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Benoit, L., Thomas, I., & Martin, A. (2022). Ecologicalawareness, anxiety, and actions among youth and their parents–a qualitativestudy of newspaper narratives.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27(1),47-58.

翻译：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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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尽管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日益增长，但迄今为止，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如何应对他们的生态悲伤和生态焦虑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环境行动的研究还很少。在这项范围性回顾中，我们分析了有关青少年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报纸叙事，以研究在不断发展的气候危机下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动态关系。

方法。我们纳入了2018年至2021年在美国十大发行量最高的六家报纸发布的有关气候危机期间青少年的文章。我们选择了131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对气候危机的态度。我们使用NVivo软件进行了基于论述分析的质性分析。

结果。报纸文章通常将儿童、青少年以及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观点和经历归类为四种论述模式：(a) 激烈的年轻行动者；(b) 成年人化的儿童；(c) 无辜的受害者；和/或 (d) 最终的拯救者。反过来，文章从以下四种典型方式看待家长和成年人：(a) 通过做家长经历生态焦虑；(b)安抚孩子的生态焦虑；(c) 批评青少年领导的行动主义；和/或 (d) 将气候行动重新想象为青少年生活中的一种意义来源。

结论。通过儿童主义（对儿童的偏见）框架，我们将成年人不成熟地回应青少年的方式，概念化成一种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焦虑进行的防御姿态。代替这种姿态，存在心理学的原则可以帮助家长、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和公共卫生官员更健康、更有成效地做出回应，当他们在寻求诚实但支持性的回应，以应对将不成比例地影响未来几代人的不断继承下去的生态威胁时。

给实践者的关键信息

大众媒体越来越多地揭示了儿童的生态焦虑现实，以及成年人如何回应这种焦虑。

大众媒体的报道可能有助于了解儿童和青少年如何应对他们的生态悲伤和生态焦虑，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环境行动，这些内容之前很少得到了解。

美国报纸以四种方式描绘气候变化脉络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作为要求高的行动者、成年人化的未成年人、无辜的受害者或最终的拯救者。

美国报纸很少讨论成年人应该如何回应儿童的生态焦虑。当讨论时，提供的建议通常涉及安抚儿童的生态焦虑并维护对家庭的控制。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

应关注大众媒体关于儿童对生态挑战的反应的叙事。

可以支持家长避免儿童主义的陷阱，面对艰难的现状，处理令人痛苦的感受。

可以帮助家长承担起榜样的责任，并通过行动赋予他们的孩子力量。

…危险时刻即将来临。Timothy 3:1

前言

作为世界公民，我们相信焦虑是对气候变化的健康反应，可以有益地引导成为行动。然而，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医生和研究人员，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持续影响(Wu, Snell, & Samji,2020)，从日常担忧和悲伤到惊恐发作、抑郁和自杀风险增加(Ellis &Albrecht,2017)。最近出现了“地球情感”的概念，用来定义面对环境危机的人类所经历的新式情感。例如，乡痛症被定义为，当你仍然在家乡，但在你的家乡环境以你认为令人痛苦的方式发生变化时，所经历的思乡之情(Albrecht,2019)。另一个概念，生态焦虑，虽然目前不被视为医学状况，定义为对“环境末日的长期恐惧” (Clayton,Manning, Krygsman, & Speiser,2017)。

2020年，耶鲁气候变化沟通项目的最后一次调查，涵盖了1036名成年人，发现72%的美国人相信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并且将对未来的几代人造成伤害。至少66%的人对此“有些担忧”，41%感到“无助”(Leiserowitz et al.,2021)。边缘化的人群，包括妇女、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会更加担心长期内对地球的影响(Helm, Pollitt, Barnett, Curran, & Craig,2018)。

尽管自然灾害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而易见，但对气候变化给青少年的情感福祉的累积影响的研究是有限的(APHA,2019)。一些作者认为，生态悲伤（愤怒、罪感、恐惧、羞耻、焦虑和绝望的感受）是面对生态失去产生的自然而正当的反应(Cunsolo et al.,2020;Hickham,2019a)。当面临道德困境时，儿童更有可能表达对自然界的持久同情并乐意做出决策(Lithoxoidou,Georgopoulos, Dimitriou, & Xenitidou,2017)。因此，尽管成年人经常对气候变化表现出认知上的不一致，青少人比他们会更常变得愤怒，并要求道德清晰度(Hickham,2019b)。因此，在学校中教育孩子们气候变化，显著增加了他们家长对该问题（译者注：气候变化）的担忧(Lawson et al.,2019)。

2019年，两项调查，一项涵盖了1595名年龄在14至23岁的澳大利亚学生，另一项是在美国13至17岁的国家随机样本的629名青少年，显示大多数青少年都知道气候变化并经历生态焦虑(ReachOut,2019;WP-KFFPoll,2019)。大多数澳大利亚和美国青少年都同意全球变暖会伤害到他们这一代人（70%和82%）。气候变化对大多数美国和澳大利亚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61%和68%），在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表达了更大的紧迫感。许多美国青少年对气候变化感到恐惧（57%）、愤怒（52%）或内疚（42%）。然而，更少的青少年采取行动：大多数美国青少年“很少”或“从不”与家人（54%）和朋友（61%）讨论这个问题，只有14%的人觉得他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WP-KFFPoll,2019)。

迄今为止，在科学文献中很少有关于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如何管理他们的生态悲伤，如何将其转化为环境行动，以及周围成年人如何对待他这些行动主义的研究。然而，大众媒体越来越多地关注青少年的气候行动和儿童的生态焦虑。2020年，有51%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至少每月一次听到媒体报道全球变暖的消息，而有27%的美国人至少每周一次(Leiserowitzet al.,2021)。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应该了解大众媒体关于儿童对生态挑战这个议题表达的明确和隐含的信息，因为这些现有的叙事，可能塑造了他们的受众对当代儿童童年和做家长所面临的挑战有怎样的理解。

在这项范围性回顾中，我们分析了美国主要报纸上关于在不断进展的气候危机中的儿童及其家长的论述。我们特别关注了大众媒体如何处理：（a）青少年的感受和行动；以及（b）在气候危机中家长的期望。

方法

报纸文章选择

为了量化随时间变化发表气候变化文章的数量，我们首先研究了2014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美国报纸上关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引用。为此，我们使用了Google Trends（trends.google.com），分析了Google搜索中最热门的搜索查询在不同地区和语言中的流行程度。我们使用双变量相关（Pearson’sr）检验了引用次数和发表月份之间的线性趋势。

