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静夜思
我不止一次的明确地认识到:女人是我一生中绝不能缺的。不过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个观念如一种执着而善于变化形态的病毒,顽强地修正完善自己,缺总是不能缺,但是为什么不能缺,却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我赶在这项国策实行的前一个月落地在衡阳曲兰大河边的一大间青瓦房里。当我被确认是个带把的时候,整个祖屋都沸腾了。父亲已经是第二代单传了,姐姐妹妹七八个,就是没有兄弟。父亲这一年已经四十岁,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下发到各个地方,晚一个月出生的小孩就没有了户口。母亲肚子里的我已是这一血脉的最后一线希望。我在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中有幸站对了队伍,从而成为整个家族的中心和希望。据说有个开心的远房表叔和开心的父亲嘻哈打闹得滚到了堂屋前天井里。
祖屋四起四落,家族里的各房亲戚都占一间,围着中间的堂屋里面敬拜着家族祖祖辈辈的神明。红漆的木柱粗大达摩,虽然年月已久,漆水斑驳脱落,却有着不怒自威的气势,房顶一色的青瓦飞翎,夹杂着古朴的气窗,偶尔扑棱出各种燕雀小鸟。每房都打了泥灶,灶后面堆放着后山拾来的柴火,另挂着火钳,吹火筒,和一把柴刀。那天,所有的灶都点燃了,豆腐的香气伴随着青石瓦上的烟管鼓冒出的浓烟飘满整个郁郁苍苍的后山。
爷爷在父亲十岁那年就去世了。满爷带着子侄们走进我奶奶住处,双手合拳行了个礼,接过父亲递过的茶碗,就坐到椅子上,开口道:“这孩子是修字辈的,就叫修宇把,取修行慎独,气宇非凡的意思。”父亲和奶奶都没有做声,某个叔叔就在族谱上一笔笔登录了这几个字。奶奶谢过满爷,父亲便去挨家挨户地送红鸡蛋了。其它人则四散去公布这个小鸡鸡的家族名字和什么时候开始开席。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被忽视的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她只是在奶着我,看着我,并不在乎外面人声嘈杂,礼尚往来。她也不是第一次生小孩,所以,伴随她的只有做母亲的骄傲和终于生下个男娃家族地位超凡提升的愉悦。我父亲不是农民,我母亲更加不属于这块土地。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去见奶奶,由于下午就没有车了,父亲带着我和姐姐从曲兰一直走到大河边,不断地骗我们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我和姐姐吃光了所有带的饼干,在路上找了几家人要水喝,休息了四五轮,走到半夜才看到大河边祖屋在晚雾氤氲下闪闪烁烁的灯火。走了大概十几里把。我清楚地记得后来父亲说过,土改前,你们走过的路都是你爷爷家里的土地,那些给你们水喝的都是我们家的长工。再问起,父亲就不再提一个字。
正是由于这广袤的土地,父亲从小就是地主狗崽子,愤怒地离家漂流,辗转到四百多里外的省会,借助肚子里的私塾先生教的学问,成为国有印刷厂的一名工人。由于他骨子里的高傲性格和文人特有的自私狭隘以及他狗血的出身问题,让他即使发表了很多文章也被文联拒之门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郁闷和纠结,不是我们今天能感受和想象的。
在那个开车也要拜师学徒的年代,学习先进的印刷,制版技术也是需要挑选的。祖国河山一片大好,劳动人民个个平等,阶级出生问题在所有问题中是重中之重。唯独这个印刷行业,没有文化那是无法立足的。你背东捆西可以,但是你大字不识如何正确地传达党的意志?在那个年代因为一字之误而牢底坐穿甚至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太多了。所以,我父亲这个地主崽子当上了印刷学徒这种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外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确实发生了。因为,他识字,关键的时候还可以背黑锅。当然,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推测。
我看过父亲年轻的时候在篮球队的照片。五个人个个精神焕发,即使是黑白的照片也关不住那扑面而来的青春岁月。劳动着是愉快的,而且工资不低,能养活衡阳老家的奶奶以及幼小的两个妹妹。父亲业余时创作的小说,杂文我也偶尔见过剪报,不过烙印了过重的时代气息,他骨子里的地主家族血脉散发的反动气质一点也没有表露。不过由于他的出身,恋爱倒是自由的,不会受到什么干涉,毕竟看上这种成分的人少之又少。
照片里的母亲出奇的漂亮,黑白片的美人就是那个年代的象征,大眼睛,直鼻梁,饱满的脸上透着少女的气息。这种气息在如今的少女身上一样可循,就是那种不施粉黛,粉红光滑的天生美肤。母亲从花明楼附近步行到长沙,跟着在长沙当国家企业高级技术工人的姨父的老婆学裁缝。这个姨父,就是我父亲的师傅。
那个时候高级工人的地位实在是高,没有职位,但是有工资高低,姨父,我姨外公姓董,在厂里拿最高工资,号称“董八级”。我父亲后来也叫“八级”,而我则外号“九爹”,那是后话兼笑话,因为工资最高也就八级。
徒弟和侄女,工人和村妹,书香气和漂亮脸,其它的就不必多说了。反正喜欢做媒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共同爱好。徒弟加侄郎,那是亲上加亲。不过后来大革命期间,董八级成为厂里面造反司令部的司令,而父八级则成为游弋于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逍遥派,道不同不相为谋,造反司令部的枪,五一广场的炮弹,亲戚之间的淡泊,夫妻之间的追随,那是时代的变迁和每一个人思维错位的蝴蝶效应,是当时大喜之时没有任何人想到的,那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