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俱乐部》5 人道天道均有道，拥抱交流乃正道
关于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差异，清代伊斯兰学者马德新将二者最本质的差别概括为:
“伊斯兰教重天道，儒家文化重人道。”
源于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化，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庭亲情，关注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伊斯兰教强调严格的一神教信仰，将人与神的关系放在人生的首位，对安拉的背叛是最大的罪过。
伊斯兰进入中国后，穆斯林一直保持纯真的宗教信仰，只信仰安拉和穆罕默德，回民家庭中从没有见过祭祀道教、儒家、佛教的神的情况，回民喜欢聚集集中居住，尽量避免与多神信仰的汉人杂居，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回民街，比如北京牛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以清真寺为中心，从诞生、命名、教育、婚姻、葬礼等生活都在伊斯兰的圈子内，这种状态蒙元时代如此，明清如此，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
新疆喀什，清代行使管辖之后建有汉城，外来者及驻军住汉城，原有居民居住老城区，称为回城，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建设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城，以疏导激增的老城人口，以及接纳蜂拥而至的外来者，新城内是一个个现代化的居民小区，可小区也分穆斯林社区和非穆社区，维族小区从保安到业主很难见到汉人，汉人小区也鲜有维族人入住，一个城市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平行社会”，贫富差距、多元文化均会导致平行社会。虽说平行社会不可避免，但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小圈子里的成员与主流社会缺乏流动，将会导致社会分裂，阶层圈子对立，国家失去凝聚力。在很多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社区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自我认知、自我发展的独立社会单元。国家的主流社会不理解这些穆斯林社区的存在意义，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又加深了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怀疑。在这样的困境之下，穆斯林群体孤立地矗立在角落里，经济和社会等发展指标普遍落后于国家主流社会。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态呢？一种方法是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穆斯林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这并不能消除穆斯林在社会中被孤立的状态，有西欧为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三国穆斯林人口激增，西欧社会标榜民主，崇尚人权，穆斯林公民有完全的投票权，享受平等的公共教育机会，但几十年过去了，平行社会依旧，穆斯林群体整体上还是处在社会下层。
与西欧的穆斯林遭遇相似，中国的穆斯林境况也不佳，特别是新疆的穆斯林，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与中东部中国人相貌迥异，又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上与主流社会有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争取融入现代社会的努力，不能将他们排斥于中国社会之外，社会应要主动接纳这些穆斯林。
接纳成功与否看文化。不可否认，中国社会有相当多人排斥伊斯兰文化，“排之者不知其心”，他们其中有几个是真正了解伊斯兰文化呢，他们对伊斯兰的认知大多来自媒体报导，对伊斯兰的理解可想而知。
清代伊斯兰学者马德新在指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差异时也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
“东方圣人以人道为己任，言人与人相处之道，而天道亦在其中；天方圣人以天道为己任，言人与真宰相处之道，而人道亦在其中。”
可见，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并不排斥，存在交流交融的空间。
伊斯兰文化并不是封闭的，历史曾经无数次证明，伊斯兰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断调整自身与时代趋同的一面，是其能存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公元9世纪的伊斯兰哲学之父锵迪说：
“不管真理来自哪里，我们不应怯于拥抱它、追求它，即使它来自不同于我们的遥远种族和国家。”
中华文化同样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也应主动去拥抱伊斯兰。农业中国，经济可以自给自足，中央政府羁绊边疆地区，边疆族群与内地往来交流少，那时候可以与伊斯兰保持距离。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一体化，人员交往往来频繁，无论边疆还是内地的穆斯林都是中国国民，拥有一样的政治权利。放眼世界，全球穆斯林人口已达总人口的23%，一路一带沿线伊斯兰国家众多。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面对如何与伊斯兰文化相处的问题。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要么彼此冲撞，两败俱伤，要么彼此融通，相得益彰。
中国当局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用强迫的方式强行推行中华文明，更没有必要压制带有伊斯兰色彩的突厥文化。因为同化不是我们的目标，同化更不该是我们的出发点，将整个中国整合起来，与其他文化一起创造未来，丰富创新中华文化才是我们的目标。
伊斯兰文化是一座宝藏，一千多年来无数人智慧的积累，那里必然有中华文化所需要的养分，历史上中华文化就是吸收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的，一旦中华文化拥抱伊斯兰文化，必然是新一次的“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