接下来，我们确定了2018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六家美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报纸的发行量排名前十，反映了政治光谱。我们纳入了三家发行量最高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n = 25）、《华尔街日报》（n = 17）和《纽约时报》（n = 30）；以及来自不同大都市地区的三家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n = 13）、《洛杉矶时报》（n = 16）和《芝加哥论坛报》（n = 30）。我们在Google和各自报纸的网站上进行搜索，使用以下关键词和布尔运算符：“气候变化” OR “气候危机” OR “全球变暖” OR “生态学” OR “生态焦虑”，AND “孩子” OR “儿童” OR “青少年时期” OR “少年” OR “青少年人” OR “年轻” OR “青少年” OR “家长” OR “家庭”。选定的文章（n = 131）描述了儿童和青少年对气候危机的反应，以及与这些反应相关的成年人态度。

质性分析

我们对突出的陈述和摘录进行了质性论述分析。由Potter and Wetherell开发论述分析，关注语言以及人们如何使用它(Wertz et al.,2011)。与其将语言视为固定、中性且仅存在于个体内的东西，论述分析关注的是语言的社会和展演层面：也就是说，关注人们的陈述是如何产生的（建构），以及它们在人际和社区脉络中实现了什么（功能）。因此，档案不是用作资料的说明，而是视为资料。根据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p. 160)，“社会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指向文本‘之外’的东西的次要途径。分析过程涉及寻找模式，并关注论述的功能和后果”。

LB和IT独立对所有文章进行了编码，遵循标准做法(Bennett, Barrett, & Helmich,2019)。他们使用NVivo软件（澳大利亚墨尔本的QSR International）协助编码。通过总结和精简初始代码，他们确定了跨文章的主要模式（大的领域和更精细的主题），这些模式提炼了文章中的建构。他们反复完善这些模式，直到达到资料充分性(Saunders et al.,2018)，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只支持已确定的主题，而没有提供额外的建构或新的见解，因此纳入额外的文章会变得多余。通过这种方式，模式反映了一个共享的论述趋势，而不是任何单一记者或调查者的观点。事实上，整个研究小组（LB、IT和AM）定期相聚来三角互证研究发现，以保证代码的质量和他们合成建构的一致性(Golafshani,2003)。与论述分析方法一致，我们只引用了最具代表性的文章（n = 58）。

结果

总体趋势

美国有关气候变化的报纸引用数量在2014年至2020年间稳步增加，翻了一番（图1）。在2018年之后，《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今日美国》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青年气候抗议活动的报道，其中《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强调了当地事件（例如，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的抗议活动，加利福尼亚的山火）。《华盛顿邮报》关注家长的挑战，采访了既是气候科学家又是家长的专家。有关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的文章在2020年后增加。《华尔街日报》很少发表关于青年气候行动的新闻文章，17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报道了青少年举行的抗议活动。其余的WSJ文章都是批评气候运动和青少年行动者（如通贝里）的观点文章。

图1环境和气候变化：美国2014年至2020年的报纸引用（资料来源：Google Trends）。两个最高峰对应于2019年受格蕾塔·通贝里启发的气候行动运动以及2020年总统选举。虚线表示引用数量随时间线性增长的趋势（r = 0.48，p <0.001）。

论述分析

我们将研究结果分为两个大的领域：I.儿童和青少年，包括他们的生态意识、焦虑和行动；以及II.家长和成年人，反映对青少年所担忧的内容的反应。一旦我们选择了最相关的摘录，我们就会将它们组织成与彼此逻辑相关的主题和子主题。在表1中，我们总结了这两个领域的八个主要主题，每个领域有四个主题。我们接下来将分别描述每个主题的研究结果。在线上支持信息中，我们还纳入了详细的组织表格和代码手册（表S1），以及我们引用的报纸文章作为论述分析的资料来源（附录S1）。

表1 领域、主题和示例摘录

Domains and themes

Sample  quote

I.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1. Fierce young activists:  emboldened and demanding“'90s kids were asked to do 'simple things' to save the Earth. Gen  Z is thinking bigger” (Miller,2019)

2. Adultified children: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both youth and grownups“You will die of old age, I will die of climate change”  (Read,2019)

3. Innocent victims: at the mercy  of climate change“I believe the climate change tipping point has passed…I can  reasonably expect to be dead by 2050.” (Atherton,2020)

4. Ultimate saviors of humanity:  unsolicited burden on small shoulders“Helping our kids take the lead in saving the planet”  (Cousteau,2019)

II. Parents and adults

1. Experiencing eco-anxiety through  parenthood“My own climate wake-up call came [when] I heard a lecture by the  climatologist. His talk terrified me… Around the same time, my first child  was born.”(Kalmus,2019)

2. Managing children’s eco-anxiety“Parents are left to walk a tightrope between being honest and  being comforting, between empowering their kids and weighing them down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saving the world. (Plautz,2020)

3. Criticizing youth-led activism“The push to manufacture child activists is a kind of abuse, akin  to recruiting child soldiers.” (Sugar,2020)

4. Transcendence: reimagining  climate action, our world, and ourselves“Newfound awareness of how voiceless, powerless people suffer has  sparked enormous change in the past. It can again.” (Zaki,2019)

I. 儿童和青少年

文章通常将儿童、青少年以及他们各自对生态行动的看法分为四种论述模式：（1）激烈的年轻行动者；（2）成年人化的儿童；（3）无辜的受害者；和/或（4）最终的拯救者。

1.激烈的年轻行动者：勇敢且要求高

许多文章赞扬“Z世代”（即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个体），因为他们将重点从像1990年代的青少年那样的个人行动转移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上(Miller,2019;Treuer,2019)。这些文章中的年轻行动者自认为是准备好进行集体行动的一代：“作为Z世代的成员，我们重视与同龄人建立联系，以帮助识别和实施解决方案。我们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我们寻求从过去其他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收获中汲取经验。” (O’Brien & Agrawal-Hardin,2020)。

