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24:宾馆
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加格达奇-塔河-十八站 晴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睡觉前，把被汗水湿透的里外衣服都洗了。想睡的时候，听见不断的汽车喇叭声以及火车的汽笛声。蚊子也吵闹得厉害，非逼着我起来把它们都打死不可。昨天被跳蚤咬过的地方都红肿起来了，钻心地痒，以至于我对蚊子送给我的几个红包都没了感觉。
早晨六点整，火车站的大钟开始播放《东方红》乐曲。声音响亮悠长，不得不起床。
加格达奇站的钟楼。大兴安岭的夏天昼长夜短，早晨六点就已经阳光明媚。
过马路去售票厅问回程票，还是那位漂亮的女售票员，她还记得我是在等哈尔滨的票。她说昨天半夜有张退票，刚刚被人买走，“你要是早点儿来就好了”。我说六点刚过我就到了，怎么还不够早？她说，“我们是24小时营业的，我一宿都没合眼了”。确实，从她的脸上能看出明显的倦色。我便试图安慰她，半夜买票的人不多，你们可以玩手机啊。她说，“我们铁路系统是军事化管理，上班时不许看手机”。
是啊，干什么都不容易。
过马路之前先给我住的宾馆拍个照，认出来这就是原来的站前旅店，现在的外表有些变化，贴上了欧式的柱子和帽头。当年，我们十八站造纸厂在加格达奇有个办事处，来办事的人员出行都靠自行车，我在某天晚上把自行车锁在了这个旅店门前，第二天早晨去取时，已经被偷走了。
兴安饭店，原来的站前旅店。
现在，这家宾馆叫做兴安饭店了，100元的住宿费里包括早餐。早餐的质量非常好，有各种粗粮窝窝头，大饼子，山野菜，我吃得很饱。我觉得这顿早餐就值100元了。
退房后再过马路，进到候车室，还是原来的老候车室。以前这里面有很多柜台，卖的是小食品、杂货和报刊杂志等，人很多，非常热闹。有一次，我在交钱买最新一期的《读者文摘》时（那时还没改名为《读者》），皮手套被偷走了。那是单位刚发的羊皮手套，六七十元一双，在当时可算是不少钱呢，叫我心痛了好几天，因为那时的一本杂志才几毛钱。
加格达奇候车室
现在的候车室里很空旷。不卖吃的，不卖用的，竟然连商品广告都没有。
带空调的硬座车，四十一块五。售票员在输入我的护照信息时，用的是汉字，而且三个字全都写对了，够聪明。
准时检票上车。上车的人不多，车上的人也不多。车内有开水，有空调，没有了风扇的噪音，不冷不热，非常舒适。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新林林业局的母女，她们俩平时住在加格达奇，女孩在加格达奇实验高中上学，今年高考时回新林参加的考试，成了新林今年的文科状元。今天特意再回新林，是受电视台的邀请，传授学习经验，顺便去看爸爸和奶奶。爸爸是林业局的，因收入太低导致妈妈改嫁。妈妈说，孩子爸爸是个好人，就是太蔫巴，没能耐。女孩在小桌上放了两本超大超厚的手册，一本是全国高校在黑龙江招生的名额和录取分数线，另一本是各高校在黑龙江招生的专业目录。她在忙着查阅手册做记号，为报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而纠结。我拿起两个大厚本翻了翻，一本里面全是表格和数字；另一本里面全是表格和文字，两本里都没有照片，读起来确实叫人感到很茫然。想当初，我们高考后报志愿时，全部参考资料只是几页报纸而已。
我自我介绍是东北林大的教师，女孩的妈妈就请我帮着参谋一下。我说，我当然要推荐报林大喽，学文科的，可以报人文学院，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沈南就是人文学院法学系毕业的。
女孩问法学系好不好考研。我说女孩考研干什么，多学三年不如早点儿参加工作，早点儿结婚生子。女孩说，考了研将来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考到博士才保险。女孩妈妈表示会支持女儿读博，“妈妈供你”。这真是一位女强人，靠一己之力在加格达奇挣钱养育女儿。
坐在我边座上的女士完全同意女孩妈妈的观点。她说，女人要努力奋斗，要独立自主，不能做家庭主妇。她也是个女强人，是图强林业局（1987年“五、六”大火的重灾区，过火面积达80%以上，后在废墟上建起了标准现代化的林业新城）的，也甩掉了在林业局工作的丈夫，现独自在加格达奇工作。
我问边座的女强人，若是女人们都不愿意做家庭主妇，那该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呢？她说，谁愿意做家庭主妇谁就去做呀。
我问两位女强人，你们撇家舍业地去加格达奇工作，难道在新林、图强找不到工作吗？她们说，限砍限伐以后，在加格达奇找工作都不容易了。所以她们的孩子一定要考出去，考到南方去。东北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的加格达奇有三个“一”：一是相当于一个省的面积；二是相当于一个县的人口；三是相当于一个乡的财政收入。
