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口述：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

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可能有两万字左右，甚至三万字。

我要把那三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

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之一。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

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数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两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

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

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

“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免于自己的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千万个病人之后免于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静”。

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台里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百分之百地投入，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

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

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地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我花了将近二十年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四十岁了，留学是二十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

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

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

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

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

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

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这个舞台。

那年春节是和爸妈一起过的，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

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

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

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哦，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

到了2018年，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

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没有出现，心里一定会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

我父亲骨子里就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

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一百三十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没有说。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弛。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

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

后来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

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会形成一种工作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

“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