2019年全球气候罢工抗议活动的报道，描述了儿童和青少年违反学校的规定，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参加抗议活动。这些文章将通贝里描绘成了全球年轻行动者的代表，这些行动者包括从当地带领人到匿名的青少年(Read,2019)。数十名青少年接受了采访，以揭示他们的观点和行动。文章通过指出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汽车参加抗议活动，来强调他们的减少碳足迹承诺。青少年被描绘为向学校、立法机构和司法体系等机构施压，要求它们承担责任。在2015年提起的朱利安娜诉美国政府（Juliana vs. the United States）的诉讼中，21名年轻原告声称联邦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无所作为违反了他们的宪法权利。2019年的文章，强调了原告试图加快正义的步伐，并在他们不被期望拥有权力的情况下行使权力(Rosen,2019b)。文章将儿童描绘成强大的行动者，能够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而不是被政治家当作小孩子看待(Barboza,2019b)，并且能够威胁那种将“将利润置于地球之前”从而“危及青少年未来”的经济秩序(Rosen,2019c)。行动者们还期望学校减少环境影响，并在气候变化方面提供课程创新(O’Brien& Agrawal-Hardin,2020)。

从2020年开始，文章强调了青少年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坚持不懈的气候行动。行动者们被描绘成，在“线上课程和Zoom疲劳中挣扎”，同时通过“有着社交距离的公民不服从”坚守着公共卫生准则。青少年为了更高的道德目的而违反规则，因此受到赞誉，例如在Zoom课程期间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或在疫情期间向媒体施压，要求他们报道气候变化：“我知道我可能不应该这样做。你在一个标签页上进行Zoom通话，然后在另一个标签页上回复电子邮件、制作图形、发送不同的新闻通讯” (Calfas,2020)。

2.成年人化的儿童：为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承担了责任

第二种论述模式将儿童和青少年描绘成被成年人忽视和对成年人失望的人，因此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这种角色颠倒可以理解为儿童的成年人化。一些文章强调了全球气候行动运动中心的代际冲突，并似乎支持通过抗议标语（如“你们会因老去而死，我会因气候变化而死”）或通过标题为“格蕾塔·通贝里正在让成年人（和特朗普）感到不安。很好。” (Díaz,2019)的公共论述来羞辱成年人。孩子们通过抗议标语幼儿化政治家，因为他们淡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缺乏道德清晰度，如“你们还不够成熟以实话实说”和“将政治家送回幼儿园” (Rosen,2019a)。这些文章很少提到儿童和其他成年人对年轻行动者提供的支持。

成年人化的儿童的态度和行为，类似于责备孩子的家长的态度和行为。他们向成年人解释为什么他们感到沮丧：“你们有未来。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警告他们说他们会发火：“海水上涨，我们的愤怒也在上涨” (Read,2019)；最后以他们的行为后果威胁成年人：“如果你选择辜负我们，我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Barboza,2019a)。政治家们明确成为针对的目标：“政治家们需要知道我们将有足够的选票将他们投出局” (Barboza,2019b)。然而，与不愿保护他们的成年人不同，年轻行动者关心他们后代的命运：“但愿我的孙子孙女知道如何游泳” (Read,2019)。

年轻行动者们将自己描绘成在环境科学方面自学成才的人：“我们俩没有学习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得不自己去发现它们” (O’Brien & Agrawal-Hardin,2020)。成年人不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但成年人化的青少年足够关心这个议题，他们会在网上进行研究并了解科学：“成年人认为‘哦，你太年轻，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事实，我知道最严重的后果将会是什么” (Kaplan &Guskin,2019)。

成年人化的青少年不理会成年人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期望（上学、家务），并用情况的紧迫性为他们的违规行为辩护：“对不起，我不能收拾房间，我正忙着拯救世界”；或者像是回应成年人的虚伪行为：“如果你不愿意听取受过教育的人的建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呢？” (Peltz & Jordans,2019)。他们质疑在世界崩溃的情况下实现传统里程碑的重要性：“当失去了可以用它的世界，拿到毕业证书又有什么用？” (Kohli,2019a)。正如通贝里拒绝国际环境奖的例子一样，成年人化的年轻行动者拒绝会使他们对不负责任的成年人感到感激的表扬(Barboza,2019b)。打破成年人对他们施加的限制，似乎是实现他们的目标所必需的：“她知道这笔拨款对‘零时刻’团体将是巨大的帮助。‘所以我去找护士，说：‘哦，我来月经了，我能躺在电脑旁边吗？’然后我就进去写了整个拨款。’她的策略成功了” (Yoon-Hendricks,2018)。

成年人化的青少年不将自己视为传教士。他们没有青少年理想主义者的积极热衷，而是冷静严肃地交流。毕竟，他们讨厌不得不承担前几代人自行卸下的负担：“我很想不做这个。我宁愿和朋友们一起玩，看Netflix上的傻气东西[…]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成年人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 (Plautz,2020)。与此同时，成年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弄清楚什么是优先考虑的。与成年人的期望相冲突可能会让未成年人有一种生活在反乌托邦中的痛苦感觉，其中家长的权威、学校要求和朋友的琐碎谈话与世界末日的一瞥交替出现：“你16岁，你的妈妈在吼你，你还有课要上，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死了” (Kaplan& Guskin,2019)。成年人化的青少年在集体行动中找到了慰藉，他们共同的担忧变成了一种社区：“能够被许多其他在关心的人包围，感觉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其他人在担心” (Plautz,2020)。

3.无辜的受害者：任由气候变化摆布

第三种论述模式将儿童和青少年描绘成气候危机的无助受害者，需要同情。一位中年读者在写给《洛杉矶时报》编辑的信中感叹：“我相信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已经过去了。多年来，我们听到科学家说时间不多了，但仍然有希望。我害怕他们知道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为什么要泄露真相，当这样做会导致我们一半的人陷入无法摆脱的绝望，另一半人会则加倍地否认呢？我的心为青少年，为格蕾塔·通贝里，为所有那些有我所缺乏的勇气、仍然怀有希望并在尝试的人而感到疼痛。我为自己有望在2050年之前死去感到高兴” (Atherton,2020)。前文提到的诉讼引发了一个问题，即青少年的宪法权利是否因失去了熟悉的地方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和绝望而受到侵犯(Kaplan & Guskin,2019)。一些年轻行动者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们患有哮喘、心律不齐或其他疾病，亲身个人受到影响使他们更加决心参与活动（Calfas，2020年）。

