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河之战（六）

六、战役后果

高梁河之败，结束了自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至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坚定步伐。经此一败，后周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培植的百战精锐，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而且还丢弃了大量器械、粮饷、物资等。

逃回开封后，驴车皇帝、高梁河车神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内政。

首先是对于赵姓亲族的打压，特别是对处于金匮之盟第三顺位继承人的赵廷美，还有太祖子系等的高度警惕和强力压制——公元979年八月二十七日，太祖次子赵德昭自刎而死，年仅28岁（太祖长子赵德秀早夭）；981年三月，太祖四子赵德芳猝死，年仅23岁（太祖三子赵德林早夭）；984年，被指控金明池阴谋作乱，贬斥房州的赵廷美，惊恐成疾，病发而死，年仅38岁。得到弟弟死亡消息的赵光义对宰相李昉说，赵廷美是我的奶妈耿氏所生，并非杜太后之子，压根就不是我的亲兄弟。可《宋史•杜太后传》明确记载：杜氏生五子，赵廷美位序第四。赵光义为掩饰自己逼杀兄弟之罪，不惜向自己父母泼脏水。只是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招数，连自己的长子赵元佐都看不下去了，最终精神崩溃，以至失常。

其次，更加严密的掌控军队，如进一步加强“内外相制”、“强干弱枝”等措施，推行“三分制”、“更戍法”等法令施行，达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防止出现五代安重荣所谓的“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所以在政策上，由积极应对外敌，演变成为了消极抵抗和守内虚外。

第三，形成并强力推动“重文抑武”的国策。太宗亲自抓“兴文教，抑武事”，为了表示“崇文”的决心，大规模重建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太宗还亲率文武大臣，到新落成的秘阁登楼观书。宫中原有的“讲武殿”，也更名为“崇政殿”。从宣扬武力的“讲武”到体现重视政事的“崇政”，这显示了在他统治之下，北宋王朝国策的转变。

在赵光义若明若暗的推动下，北宋重文抑武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武人地位越来越低，文武之间的差距加大。文官对于武人的蔑视和充满敌意，以及千方百计摆脱进入武人群体的可能，越来越明显。发展到后来，不但文人们看不起武人，就连社会上的普通人，包括从事低贱行业者，都瞧不起武人。于是乎，屡屡出现宁可屈就低品级的文官，也不愿被提拔，去出任高职位武官的怪事。在如此氛围之下，武人们逐渐丧失了职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斗志遭到严重摧残，得过且过，糊弄之风盛行。太宗及之后的历代宋帝，与辽、西夏、金、蒙古等战争中，除寥寥几名武将尚称果勇、敢战外，绝大多数武将面对来袭的敌军，或躲或逃，毫无斗志。如宋真宗咸平年间，辽军南犯，禁军统帅傅潜统兵十万，却不敢应敌，“闭门自守”。

当然，我们没必要过度夸大高梁河一役的影响，因为在其后，宋辽之间，又爆发过多次战争，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后的宋军主动发起、最终又大败的雍熙北伐，而在这些败仗中，也有一些胜绩，尤其是杨业的勇力，被辽人盛赞为：杨无敌。可随着宋太宗及其后人，深入、彻底推进他高梁河之败后，拿出的诸多国策、政策、军策，宋军的实力，伴随着武人地位的降低，开始加速向劣势转化。朝廷上下恐辽情绪，逐渐弥漫且一直持续到与金的海上之盟。而所谓的送于辽国的岁币，也令宋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直接对其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澶渊之盟，宋对辽已然处于下风，只得承认辽朝占有燕云十六州的合法性，每年向辽朝赠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再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趁宋、西夏交战，借口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对宋国进行军事讹诈。宋朝廷不敢应对，以增加银、绢各十万“安抚”辽朝。所以，把高梁河之战作为辽宋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应该是有依据的。

而对辽国来说，高梁河一战，不仅解除了幽州之围，而且保卫了作为辽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辽史》中称赞高梁河之战，“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加上之后，契丹反击宋国雍熙北伐的胜利，辽国不仅在燕云十六州归属的较量中，完全占据上风，而且也表明了自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原政权与契丹对这块土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从此之后，契丹便牢牢掌控了燕云十六州。原本仅有游牧经济来源的国库，在彻底占有燕云后，既有游牧经济供给，又有农耕经济的供给，二者形成了良性的互补，为辽国国力的上升与强盛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支持。

从这时开始，辽国逐渐成长为一个长期压制北宋，名符其实的，雄踞中国北方的庞大帝国。当然，经此胜及后来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养成了辽国上下的目空一切、骄横狂妄、索欲无度，这又为其未来，因为一场心血来潮的舞蹈表演，而被毁灭的命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