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曾国藩
第六章 湘学繁盛 群贤毕集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后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与大学士倭仁、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曾国藩在朝廷任官十五年，初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历任礼、工、吏、刑、兵等部侍郎，晋至二品；咸丰二年（1852）因母丧丁忧，奉旨在家乡办团练，称湘勇，以后扩充为湘军，出省与太平军作战。同治三年（1864）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朝廷赐封一等毅勇侯。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光禄大夫，出将入相，官至正一品，最后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太傅，成为百官之首。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南征北战，前期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后期是抗击外国侵略军，收复新疆，巩固边防。
曾国藩重视西学，兴办洋务，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他采用外国军火，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试制火轮船；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又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并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湘乡派”。其所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他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选编《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
曾国藩淡泊明志，胸怀远大，毕生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事业，他在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卓有成效。其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以身作则，又能因势利导。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百数十卷，后人辑之为《曾文正公全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三十卷本，共一千六百多万字。
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一、“一宗宋儒”的学术定位
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湖湘学术领域占据优势，并薪火相传，造就了一批理学大师，曾国藩自然受此学风熏染，在治学领域以理学为正宗。特别是他升任翰林、师法桐城派宗师姚鼐后，又师从理学大师唐鉴，“从讲求为学之方”。同时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关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仁和邵公懿长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历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的曾国藩“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曾文正公年谱》）。当时，清朝已步入末世，农民起义频繁；列强咄咄逼人；封建礼乐崩坏。为解决内忧外患，清政府欲扬理学，振纲纪，曾国藩孜求理学也正适应了这一政治需要。道光末年，曾国藩去都南下，躬行践履，吸纳百家，进一步发展了宋明理学思想。
其一，曾国藩继承了朱熹的“理一元论”的宇宙观，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他说：“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曾文正公杂著·日课四条》）他还说：“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曾文正公文集·顺命性之理论》）在此，他认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万物，与朱熹的理气说并无二致。曾国藩也接受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指出：“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亿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他强调人与物，乡邻与同室，亲与不亲，贤与愚之间的差别。那么，如何认识“理”呢？曾国藩继承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曾文正公书札·答刘孟蓉书》）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认识到具体事物，才能认识“理”。反过来，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显然，这种方法论合乎思想逻辑，具有致知派的特点，从而发展和完善了朱熹的学说。
其二，引人注目的是曾国藩将宋明理学的抽象之“理”具体化为儒家礼学之“礼”，即他所说的“理则礼也”，使理学由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不再具有宋明理学玄而又玄的意味。曾国藩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文正公杂著·笔记二十七则·礼》）他认为学礼就是学“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曾文正公年谱》）学“礼”就是学“治世之术”，这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
其三，曾国藩还将“经世之学”纳入理学范畴。他指出：“镜海（唐鉴——笔者注）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将“经济”独立出来，可见，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的重视。为了实现“经世”的目的，曾国藩强调“力行”，主张躬行实践，他说：“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其将躬行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文正公书札·致吴如竹》）。曾国藩讲究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摒弃了当时理学的空疏陋习和只求心性的弊风，并且为他以后从株守宋学到调和汉宋埋下了伏笔。
二、“不废汉学”的学术情怀
尽管曾国藩在治学中“一宗宋儒”，青睐理学，但是由于宋明理学的某些思想主张，如静思修身的逻辑缺陷；由于自己对宋明理学的重新认识和检讨；由于晚清社会现实的严重困局，使得曾国藩并没有一味的偏好理学而排斥汉学，反而在晚清理学思潮高涨之际，积极呼吁“不废汉学”。这在当时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就曾国藩本人而言，不但研习汉学，接纳汉学，而且破除汉学、宋学门户之见，主张调和汉、宋之学。
其一，注重汉学修养。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读书录中可以看出，他阅读了大量的汉学著作。道光末年以后，他自称“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他曾对曾纪泽说：有清一代，风会所扇，群彦云兴，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都是学有所成的名家，“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他教导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而八本之首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曾国藩全集·家书》）。