从2020年开始，文章将气候变化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推到了环境政策讨论的最前沿(Plautz,2020)。气候抑郁症的经历，被认为在格蕾塔·通贝里的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青年主导的“日出运动”的成员报告说，他们曾经遇到过因气候危机而考虑自杀的青少年：“很多参与‘日出运动’的人实际上都是出于气候焦虑而组织起来的” (Contreras,2020)。青少年通过参与行动来反击，尽管他们有恐惧，也因为他们有恐惧：“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不会不战而退，我感到很自豪。”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拒绝参与成年人的回避行为，正在采取措施减少自己的碳足迹，作为应对气候焦虑的一种方式：“有些人成为素食主义者或纯素食者。其他人甚至在仰赖汽车的洛杉矶也选择不购买汽车。”

无辜的受害者论述模式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美国的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计划不生育孩子。18岁的Emma Lim在2019年发起了“没有未来，没有孩子”（#No Future, No Children）的气候变化运动，将放弃做家长视为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的集体牺牲：“只有在我知道我可以保护他们的情况下，我才会生育孩子。这让我心碎，但我创建了这个承诺，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在恳求我们的政府”(Bacon,2019)。美国青少年的类似表态有时会被媒体当作伦理问题来讨论：“这不是道德的。这简直就是一个正在燃烧的房子” (Rosen,2019c)。更常见的情况是，青少年计划不生育孩子的表态被解读为生态焦虑。心理学家的描述描绘了青少年“因为害怕永远不会有家庭而哭泣”，或者坦白他们的秘密愿望是“希望爆发流行病以减轻对地球的压力” (Plautz,2020)。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支持气候行动的观点文章，也隐含地否认了青少年做出的放弃成为家长的决定所具有的主动性和道德分量，而是将其病态化为精神上的痛苦。

4.人类的最终的拯救者：小肩膀上的不请自来的负担

最后一种论述模式建立了这样一种期望：面对气候危机，儿童和青少年将成为人类的最终救世主。这种对英雄主义的呼吁在几篇文章的标题中都很明显：“帮助我们的孩子带头拯救地球”(Cousteau,2019)，“认识一下带领气候变化运动的青少年” (Yoon-Hendricks,2018)。在家中，青少年拯救者成为了家长的气候科学教师：“九岁的Sophia[…]恳求她妈妈让她不去上学：‘妈妈，我们能去一下下气候游行吗？’她说她已经在劝说她不再使用塑料盘子或叉子，她的妈妈同意她们可以一起去” (Wilson& Hauck,2019)。学校培训青少年拯救者与他们的家庭成员谈论气候变化；一些老师希望这些互动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不需要要求学生试图改变家长的想法：“我们不想把这个负担放在小肩膀上” (Rosen,2019a)，但其他老师要求青少年给他们的家长“讲话”：“采访你家中的某个人谈谈气候变化。唯一的规则：被采访者必须是50岁或更年长的人。[…]我的学生使用气候行动卡，要求他们的朋友和亲戚确定一个下一步行动，将一张卡从‘可以做’移到‘将做出’” (Smyer,2018)。然而，大多数科学老师否认参与气候变化倡导，并表示他们的课程建立在儿童的好奇心基础上：“你将会检查证据，并自己亲眼看看” (Rosen,2019a)。这些文章将年轻的拯救者设想为环境问题的解决者(Kohli,2019b)，他们应该得到帮助，以发挥超越他们年龄责任的作用：“（a）让青少年真实地、按照他们的条件参与进来，（b）帮助青少年理解更大的图景，（c）鼓励行动”(Cousteau,2019)。

II. 家长和成年人

新闻文章以四种典型方式描述了气候变化脉络下的家长和成年人：(1) 通过做家长经历生态焦虑；(2)安抚孩子的生态焦虑；(3) 批评青少年领导的行动主义；和/或(4) 将气候行动重新想象为超越和自我成长的来源。

1.通过做家长经历生态焦虑

描述家长支持青年气候行动的文章通常带有一种主导论述，即成为家长何如改变一个人对气候危机紧迫性的看法：“当Britton-Purdy成为父亲时，他对世界及其所受威胁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场危机有了新的紧迫性”(Gibson,2020)。责任感导致家长达到一个转折点，他们感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立场并表达担忧(Cousteau,2019)。家长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产生共鸣：“我对我儿子的爱使他的未来也成为了我的未来。这种爱扩展到了地球——这个美妙的飞船——上的所有生命” (Gibson,2020)。设想所爱之人的未来，使气候焦虑变得发自肺腑：“哦，天哪，我爱的人到2050年时将会已经35岁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感触的事情” (Gibson,2020)。因此，家长能够欢迎自己的孩子参与行动；根据一位母亲的说法：“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题。我是说，这关系到生死。”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章强调成年人允许孩子逃学，同时淡化了他们对气候行动的代际承诺：“她让她的儿子选择来参加集会，并允许他们翘课” (West,2019)。家长对其孩子命运和未来的移情不断增长，使他们成为气候变化倡导运动的首选目标受众。母亲们在听取她们应该会赞成的女性科学家发表的言论后，预计会对自己对气候科学的理解感到更有信心，并会去提高她们朋友和家人的意识(Kaplan,2021)。

2.安抚孩子的生态焦虑

家长被期望不把自己的焦虑分给孩子

提供建议的意见文章解决了家长对如何在气候危机中抚养孩子以及与他们分享多少有关生态破坏信息的疑虑：“我意识到，与孩子们分享这场危机的什么内容、何时分享、分享程度等问题，就在眼前。[…]这些对话并不容易” (Cook-Shonkoff,2019)。根据这些文章，谈论气候变化可能对孩子们有害，不利家庭关系：“图森市的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孩子，谈论了世界可能如何成为一个不适合他们自己孩子的地方。凤凰城的一名女性因此与母亲疏远，眼看着她自己的婚姻几乎因此破裂” (Stone,2021)。一些文章对遭受家长情感困扰的孩子表示同情：“把责任推卸给孩子是一回事，但我们也一直在把这一危机的情感推卸给我们的孩子。这太不公平了” (Long,2019)。

家长被期望通过专注于行动来安抚孩子的焦虑

这一准则在一些文章标题中明确地表述出来，如“家长如何平息气候危机的压力”(Cook-Shonkoff,2020)。通过报道面对着孩子生态困扰的家长，这个议题变得生动起来(Stone,2021)。流行文化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现实，电视剧如《大小谎言》和《狂喜》同理了那些不得不安抚他们孩子生态焦虑的家长(Rao,2019)。为了做到这一点，家长被期望培养一种主体感：“当我和孩子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会将其放在我们可以做什么的脉络下来谈论” (Long,2019)。一些文章为家长提供了逐步指导，以恢复掌控感并安抚孩子的焦虑(Holson,2019)：“1. 不要过度关注新闻；2. 了解你的孩子；3. 强调主动；4. 管理你能够管理的事情” (Plank,2019)。

