我国考古发掘所罕见，仅仅出现在法门寺地宫，具有施财、供奉、吉祥之意。这是迄今发现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品类。玳瑁是一种海龟壳，当时由沿海一带的地方官负责进贡给朝廷，唐代就有制作花钱的传统，纯金开元通宝与玳瑁开元通宝类似，都不具有使用和流通性质，而是作为高级花钱用来供奉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