其二，采纳汉学之长。曾国藩不拘于一家之言，对汉学、宋学的长短得失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曾国藩全集·书信》）在他看来，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证诸古制而不谬”。进而，他认为汉学的博稽名物、考论事实，有助于纠正理学的空疏之病，“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曾国藩全集·诗文》）。汉学之博，可以补苴宋学之罅漏；汉学之实，可以充盈宋学之虚疏，均有利于辅翼圣道，增强理学的生命力。曾国藩认为，只有兼取汉学、宋学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才能真正实现维护圣王之道的目的（《曾国藩全集·书信》）。
其三，调和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党同妒真，判若水火”，因此，曾国藩主张为学必须化敌为友，化解汉学与宋学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汉学末流存有“变更古训”、“破碎害道”的毛病，另一方面对左宗棠、姚莹、孙鼎臣等人用私意分别门户，“追溯今日之乱源”，归诸汉学家头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强调汉学有失亦有得。他还反复指出：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汉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言道则宋师为大”，“言艺则汉师为勤”，各有短长（《曾国藩全集·诗文》）。以汉、宋息争为基础，曾国藩力图实现二者的会通，当然，这种会通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比如他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曾国藩全集·诗文》）认为即物穷理乃古圣贤共由之轨，汉学家讲实事求是也并未逸出这一普遍真理[插图]。
而对于陆王心学，尽管曾国藩也有批评言论，但总的来说，他并非像晚清倭仁、吴廷栋等人那样力排陆王心学，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有所调和，强调用彼所长，提出消解朱、陆门户之见的论点：“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曾国藩全集·书信》）这显示了曾国藩在治学中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
三、“文以卫道”的词章之学
清代文坛，桐城派独树一帜，以文统源远流长、文论博大精深、著述丰厚清正而闻名，常以“道统自任”，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至道光朝以后，桐城文派已是波澜不惊，无所作为。当此桐城古文衰落之际，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汉赋的优点，高洪雄健，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为何曾国藩在词章之学方面如此看重桐城派？
其实，曾国藩看重的是桐城文派“文贵载道”、文学经世的为学宗旨。他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文章弘扬孔孟之道的事功功能，强调指出：“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反过来，道又必须以辞章为依托：“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道无文则无以致远，道“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曾国藩全集·书信》）。从这些反复阐述中不难看出他对辞章之学的重视。要而言之，曾国藩的辞章之学为“义理”所统辖，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工具性，这就对辞章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
曾国藩身处乱世，礼秩倒置，名教扫地，作为重臣，负有无可推卸的匡扶天下的责任，仅袭用前人“文以载道”的成说已无多大新意。因此，他一方面在“载道”基础上提出“卫道”的主张，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强化辞章对圣人之道的服务功能：“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这种“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的文学观，表明了集理学家和政治家二任于一身的曾国藩具有明确的文学功利倾向。另一方面，他对刘大櫆、姚鼐等人的文学观表示不满，批评姚氏“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未得宋儒之精密”，指出天下文章“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子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曾国藩全集·书信》）。他指责师辈疏于义理，目的是正本清源，纠正桐城文章在后期义理削弱的毛病，纠正士林学子于辞章极端求工的弊端。“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义理不仅是辞章之学的核心，而且决定辞章之学的高下，维护和提高义理的地位是辞章之学的首要任务。
为了更好地维护圣道，“坚车行远”，增强辞章的经世功能，曾国藩对辞章之学又提出两点主张。一是发展姚鼐“以考证助文境”的思想，以汉学实辞章之疏。在强调以理学充实辞章内容的同时，曾国藩还注重吸收汉学之长以改进作文的方法。桐城先师如刘大櫆、姚鼐论文重视考据，但止于字句，曾国藩则进一步认为文章要做到文义明确、声调铿锵，还必须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二是吸收汉赋、六朝文、史传文，丰腴桐城古文的文采。曾国藩在姚门弟子刘开所提出的骈散相通基础上，主张以汉赋的雄奇、骈文的华美、史传文的笃实，济桐城古文之短。他所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不局限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体例，不仅选入了六朝的辞赋，而且增加了“叙记”、“典志”两类史传文。这种博采众长的做法，大大突破了一宗唐宋的桐城文统。
曾国藩一扫桐城末流窳弱懦缓之风，挈揽众长，“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辩、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扩姚氏而大之”，“席西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二），与弟子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等一起，形成了晚清桐城文学颇有声势的支脉——湘乡派。通过对桐城文学的改造，“并功德言于一途”，他的辞章之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文以卫道”、服务于程朱理学的目的。
四、“一秉乎礼”的经世致用思想
承前所述，曾国藩在学术上的“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文以卫道”的理学追求，均在于其“守道救时”、“一秉乎礼”的经世诉求。换言之，作为晚清理学大家的曾国藩，与一般的理学家热衷坐而论道、玄谈性理不同的是，他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贺长龄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第一，将“经济之学”视为学术追求的目标之一。