在为灾难做准备的同时，确保家庭生活的平静

另一种模式是，家长在计划应对自然灾害的同时，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并保持着普通生活的某些表象：“在两天的时间里，当我的两个孩子都不在家的时候，我终于在我们的地下室安排了一个紧急设备。[…] 凭直觉地，我没有让我的孩子们参与这个专案，尽管我并不是在试图把这些工具藏起来” (Cook-Shonkoff,2019)。家长被期望考虑未来的代替方案，比如移民，同时确保他们的后代过上平静的生活。因此，一个不确定未来的不确定性应该隐瞒不让青少年知道：“我们应该留下来[在加利福尼亚州]，并把这看作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吗？还是说，是时候停止每年孤注一掷和希望最好的结果？” (Cook-Shonkoff,2019)。同样，故意在自然景观消失之前带孩子们参观，做得像是典型的度假计划那样，是一种被期望策略：“在她的孩子上床睡觉后，她和丈夫会讨论他们应该带孩子去哪里，那些他们应该赶紧看看的地方，在它们遭受无法挽回的改变之前” (Gibson,2020)。

3.批评青少年领导的行动主义

许多文章对气候行动的批评，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考虑到倡导者的年龄，由青少年领导的运动不能得到支持：“一场由青少年发起的政运不能完全当真” (Swaim,2019)。其他评论者则援引了孩子们的不成熟，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能力来理解气候变化：“除了少数例外，即使是最聪明的孩子也没有掌握足够的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来给你讲课” (Sugar,2020)。另一篇意见文章题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孩子们都是错的”，认为不能认真对待青少年气候行动，因为“孩子们倾向于做出糟糕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来管理事情——或投票、饮酒、开车或签订合同——的原因” (Tice,2019)。他们之所以错，是因为他们还是孩子。

青少年气候行动的批评者经常援引“常态”的概念，即儿童和青少年的预期行为。一篇文章转述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通贝里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后发布的一条推文；在推文中，他建议通贝里“和朋友去看一场老式电影，而不是呼吁采取气候行动” (Lucey,2019)。另一篇文章评论了通贝里的碳预算推文：“亲爱的，回家去吧。和朋友一起留宿聚会、给脚趾涂上闪闪发光的指甲油、开玩笑地谈论男孩。享受童年吧，你只有一个” (Stevens,2019)。青少年气候行动者所呈现的偏离“常态”的行为，经常被框定为违反规则。在描述学生为应对气候行动而罢课时，作者往往强调学生未经允许就逃课的事实，而学校管理人员的回应则带有一种责备的语气(Peltz & Jordans,2019)。一些报导者似乎积极地将气候行动者描绘成未成年的不良分子。一篇有关英国青少年行动者举办气候变化集会的新闻报道称，“当BBC发布了人群散去后棕色泥泞遭受过踩踏的大学草坪照片时，愤怒的当地人在Twitter上指责Ms.通贝里虚伪，对环境毫不关心” (Freeman,2020)。然后，该文章继续描述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生组织的一场守夜活动，纪念当地塔科贝尔连锁店的关闭，暗示了两个无关事件之间的比较。即使支持气候行动的记者们，也倾向于批评青少年行动者传播信息的方式。一篇2019年的文章描述了时任总统候选人Joe Biden不断“在直播电视和竞选活动中被青少年行动者质问，挑战他的承诺和他与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Friedman,2019)。

这种异常行为的一部分，涉及到对传统和规范的打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注入气候意识。一篇文章概述了在德国出现的新现象，即考虑到环境影响，青少年说服他们的家长不要购买真正的圣诞树：“15岁的素食主义者Parvati Smolka，经常逃课参加对抗气候变化的街头抗议活动，她决定不想看到圣诞节后圣诞树被丢弃在街头。” (Bender,2019)。在一篇有关2019年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橄榄球比赛期间举行的气候抗议的文章中，引述了耶鲁大学一位发言人的话，他表示：“令人遗憾的是，这次精心策划的抗议发生在其他学生参加重要职业比赛和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之际，成千上万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享受和庆祝两所大学的悠久传统” (O’Daly,2019)。

在气候行动的批评者中，一些人更喜欢把矛头指向那些给青少年带来气候焦虑的成年人。由于易受影响，许多评论者认为，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是洗脑的结果，而不是对事实的真正理解。在一篇关于将气候变化纳入学校课程的辩论的文章中，弗吉尼亚州代表Dave LaRock说：“老师把他们的政治信仰扭曲地延伸出来，这更接近于灌输。对孩子们来说不是好事” (Melia,2019)。在意见文章《行动是成年人的事》中，作者甚至声称，“推手制造出儿童行动者，这是一种虐待，类似于招募儿童士兵” (Sugar,2020)。有两篇文章将气候行动比作一种宗教狂热：第一篇将其描述为“一种末日末世论，警告说如果我们不遵守规定，我们都会被火焰吞噬”(Baker,2019)；第二篇文章青少年气候行动者与1212年夏天那些动身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了耶路撒冷的“成千上万来自天主教法国和德国受神启发的青少年”进行了比较(Tice,2019)。

除了灌输外，批评者认为支持气候行动的政治家之所以强调儿童的声音，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用。将儿童作为运动的代表，传达的信息是，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以至于孩子都能理解：“纯真孩童的证言是对气候怀疑论的有力武器” (Baker,2019)。一篇文章认为，将通贝里放在气候变化运动的中心是一种愚弄：“她因大胆传道气候变化而受到赞扬，右派无法在批评她的同时让自己不会显得粗鲁——太好了” (Swaim,2019)。另一位作者认为，通贝里本人强调自己是个孩子以赢得同情：“在外貌上，她娇小而面带红润，看起来比她的年龄要小，经常称自己为‘孩子’——这是普通16岁少年最不可能做的事情。” (Caldwell,2019)。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也意识到，将年轻面孔引入进他们的努力中，会有增光填色的效果。一篇文章提到，Heartland Institute将19岁的德国气候变化否认者Naomi Seibt称为“反格里塔” (Jarvis,2020)。

