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奥大学的宿舍里——1.和宿舍代表聊天

在餐厅做饭的时候，隔壁的宿舍代表又找上了我。

我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个大眼睛女孩儿，她的中文名叫李娴惠，读东方系大三。

李娴惠的脸胀得红红的，一会儿叹气，一会儿苦笑着挠挠额头，大黑眼球顶着眼眶向上看，挤出几个英文词，停顿下来，叹口气，再继续艰难地插入几个汉字。

“哦哦，我明白了，就是不能在这里做饭是吗？”

“对对对！”她惊喜地点点头，指了指我正煮着面的电磁炉，两只手在空中画出一团一团的东西，最后指了指天花板和窗户，用中文说：“烟！烟！”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昨天宿管阿姨来打扫清洁的时候，也是这套动作。

宿舍的人不让我们在餐厅用电磁炉做饭，因为炒菜的烟会把天花板弄黑，也会把整个宿舍楼弄得都是诱人的中国美食味儿，当然后者并不重要。

我和乐姗住在四楼的角落里，公共的厨房在七楼，想想看，带着所有的调料、锅碗瓢盆、各种菜，像火车头一样叮叮咚咚地上到七楼，再下来，又叮叮咚咚地拿剩下的东西，反复几遍，终于拿完了。

如果运气不好，厨房里已经有了几个穿着睡衣、短裤的卷毛大学生，那就只好在旁边拿着手机站着，偷偷地观察外国小哥们、小姐姐们如何煎鸡排、煮米饭。

轮到自己了，再哼哧哼哧地和两三个人挤在灶前，你退下来，我上前翻一下锅，我退下来，你再上去放块儿黄油。

“啊！溅到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没有！你来！你来！”

“谢谢！谢谢！”

终于做好了，再洗锅，擦灶台，把所有东西放进口袋，端上菜，又叮叮咚咚地跑几趟，已经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开始五到十分钟的吃饭时间。

想想这些，我就感到一阵凄凉，做饭就跟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开荒一样。

正在苦恼着，李娴惠悄悄地跟我说：“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这里做，收拾好‘战场’即可！”

仿佛我刚要前去开荒，结果天下大赦了！

我赶紧继续做我的饭，免得被“敌人”逮到。上次他们趁我们不在，直接深入“腹地”，然后我们就收到了索菲娅的照片：“你们的寝室太乱了！我真的不好意思跟他们说！”

我们也很不好意思，检查清洁就不能提前告知一下吗？怎么感觉像被掀开衣服，拍了裸照一样羞耻？就不能给点时间，让我们穿个内衣内裤修饰一下吗？葡萄牙人真不绅士！

李娴惠抱了个硕大的空气炸锅进来，准备烤红薯，原来我们算是半个“战友”啊！战友特意告诉我“敌人”出没的时间，我用流利的中文和蹩脚的英文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对了，你和你的室友要注意，二楼有一个人是Yellow fever！”“Yellow什么？”

“嘘！”她立马警惕起来，小声地跟我说：“Yellow fever！F-E-V-E-R！”

我还是不太懂，直到上网一查才恍然大悟！（Yellow fever：黄热病，也指其他人种对亚洲人的狂热爱好。）

“谢谢你啊！这也太可怕了！”

“不过别太担心，我听说他更喜欢日本人！”

“啊？”我只好朝她苦笑了一下。

“你有报名我的课吗？”

我搅着锅里的一团乱糊，有点小惭愧，生怕她误会中国人的厨艺就这个样子了。

“没有。因为我没有钱。”她面露遗憾地看着我，做了个葡萄牙人的标志性耸肩。

这个课的报名费是40欧，折合人民币不到320，除掉孔院事故浪费掉的两次课，也有12次课，每次课两小时，这样算下来，一个小时差不多13块3毛。

我曾经花一两千学了一个月的日语，这笔“巨资”最后只剩“空帮哇”“空你起哇”“瓦塔西哇穷过苦尽得死”。相比起来，中文跟不要钱白送一样。

唉，怎么葡萄牙大学生也这么穷吗？甚至比我还穷？

我又想起我买海鲜饭的原料时，阿兰跟我说：“大学生不是很有钱，他们很少买这个，可能他们也不太会做。”

看来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外国人也并不都是表面上看着那么轻松。

“没关系，以后你想练习中文，你可以来找我说话，我就住你隔壁！”

“好呀！谢谢你！”

“你的中文名是谁起的呀？”

“我的中文老师，他教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是男老师吗？”

“是的。”

我就猜到，干什么给人家起个“娴惠”的名字？她的葡语名字是Lira，也应该是“莉拉”呀，“娴惠”完全不沾边！听起来跟七八十年代的“春花”、“秀莲”一样！怎么？还在搞“贤良淑德”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