曾国藩潜心于理学，应该从结识理学大师唐鉴开始。唐鉴开启了晚清理学复兴的新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倡导理学的复兴是要“守道救时”，所“守”之“道”，乃是承接孔孟的程朱理学道统；所谓“救时”，即经世。唐鉴说：“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唐确慎集·学案小识序》卷一）唐鉴又认为：“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表明了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相统一的立场。这对曾国藩后来的学术和政治生涯有极深远的影响，他不仅继承了这一点，而且有所发展。为了突出理学经世的意蕴，曾国藩将“经济”作为与“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立的学问单独列出来，并分别比附于孔门四科。将政事视为经济之学，作为学术追求的目标之一，对于士大夫们来讲，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义，这是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创新与超越。
第二，“一秉乎礼”的经世内涵。
从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内部结构看，其突出特点即是以“礼学”为桥梁和纽带，将理学和经世联结在一起。
儒家传统中的“礼”是一种社会法度，一种现实的规范秩序。曾国藩深谙礼学在儒家伦理社会的重要性。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曾国藩全集·诗文》）因此他继承前人尤其是王夫之的礼学思想，在治世方略上，提倡礼治，主张“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理学家奉为世界本原的、抽象的“理”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意义、可以落实到社会事事物物的“礼”。因此，“礼”便成为曾国藩理学经世路线当然的载体。
相对于传统的“礼”学，曾国藩所强调的“礼”的内涵有所变化。他不只停留在强调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从而求得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工夫上，而是将其推向社会，使人人都能约束自己的言行，并使整个社会“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所谓“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全集·诗文》）“舍礼无所谓道德”的“礼”即“理”，指的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纲常；而“舍礼无所谓政事”的“礼”即“礼治”，指的是经邦济民的意义层面。从表面上理解，曾氏所强调的“礼”，仍是出自匡正人心，整治政事，而实质上其内涵更多的是指“经世之术”和“治世之术”。他明确表示：“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曾国藩全集·诗文》）曾氏所谓的“礼治”，实质上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所谓经世，实质就是推行封建礼治，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秩序。
当然这种礼治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考据学盛行，士大夫“皆以考据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奇耻大辱”（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曾国藩看到了伦理和德治对于有两千多年道统的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而把推行“礼治”作为挽救时局、医治人心的治本之方。他的“内期立身，外期辅世”为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的。
第三，经世致用指导下的洋务观。
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在理学上深有造诣的大儒，但他不沉溺于心性玄谈，而是着意于实行、实功、实用。他倡导“自强新政”，主张通过洋务运动来实现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目的。作为洋务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曾国藩，显然与传统理学家不同，对学术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仅不排斥理学以外的其他儒门学派，即使对“西学”也抱着吸纳和包容的态度，试图将其纳入理学体系。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儒学占统治地位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力图通过办理所谓洋务，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曾国藩走上办理洋务这一条他并不熟悉的路，是当时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使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其船坚炮利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的大门，古老中国之赖以维系社会的“圣经贤传”连同硬弓长矛连连失效，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国人恐慌地面对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和无处“安身立命”的文化危机。紧承其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加剧了这种危机。面对外患频仍，国难日深的近代中国，曾国藩怀着“世变正未可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的沉重心情，走上了这条他并不熟悉的路，成为最早由经世之学延伸而入洋务的士大夫之一。
曾国藩提倡洋务，乃是他“守道救时”的理学经世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办洋务的前提是维护中学为体，所谓“中学”即指传统的儒学、理学，理学思想不可动摇地作为他经国治世思想的根本；在此基础上，西学为用。他主张：“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以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曾国藩全集·日记》卷二）在政治上，“修政事，求贤才”仍然是传统的“中学”办法；在军事上、经济上则可以学彼之长以自强。这是典型的中体西用的思路，符合他“守道救时”的经世之学的宗旨，即固守封建固有的伦常，以西学救变局中之华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打破文化禁锢引入西方技术的文化行为，是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回应，而理学经世路线仍是他们作出这种回应的内在动因和根据。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重大考验时所显示的变通以求生存的顽强生命力。
曾国藩的一生充满智慧，充满传奇；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为人为学，他的智慧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以至受到毛泽东、蒋介石的赞许。《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梁启超评价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难怪有人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一说法可以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他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等等，都反映了曾国藩是地道的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但必须明确的是，曾国藩对于西方文化也持接纳的态度，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所以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以及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论及曾国藩的理学思想，难免挂一漏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