在支持气候行动的人中，有些人意识到不能指望孩子们来承担气候变化运动的重任：“责任不能简单地转嫁给孩子们。‘科学告诉我们接下来的10年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能等待下一代’” (Horowitz,2019)。一些评论者也反驳了后代代表生态负债的观点。一位专栏作家质疑那些正在拉响“人口过剩警报”并“把生育的人称为‘给地球增加更多的碳排放者’”的气候科学家(Holt,2019)。作者认为，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即使贫困国家的妇女明天停止生育，如果不大规模实施减碳经济，无论是地球还是他们的生活，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变得更好。”

4.超越：重新想象我们自己、我们的世界和气候行动

少部分文章中出现了最后一种模式。在这种超越的论述中，气候危机引发的存在主义问题被视为个人成长、社会变革和灵性的机会。

承认种族主义、年龄歧视和资本主义造成的伤害

与狭隘的气候变化观点相对立，一些青少年承认气候变化的影响被其他社会问题放大，如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年龄歧视。在这些文章中，行动者们认识到他们的年龄剥夺了他们的政治代表权：“我们不能投票。没有人代表我们。”他们担心因美国人的“环境不可持续的习惯”而导致的低收入群体在国内外都将因生态崩溃而受到最严重的影响(Kohli,2019a)，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种族和经济正义的问题(Calfas,2020;Kaplan & Guskin,2019)。行动者和他们的受众之间需要识别，特别强调识别那些在历史上气候变化讨论中一直排除在外的边缘化群体，正如一位黑人气候科学家，也在当母亲，所说：“我想联系像我一样的妈妈们。黑人妈妈们和棕色人群妈妈的，以及在有色人群社群中的妈妈们，因为我们受到气候变化不成比例的影响。我只是希望其他像我一样的妈妈们，知道她们在对抗这场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Kaplan,2021)。

建立同理，并在更大的时间尺度内衡量我们短暂的生命

一篇观点文章将我们缺乏同理的问题作为对气候不作为的解释：“我们并没有天生具备同理我们后代的能力” (Zaki,2019)。其中一个答案可能是，个体应该培养对更大社区的归属感：“对于我们，作为社区、作为个体，贯穿我们主题是我们为解决问题所带来的人性”(Gibson,2020)。一些文章强调了在地球演化史的脉络下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从而承认了自然世界固有的（译者注：居高临下、和稀泥）变化：“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对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世界的怀念之中(Gibson,2020)。祖先的智慧和力量被呼唤出来，以帮助青少年建立韧性。正如12岁的Axayacatzi Kuauhtzin所说：“作为土著青年，我们听过我们的长辈说，并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学到，作为地球守护者和水的保护者，我们必须坚持真理。”同样，非洲裔美国气候科学家回忆起他们祖先的孤独和坚韧：“她想把她祖先的毅力和观点灌输给她3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我的整个祖系都建立在‘你必须弄清楚如何让它起作用，如何生存下来，因为没有人会帮助你’的基础上” (Gibson,2020)。

做一个有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的和整合的榜样

超越的论述并不主张家长参与特定的气候行动，而是要成为有自我意识的榜样：“不仅要说对的话，而且要做对的事情，也许在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甚至要少说一些话。如果善待地球就是你们家的行为方式，你的孩子长大后会也会效仿” (Long,2019)。自我实现要求家长摆脱对自己同一性的僵化看法，挥别他们以前的理解，并朝着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向成长。在一篇观点文章中，一位父亲描述了自己成为素食主义者，放下他过去对男子气概的看法：“我必须接受我不会成为一个健美的父亲” (Bass,2019)。处理气候变化要求家长欢迎痛苦的感受，并接受它们的转化作用。即使没有明确提到宗教信仰，这些文章传达了一种灵性的感觉：“随着我的认识增长，我经历了悲伤的阶段。我因生态系统的崩溃而哭泣，因社会破裂的可能性逼近而哭泣，因这将引发大规模的痛苦和死亡而哭泣。让悲伤进入内心，使我达到了接受并开始行动的阶段” (Kalmus,2019)。欢迎他们的悲伤使家长能够处理它，并在之后感到真正的喜悦和力气(Gibson,2020)。与依赖教育技巧不同，整合的家长信任自己对孩子的感觉：“我不会谈论[气候变化]超过感觉合适的次数。” (Long,2019)。在决定让孩子参与哪些选择时，他们遵循着自己的直觉：“家庭中的许多选择，青少年都不会意识到，也不需要意识到。如果我们决定在寒假坐火车而不是飞机，我们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而不会让他们因碳排放的影响而害怕坐飞机。他们也不需要评判其他乘坐飞机的家庭” (Long,2019)。

让未成年人熟悉超越和灵性

超越的论述包含的一种关于在气候危机下做家长的具体观点，既不涉及安抚孩子的生态焦虑，也不涉及气候行动的具体议程。家长关注几个愿望：将生活体验投入在当下，帮助孩子成为整合的人，扩展他们对时间的理解，使他们有发声的机会，以及最后，帮助他们接受人类状况固有的（译者注：居高临下、和稀泥、缺乏社会批判）焦虑。

一些家长转而将他们的体验进一步投入在当下：“作为一个家长，我在生活中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快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要难得多——因为快乐要求我们变得脆弱，要求我们活在当下” (Gibson,2020)。自我实现的家长专注于培养“整合的”孩子，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感受，生活，失去和挥别：“Myhre致力于帮助她的儿子成为他所能成为的最坚强、最善良的人[...]，以便他带着一个稳健的、有同理心的、整合的自我感来到这个世界” (Gibson,2020)。这种做家长的方式还旨在拓宽孩子们对时间的理解，例如，通过谈论早在气候变化之前就已经灭绝的物种，或者通过解释“他们出生并没有背叛这个世界，他们出生在一个他们可以做出深刻善行的时代” (Gibson,2020)。在承认孩子缺乏主动性时，一些成年人强调了给他们表达自己和被倾听的空间的重要性(Rosen,2019a)。

最后，超越的论述对儿童生态焦虑现象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做家长不应该旨在安抚孩子的焦虑，而应该教他们如何接受并管理它：“毕竟，学会与焦虑相处并管理焦虑——这是人类状况内在的一部分——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要培养的一个重要技能。我认为，作为他们的家长，帮助培养这种类型的韧性是我的责任” (Cook-Shonkoff,2019)。（译者注：居高临下、和稀泥、缺乏社会批判）