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列车员解释说，一个羊倌把羊群赶过铁路后，自己坐在铁轨上休息。火车司机把车停稳后，下去劝羊倌远离铁轨。他认识那群羊和羊倌，知道原来的羊倌去南方了，现在的羊倌是个弱智。乘客们都很有同情心，没人抱怨。
到达塔河站时，列车晚点40分钟。去十八站的长途大客车依然等在站前小广场上。
长途大客车开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十八站的客运站，票价仅13元。
川兄到客运站接我，我自己是找不到北了。三十年前，这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栋楼房，都建在唯一的一条土路两侧，相距不远，往哪里走都不会转向，而且大客车司机总是照顾乘客就近下车。现在，十八站俨然是个县城的样子了，宽阔的公路纵横交错，楼房鳞次栉比，竟然还有了这个客运站。
十八站客运站
川兄是和我同一批到造纸厂报到的林大毕业生。现任经营公司的副总。
台长已经帮我联系好了，让我今晚好好怀旧——住在我曾工作生活过的造纸厂综合楼里。台长也是林大毕业的，比我晚三年到造纸厂报到。那时造纸厂已经停建（参见《人生》），她随后去了十八站广播电视台。台长的丈夫也是林大毕业的，比她早一年加入造纸厂。
台长在综合楼前迎接我和川兄。见到她的面，我想起来她是谁了。她在校期间，年年都是长跑冠军，而且远超亚军一大截，是林大的体育明星，为我们系争得了无数荣誉。那时，我是系研究生会的主席，经常见到总支书记。总支书记夸耀自己是个伯乐时，总以她为例，说是他最早发现了她的长跑天分。
当年，我们造纸厂的综合楼是十八站最高的建筑，有三层。是在我们这一帮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监理下盖起来的。在入住之前，我到楼顶上检查水箱，发现建筑工人不仅没有把水箱里面弄干净，还在里面方便。我有洁癖，最受不了这个，也信不着别人，就亲自钻进去清理。那个活可不好干，里面很闷，干几下就一身汗，水箱里面的铁锈粉和水泥灰粘在汗液上，就像是绘画颜料涂在了身上。从那之后，我对所有来自楼顶水箱的水都存有戒心。
原十八站造纸厂综合楼，也是招待所，后来叫做松雪宾馆。
综合楼现在叫做清荷湾洗浴广场。台长帮我预定的是三楼的标准客房。办手续时，接待员不接受我的护照，最后用川兄的身份证办了手续。
交钱的时候，我看到接待柜台侧面贴着一份提示。
打架斗殴成本提示单。打架直接成本=5日至10日行政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至少1000元医药费用。打架附加成本=心情沮丧、低落、郁闷、后悔+名誉、形象受损+家人、朋友担心+学习、工作、生活可能蒙受更大损失。打架风险成本：除自身可能受到伤害外，如受害人伤情达轻伤以上，那将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楼原是饭店和餐厅，现在是洗浴中心。台长和川兄陪我上楼。楼梯还是原来的楼梯，走廊还是原来的走廊，每迈一步，我都仿佛走进了三十年前的时空。上到二楼楼梯的拐角，抬头见到通向阳台的门还在原处，但原来挂着巨幅山水画的墙面空空如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鼻涕也跟着流下来，弄的台长和川兄不知怎么安慰我才好。
二楼原是招待所的客房和我们的职工宿舍，现在所有的房间都被打通了，改成了健身中心。当年这个楼设计得好，用梁柱承重，而不是靠间壁墙承重，所以墙体较薄，可以拆掉。
到了三楼，用手里的真钥匙（不是电子卡片）打开台长给我定的房间，竟然就是我们科原来的办公室。我感谢台长想到我的心里去了，台长笑着说，她加入造纸厂时，这幢楼已经卖掉了，她并不知道这间房是哪个科室用的，只是碰巧了。正说着，接待员进来说，对不起，这间房要检修下水管道，请我搬到另一间房，是个套间，比这个标准客房的条件好一些，是这间宾馆唯一的套房，不需要我另加房费。
我当然同意了。套间在三楼走廊尽头，是把两个办公室的间壁墙拆掉改成的。外间就是原来的招待所所长（参见《人生》）的办公室，现在里面还有一张大办公桌。但肯定不是三十年前的桌子了。
坐在前招待所所长的位置拍个照
套间的床铺与标准客房的也不一样，床体宽大豪华，被褥是粉色的。
高级实木大床，粉色花点床铺。
住处安排妥当以后，台长与川兄陪我去买了两份礼品水果。
先去了副科长家。他一个人住，不用孩子陪着养老，嫌烦。孩子们只负责给他送吃的，帮忙干点儿家务，还把他的室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
