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老师
俞老师今年71，他是带我入行的师傅。我们做了15年同事，有几分心照不宣，可算是半个朋友。
高个直背，胡茬和头发花白，若换去那身白棉汗衫和迎风猎猎的宽腿裤，俞老师怕是不输今天的吴秀波。都说他性格古怪，从不参加同学和同事们的聚餐，无论红白喜事、科室联谊，若请了他，必先奉上礼金或份子钱，然后总归有事赴不了那热闹的场面。久而久之，凡这类事大家也习惯了将他编外。
俞老师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你若走近说话，他必后退几步，始终保持面对面两人之间的距离恒定。第一次发现俞老师这个动作时，我还自省了一番，老师竟这么嫌弃我吗？或者我身上有不清洁的气味？这让我的自信仆倒于地，甚至有点无所适从。后来发现他对谁都是如此，终于才不以为意。熟了后有时我会调皮地逗他，他一退我便故意再前进，他再退，我再进，直到墙边，或者身形都出了门外。俞老师无奈又窘迫的表情，让年少不逊的我暗自得意不止一回。
他的话并不多，入职十年后我由门诊换到住院药房，日常事务不算忙碌，小小的调剂室常常是我们二人守着庙。那时他离退休还有四五年，许是人老了都爱回忆，他与我说了许多，职业操守，家族故事，父母，女儿。
俞老师的父亲是公派留日的医学生，母亲江苏人，大家闺秀，解放前上海的家中帮佣有十几个。俞老师生于1946年，对曾经的阔宅洋车毫无印象。他记事起母亲没有工作过，每日忙六个孩子的吃饭穿衣，冬日的一双手在冰水里冻得通红。花园小楼后来还了回来，兄姐几家住着，俞老师去过几次，有西式壁炉和整条不断的木地板。地板每年都请人打蜡，几十年了仍然光可鉴人，踩上去软软的，那弹性如今的复合地板没法比。
俞老师没说过他父亲当年居何要职，只轻描淡写提起，过年时会接到老蒋的团拜宴会邀请。父亲没有去台湾，携一家老小来到这里继续从医，文革期间可以想见的曲折动荡，父亲终于还是没熬到1976年。
四十出头了俞老师才结婚。妻是上海下放知青，在山区一所中学教书，女儿跟着妈，俞老师每年夏天休探亲假去住上个把月。他只是在说起女儿时才顺带着妻。我只见过一次师母，高高的个子，朴素爽净，端和静秀，两人走在一起说不出的和谐。
按政策俞老师的女儿可以回沪参加高考，师母退休后也回了上海，只等他退休便可在黄浦江畔团聚。他出生的那栋小洋楼早拆了，还迁房在浦东，家人一直给他留着一套。这么多年空着没住，他也不肯租出去换些银子，倒是上海的亲戚心疼这白白的钞票不要。他其实穷得很，只是穷得干干净净，不喜欢自己东西让别人糟践，“清贫”这两个字很适合他。
女儿上学起俞老师便与妻达成一致，孩子不上任何补习班，假期只管痛痛快快玩。其间妻动摇过无数次，学校和邻居也抱怨过无数次，好歹一直坚持下来。女儿是假小子性格，俞老师总是笑着摇摇头与我们说，这闺女大了肯定嫁不出去。去上海读大学，当爹的啥都没叮嘱，就一条，不要加入任何党派。女儿这次倒是极听话，全班独她一个外都写了申请书，党团老师多次晓之以理，只愣愣地说是父亲大人旨意，让老师瞠目无言。
俞老师的老母亲最后几年卧床不起，日常由三儿媳照料着，俞老师周末过去换三嫂休息。老太太见了他自然高兴，只一条，大小解时偏不让他抱着。起初俞老师以为娘避他是儿子，后来发觉三嫂不在时也让三哥抱，就是不肯他来。他想起那几次娘靠在他身上时不停哼哼唧唧，三嫂一接手便舒坦了，才恍然大悟。老太太身上瘦成了柴，嫌他的手骨节太硬硌得疼，三嫂手上肉多，抱着舒服。这个老娘啊，也不说，我想了半天才明白呢！俞老师说这就是老小孩。
老太太过了百岁才没的，孙子亲自抢救一番后，说：“ 奶奶，就这样吧！” 然后轻轻覆上老人眼睛，全家二十几口在床前送行，没有嚎啕大哭的。俞老师说，娘喜欢安静。
俞老师爱喝茶，特别爱喝那种，越老瘾越大。长年无人约束的生活过得太任性，饿了才吃，困了再睡，茶却是半点不能含糊。下班也不张罗饭食，先烧水沏上满满一壶茶，常常就喝醉了。我是听他说才知茶和酒一样，也是会醉人的。俞老师总念叨不想去上海，那儿的水有味道，泡茶不好喝。
若迎面与领导遇上，他照样目不斜视面不改色，有那真把自己当根葱的，背后难免做些小鞋，却发现派不上用场，这是个无职无权无想法的“三无”人员。“他们越把自己当什么，我就越不把他们当什么！”清高的俞老师干调剂工作一直到退休。