讨论

气候危机引发了儿童和家长的存在主义关切。面对存在性威胁，个体往往借助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来分散注意力，比如压抑痛苦情感、回避责任以及将恐惧和希望投射到他人身上。同样，读者会回避那些触发羞愧和内疚感受的新闻文章。这些防御机制解释了围绕气候变化几十年来无效的沟通和集体不所作为(Stoknes & Randers,2015)。因此，媒体机构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引发读者想要回避的情况下，讨论生态问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报纸新闻叙事经常涉及到儿童主义，即认为儿童是由成年人产生、塑造和拥有的不成熟的存在。在以上描述的论述中，儿童主义的元素在对青少年气候行动者的批评、青少年行动者的成年人化，以及针对气候危机的一些建议中，都显而易见。报纸对儿童主义的依赖，会使成年读者分散注意力，不去反思他们自己的存在主义担忧和生活选择，并传递了有关儿童的信念，这些信念可能塑造有害或无效的做家长标准。存在主义心理学——通过超越的论述来阐述——或许可以帮助成年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避免儿童主义的陷阱。

儿童主义：成年人对生态内疚和责备的一种防御态度

可以说，成年人对气候变化和气候行动的反应，在个体和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出了一种对儿童的虐待或忽视。正如这些文章所描述的，一些青少年以维护代际平等的名义联合起诉美国政府。但除了将这种诉讼视为对某种虐待的回应外，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成年人会做出这种反应。

哲学家、传记作家和心理治疗师Elisabeth Young-Bruehl为解决成年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虐待儿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她的著作《儿童主义：面对对儿童的偏见》中，Young-Bruehl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儿童主义，以此为中心来探讨成年人忽视、拒绝、误解或对儿童做出负面反应的成年人心理社会动机(Young-Bruehl,2012)。在讨论“偏见的解剖”时，Young-Bruehl使用了精神分析的视角，认为偏见在根本上是建立在将焦虑和幻想投射到某种“他者”上的基础上的。这种投射可能是我们更熟悉的偏见形式的基础，比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而且，正如其他形式的偏见一样，她认为这些动态在个体和社会层面都起作用。当儿童面临存在主义威胁并大声反对时，成年人不论是支持还是批评气候行动，都可能会感到内疚、觉得受到责备或变得防御。儿童主义提供了一种避免这些负面情感的方式，即将它们投射或转移到儿童身上(Thomas & Martin,2021)。

这些报纸中对气候行动者的负面批评主要集中在青少年超越了他们作为儿童的角色界限，而不是直接批评气候科学本身。这种批评代表了一种儿童主义，Young-Bruehl之为自恋，它基于对反叛和取代的焦虑。这种儿童主义视儿童为政治力量，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和个人遗产；因此，它以控制青少年的同一性形成为中心。在这种观点中，反对或偏离规定的角色被贴上了被误导或病态的标签。这些文章中最常见的批评是，青少年不成熟，无法理解气候变化的现实：要么认为气候变化不是真的，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要么认为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值得花时间去面对。这些批评引用了对青少年设定的法定年龄限制，好像对投票的年龄限制是源自一种不言而喻的神经发育真理似的。他们认为，青少年无法批判性地思考这些问题，即忽视了青少年所能够进行的批判性思考，也忽视了大多数成年人经常表现出的批判性思考不足。但更尖锐的批评强调了青少年行动者所呈现的对规范的偏离：他们不像正常的青少年那样行事，而是被灌输了，试图从内部改变他们的家庭。那些为了抗议气候变化而逃学的青少年被贴上了违规者的标签；而即使对于那些家长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态焦虑的青少年，这些言论也只是提供了如何安抚和平息焦虑的建议，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实际的存在主义威胁是青少年行动者威胁要颠覆传统和生活方式；儿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当前世界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成年人无法重新想象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去为了未来世代的利益而避免气候灾难。他们不需要关心未来的世界，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世界。

另一方面，这里描述的许多文章将儿童描绘成英雄和拯救者。这种观点似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因为看起来得到了成年人的支持。然而，在这种形式的论述中，有一种将气候行动的重担转嫁给青少年的感觉，而不是分担这个重担。在Young-Bruehl的框架内，这种反应代表了癔症性的儿童主义，它基于所有权和征服的幻想，将儿童视为可以操纵和剥削的资源；在家庭互动的层面上，这可能涉及到角色互换，其中儿童被期望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并照顾他们的家长。在气候变化的脉络下，这种类型的儿童主义在期望儿童拯救世界的成年人中表现得很明显；对青少年气候行动者持有这种看法的成年人，可以扮演无助孩子的角色，而成年人化儿童则被期望承担起阻止气候变化的责任。在政治舞台上，成年人以通贝里这样的青少年为中心，把他们定位成运动的发言人和领袖；以这种方式，成年人就可以利用青少年行动者的免费劳动，并将他们置于批评的矛头上。像一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儿童对一项运动的支持并不会立即使它失去信誉。但让儿童充当运动的步兵，而成年人站在一边，感觉不太像是赋权，更像是剥削。

Young-Bruehl描述的第三种儿童主义，称为强迫性儿童主义，它基于对寄生虫的焦虑，将儿童视为负担。历史上，这种观点表现为青少年，尤其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自私自利、自我沉溺和浪费的假设。这种观点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但在我们分析的论述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青少年过度参与和过于关心环境。对成年人来说，为青少年而关心地球，而不是关心青少年本身，成为了一种负担。避免这种罪恶感的一种方法是完全不生孩子，正如许多文章记录的那样，在气候变化的脉络下，人们选择不生孩子。有人主张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垂死的世界中长大，但也有人认为，在碳排放方面，生孩子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儿童被等同于他们的碳足迹，是这个星球有限资源的消耗者。在这些论证中，潜在的问题是，为了气候变化，谁被期望不要生孩子。这给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滑坡，将责任归咎于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边缘化人口，而不是利用最多资源和对气候变化贡献最大的国家和公司。但是，如果儿童是地球的负担，那么我们拯救世界是为了谁呢？当选择归结为重新想象我们如何分配和利用资源或物种的延续时，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存在心理学：一种处理气候危机的有用框架（译者注：蛮扯的，跑到咨商角度里面扯太远了）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将越来越需要应对生态焦虑。如果提供者能够识别气候变化带来的存在主义威胁，他们可以帮助家长支持他们的孩子，同时避免陷入儿童主义的陷阱。美国存在主义精神科医生Irvin D. Yalom指出，那些没有接受过训练解决这些问题的治疗师往往忽视了生命的终极关切，比如死亡、自由和无意义(Yalom,1980)。在气候变化的脉络下，存在主义心理学是一个有用的框架，可以帮助成年人面对困难的真相，处理痛苦的感受，担负起榜样的角色，并通过他们的行动赋予孩子们力量。这种存在主义架构不仅可以（而且不主要是）在孩子或他们的家长的个体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且可以为公共卫生和教育信息传达提供指导。我们从新闻媒体获得信息；作为一个领域，我们有机会通过印刷和社交媒体等渠道，使用受存在主义原则启发的心理支持，来解决年轻一代日益加深的恐惧和担忧。