副科长的卧室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我跟他说，我们第一批大学生刚来的时候，就是你接的。你还领我们去了十八站的百货商店，买了劳保用品，有雨衣和靴子等；还买了生活用品，有烧水壶和暖壶等，你还给特意为我们每间宿舍里买了一个痰盂。你说，“你们大学生讲文明，不随地吐痰”。那时，我们住的是一栋匆忙赶工的简易平房，墙还没干透，地面是土的，痰盂摆在墙角，没两天就满了，满了也没人倒，冒漾在黑土地上。他说，这些事就更不记得了。
我说，咱们老同事晚上聚一聚，过去的事就会想起来的。他说，他早就戒烟戒酒还忌口了。我说，我也是呀，不喝酒也可以叙旧呀。台长和川兄劝我说，不勉强了吧，他就是这样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然后去了财务处长家。我以前常去他家，他的小女儿当时才上初中，我给她辅导过数学。现在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不记得我曾经辅导过她。她说她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也没考上大学。川兄打趣说，“你当时是怎么给辅导的啊？”
财务处长家的房子是在建厂初期时盖的，刚建成没入住时，我曾帮他烧炕去潮气。
我准确地说出来了这铺炕的位置和灶眼的位置
财务处长最近腿不太好，但表示晚上一定会出席聚会。
我又要求去看我最初住过的临时宿舍，那是两栋简易平房，还在呢，后来被加固过，成了永久住宅。现在川兄的父母住了其中的一栋。三十年前，川兄的父母从四川搬到十八站，与他一起支边。老两口很会种菜，自家院子的农产品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有盈余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
曾经的临时宿舍，现在是川兄父母幸福的家园。
这是外屋，有两扇门，一扇门通灶房，一扇门通里屋。曾摆着两张床，我的床就在照片上冰柜的位置，室友的床紧挨着门。冬天时，窗户上蒙着保温塑料布，看不见外面的风景。
另一栋平房住着我的老同学。他也是举家搬到十八站，他的太太还在家里面办过幼儿班。
老同学家里面有黑板
晚宴时，除了副科长，现住十八站的造纸厂老员工和家属都到齐了。
造纸厂的老司机（当年是年轻司机）讲了许多过去的故事。我问起曾经在十八站拍的那部电影是否上映了。电影剧组还曾与我们一起在十八站林业局招待所的食堂吃饭。老司机说，他也记得拍电影的事，当年那可是个大新闻。电影的名字好像叫做《野山的呼唤》，在十八站的原始森林里拍的，不过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在还没喝醉之前，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我第一次和造纸厂的同事们合影。现在说起来，我以前竟然没在十八站照过一张相。包括那次专门为我举办的欢送会上，都没有照过相。那时的相机还很贵，胶卷和洗相也都很贵。还好，在会议室的大桌子上，摆了一台全新的飞利浦录音机，录音机里装着磁带，在欢送会进行期间，一直亮着红灯在录音。
欢送会是由老主任伯伯（参见《人生》）主持的。先是领导们讲话，然后是同事们“赠言”，最后宣布把录音机送给我，以帮助我学好外语。那台录音机的质量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高档电子产品，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新西兰还用过好多年。
可惜，欢送后结束后，我竟然把磁带从录音机里取了出来，留在了会议室。为什么呢？第一是没人告诉我那盘磁带是随着录音机一起送给我的，那是一盒用过的磁带，A面还有某一次项目评审会的录音。第二是那时磁带的价格很贵，我不好意思再占造纸厂的便宜。第三是我把老主任伯伯带口音的“赠言”听成了“证言”。因为我那时还不敢确定我的档案是否能出大兴安岭。我以为，造纸厂需要留下“证言”，以便在总局或省教委检查支边成果时，有个交代。因为当时国家对支边人员的政策是：五年内不许考研，八年内不许调档。
至今也不知道那盘磁带去哪了，也许又录了另一次项目评审会。那盘磁带里，录满了老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鼓励、赞美、和期望。遗憾，我再也没听过第二次。
即使能找到那盘磁带，大概也不能放出声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塑料磁带会粘黏、磁粉会脱落，模拟信号将失去还原度。从技术角度来说，一盘磁带的寿命仅有十几年。
宴席结束前，我趁着上厕所的时机悄悄把钱付了。散席的时候，台长去结了账并让老板把我的钱还给我。饭店老板好像早就知道会这样，他把我给他的票子撂在了一边，根本就没往收银机里面放。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