我们每年都要填许多表，总结述职、医德医风，大家多是从制度和规范里摘些拼凑了事，却从不见俞老师行拿来主义。他都自己写，不过字体放大不少，没几行也占满了格子。有一回交完表他和我说，今年做个试验，只竖着写了一句“ 你们会看吗？”，不信你瞧，肯定没人来找我，说明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浪费纸张。结果自然不会意外。今天我每次填表的时候都忍不住想，当时俞老师那几个字还是写得大如斗吗？
我尚存的一点关于职业的严谨，都是俞老师言传身授的，有些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医院开展新技术，需要一种速效麻醉剂，因其使用量少价格低廉，药厂停产多年市面上寻不到货源。库房里有一批存货，生产日期是五十年代，当时的药品管理法尚无对有效期的严格规定，因此也一直没有报废。领导大手一挥，用！主任让我们领出库发放，俞老师态度坚决，这是静脉用药，时间太长了，不能用！后来他们从库房直接发货使用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位患者家属去医疗废物桶找那安瓿瓶才紧急叫停。俞老师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原则性，任何领导的命令都不能凌驾于法规条例之上，医疗行为人命关天，处方是法律文书，我们的签名是对患者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有一次患者拿着一盒药找来，说吃到第二板无意中发现，铝箔上的批号已过了期，与外包装的不一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俞老师和我赶紧核查处方、入出库单，确定是这里发出的。而且打开药房现存的二十几盒，都是过期的药品穿着合格的外衣，明显被人做了手脚。
有些药商，说利益熏心绝不为过，但这种行为内部没有人配合入不了库，患者服用后产生不良后果，作为处方调配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从没见俞老师生这么大气，他说简直无法无天，胆大妄为还坑害同事。患者被主任安抚走了，后来主任几次找俞老师单独谈，好像都不太愉快地讪讪离开。他们原本是同学。
退休那年阴雨天特别多，俞老师的腿伤旧疾发作频繁，他变得很悲观，絮絮叨叨总说自己寿命不长。有天他郑重地拜托我一件事，说昨夜梦见老父亲在向他招手，曾有人预言他活不过64岁，真到了那一天，请我告诉他的老伴和女儿，不要太悲伤，自己是早做了准备的。我很诧异，一向寡欲清心的俞老师竟说出这么唯心的话，虽然不信，也不免黯然了一阵。
花甲之年的俞老师终究要去上海了。最后一天上班他交给我一包东西，里面是那批过期的药和这几年他经手的盘点账本。他告诉我，这些药主任要了好几次，他一直没肯交出来，物证在我们手里，他们不敢再这么嚣张。无论科室的账目多混乱，我们住院药房的帐是一清二楚的，他让我保管好原始账本，什么时候都经得起查。我托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里满满是敬重和不舍。
俞老师只会打电话和看短信，我在过年的时候就发条祝福语，他也不会回。这几年在小区里还遇过几次，十月来药交会买中药，清明来买婺源的新茶。那套单位房至今没卖也没租，一年就住这么几天。
听说我的孩子毕业了他特别开心。他说女儿考上公务员，快三十了还没成家，可能家里人都晚熟，女儿这么大还是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他和我说起上海人过日子的精明，专门在晚上煲汤，因为电费便宜一半，还有坐超市的免费车去买过期牛奶回来浇花，真是越有钱越算计，蚊子都能榨出半两油。我说俞老师你现在可是在沪上有不动产的土豪，他笑笑，卖了到哪里去住哟！他说不过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社区服务真周到，户口一回上海就有专人上门，详详细细告诉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就一点，水还是不好。
他和从前一样，不会邀请我进门坐坐，也不会去别人家走动。我们就站在破雾的金色晨光里叙着家常，风，凉凉的，甜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