死亡是气候危机引发的首要关切。当个体面临死亡焦虑时，他们通常会采用两种防御机制：认为自己特殊和相信最终救世主的信念。认为自己特殊的信念涉及到个人坚信死亡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的事情。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表现为强迫性的英雄主义、过分的职业道德、自恋或对他人采取侵略行为和控制行为的倾向(Yalom,1980)。“自恋”御机制在否认气候危机的成年人中很明显。

有人可能会说，青少年行动者表现出“强迫性英雄主义”的防御机制，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通过寻找合适的信息和[管理主观性]（译者注：原文客观性一词不合适，看到与呈现你自己的视角以及视角的影响比较重要，而不是假装你是客观的，来误导他人。做研究的是人，根本就没有客观这种东西，可别唬烂了），避免了“救世主冲动”的陷阱。另一种防御机制，相信终极救世主的存在，意味着有人，或有东西，会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或者死亡是另一种生活，是天堂。假定新一代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这种防御机制的典型表现。在气候危机的脉络下，Yalom关于死亡焦虑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可以帮助个体摆脱这些防御机制，通过：（a）揭示有限性——而不是占据时间，帮助家长和孩子珍惜当下的生活；（b）接触真正的自我——不是对事物的存在方式感到惊奇，而是仅仅对它们的存在就感到惊奇；以及（c）哀悼——失去心爱的地方让人正视自己的有限性并引起个人成长（译者注：依旧胡搅，丧事喜办。保持愤怒希望和行动OK？）。

自由的关切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主动性，以及我们的责任(Yalom,1980)。就生态行动而言，人类注定是自由的，因此不仅要为自己的行动负全部责任，而且要为自己的无法行动负全部责任。当自由引发焦虑时，一种防御机制是否认、转移或回避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批评青少年行动者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成年人否认气候危机责任的明显例子；相反，那些认为青少年是地球救世主的人，试图将环境管护委托给他人。最后，为家长提供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焦虑的标准化指导，使他们能够将选择参与哪些气候行动、忽略哪些行动的责任转移给他人，并重新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生态危机中，完全接受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扩大了潜在的内疚范围，减少了逃避的可能性。一个人不能再诉诸于舒适的托词，如“我们不知道”或“那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这种存在主义的内疚（后悔、懊悔）并不是源于有过的错误行为，而是源于未做的行为(Yalom,1980)。这是一种对自己在生活中未做的事情感到的内疚。这种内疚是一个内在信号，如果能听到，可以作为个人实现的指引。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超越性的论述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家长通过自我实现克服了他们对气候不作为的存在主义内疚。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概念是指实现个人潜力、寻求个人成长、完成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成为可以成为的那个最多的自己(Maslow,1943)。如果与自我实现相结合，那么接受决策是一种不可避免且普遍的现象，可以减轻存在主义内疚。剩下的焦虑来自于此时此地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家长可能会想知道他们应该坐火车还是飞机旅行。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这是人类自由固有的（译者注：居高临下、和稀泥、缺乏社会批判）组成部分，这种“决策”焦虑就会变得可管理。（译者注：这么喜欢用固有，这么喜欢以此来摆烂，也真是神奇。什么自我麻痹的毛病。心理咨商的角度真是很缺乏社会批判。）

最后，气候变化的规模以及个体行动几乎微不足道的影响，可能会引发孩子和家长感到无意义。日本神道教等亚洲宗教从宇宙的意义上寻找意义，但西方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依赖于世俗的意义（如利他主义、对某种事业的奉献、创造力）（译者注：你确定吗？你有读过successful aging里面非亚裔才会提到belief in God吗？另外你真的要用东方西方这种假的概念吗？）。Viktor Frankl的工作对于理解生活的意义是一个有用的框架(Frankl,1959)。在他的存在分析治疗中，Frankl专注于一个人给予生活什么（创造性指向）、一个人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经验指向），以及一个人对生活的荒谬性持什么态度（态度指向）。在生态危机的脉络下，家长和孩子可以创造性地行动、强烈地体验生活，并发展让他们能够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变革性挑战来应对的价值观：自我反思、真实性、亲情特性、灵性。事实上，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抚育感和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联系(Jia, Alisat, Soucie, & Pratt,2015)，两者都可以被建构为“回报他人的善行”的方式。

限制与下一步

我们意识到存在一些限制，其中包括：(a)忽略了电视和社交媒体来源；(b)仅依赖美国的报纸，这可能不代表其他全球观点；(c)被采访的儿童和家长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人群，他们对气候行动和环境科学感兴趣；(d)在印刷媒体中，对更被动和不参与气候变化的青少年的看法，可能特别被低估了；(e)虽然有几名未成年人提到了灵性是赋予他们体验意义的方式，但宗教在所描述的论述中明显缺失。包括那些对气候变化和气候科学不太感兴趣的个体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更具宗教信仰的人的观点，可能会提供补充的见解；和(f)（译者注：有删节）。这些缺点与仅依赖印刷媒体相结合，将有助于为我们的下一步研究提供有用信息，下一步研究将基于对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进行单独和小组访谈。

结论

新闻印刷媒体揭示了青少年气候行动有可能带来个体和系统性的变革，但也倾向于简化青少年和他们家长的观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应该意识到大众媒体关于儿童对生态挑战反应的叙述，并支持家长避免儿童主义的陷阱。存在主义心理学反过来可以帮助面对困难的真相，处理痛苦的感受，并承担责任。成年人必须接受一些持续的焦虑，因为他们的主动或被动立场可能已经影响了地球的健康。然而，通过他们的行动，家长和成年人也可以通过采取行动帮助赋予青少年力量，并在这样做时，塑造积极参与和全球公民意识的榜样，他们的孩子可以效仿，以减轻他们对可能在前方的“危险时刻”感到无助、绝望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