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里的吴法宪(一)
文/彭春祥
秦城监狱里的吴法宪
(一)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近7年后,根据当时公安部秦城监狱以“十名主犯”为主体贴身看守和后来公开审判“十名主犯”工作的需要,也为了保密起见,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公安部批准,从驻全国各省武装警察部队中挑选一批骨干,调进北京公安部,驻秦城监狱,并成立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主要接手原由北京卫戍区担任的秦城监狱“高级”人犯贴身看守工作。
我有幸被从武警驻湖北某中队选中调入北京秦城,服役期尚未满就成为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的一份子。
在那里担任过曾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之称,“文革”时期曾权倾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周恩来之前,位居共和国“第三把手”的陈伯达,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军队高官“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贴身看守。
曾经的中将吴法宪北京秦城监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原苏联援建新中国的157个经济和国防建设项目之一。
刚建成时里面关押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的高级战犯,其后是有一定级别的高官。“文革”后主要以“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江(腾蛟)和“江青集团”的王张江姚陈(伯达)为主体,再后就是大家熟知的军中“大咖”“大老虎”GBX,几个直辖市的“掌门老板”CXT、CLY、BXL等人。
由于秦城监狱素来关押对象除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民党高级战犯外,均为省部级以上高级别官员,加上这是全国唯一一座不属于司法部管理而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具有被人们传说的“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的“三高”特点,因而“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监狱”的“美誉”。
该监狱因坐落于北京市北郊昌平区(原昌平县)秦城村而得名。整个监狱四周有高墙电网环围,想随意进入其间极不容易。
欲翻越围墙电网而入根本不可能,要进只得从大门而入,而从大门进入,必须得经过几道门岗。
即使当年我们每天都要进出去执勤,有时一天多次进出,都不是随意让进的,都需要有几道门岗不同颜色不同字体的“出入证”出示才行,各道门岗的《出入证》不得通用,也不得互相混用。每道门岗不认人,只认其专用《出入证》。为安全起见,且各道门岗《出入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交旧换新,并将旧证作废毁掉。
好在我们当年进去执勤时一般都是集体列队进出,又是部队,着装整齐,只要带队人员一个人出示证件即可。要不然人人出示证件,那可太麻烦了。
整个秦城监狱成为一个整体,监狱内树木粗壮挺拔,郁郁葱葱。而监狱里面又分为六大监区,依次用201----206数字排列作为代号。中间有水泥主路连接通达。各监区又自成体系,有高墙电网围着。各监区的看守对象、贴身看守人员和监管人员是不能互通、互用和互串岗位的。
各监区看守和监管人员想随意去非本人工作的监区,去目睹一下看押对象的“芳容”,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那是不允许的,即使你与其他监区的工作人员很熟也不行,除非工作需要。
如若私下带人去“看稀奇”,在当时那个还极度“左”色的年代里,那是犯大错误、受处分“脱制服”丢“饭碗”,甚至株连九族的事情,那是谁也不会冒那个大风险的。
即使在今天严重违反纪律或者犯法的事,叫谁谁也不会去做。就是同一监区不是同一岗位,都严禁互相串岗去观看在押对象,除非组织安排。
秦城监狱围墙当时,我们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北京卫戍区接管整个秦城监狱的看守工作时,监狱内有三个监区都关押着人犯。201,203,204。其他监区暂时未关押人犯。
三个监区所关押的人犯有所分类,如201监区,当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十名主犯”之一的江腾蛟等就在该监区在押。
在当时我的概念里,这个监区关押的人犯似乎是离当时的我们时间较久远的;203监区主要是以“江青集团”的王江张姚毛(毛泽东侄儿毛远新)等人为主体,204监区则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等人为主体,还有陈伯达等人。
我们中队安排执勤的监区为204监区,因此主要以看守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体的人犯以及与“林彪集团”事件相关联的相关人员。
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大校,曾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1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陈励耘;
又如曾任林彪秘书时间最长、“文革”时期第43军127师政委(当时师长为张万年)的关光烈及“文革”时期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某某某和林彪的翻译陈某某等。
还有曾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并被号称为“第一号大笔杆子”、“文革”中武汉著名“七二0”事件的“捅漏”者王力等;还有几名当时尚未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
后来,早就被隔离审查的钱浩梁(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的扮演者)和刘庆棠(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男一号党代表的扮演者),也从其他地方转移秦城监狱,关进了204监区。
《红灯记》中饰演李玉和的钱浩梁 《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党代表的刘庆棠再后来,到“十名主犯”审判前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落实“江青集团”有关案情,方便办案,有关方面又从上海将当时号称上海“四人帮”的王秀珍、徐景贤、朱永嘉、谢涛等四人弄到秦城监狱,也安排住在204监区东边三楼监舍,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巧的是所谓上海“四人帮”来秦城监狱的第一班贴身看守岗就是我。
2018年7月8日于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