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论】宣王干鲁，周失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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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巨著《资治通鉴》，浩浩荡荡294卷，洋洋洒洒300余万言，以赵、魏、韩三家分晋却被周威烈王命为诸侯之事开篇。于此，司马光凛然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的论断，认为赵、魏、韩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奸名犯分，是理应由天下共诛的乱臣贼子。而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是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过往史事为镜鉴，明于兴亡之道、得失之由，从而善理政事，达致太平。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规戒。而以威烈王之失为开宗明义第一条，是提醒君王切莫自乱纲纪、自去威权。正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周威烈王姬午在位24年，除列三晋为诸侯外，并无特别的事迹传世。而今人受司马光上述史论影响，多视之为加速周朝灭亡的昏君。其实，在周朝前后30代37王中，威烈王并非破坏礼制、自乱宗法的第一人。这种事，他400年前的老祖宗周宣王早已干过一回了。

宣王姬静早年多历坎坷。其父即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暴君周厉王姬胡。厉王37年，作为对当时高压恐怖政治的反制，“国人暴动”发生，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州）。太子姬静不及随行，匿于召公之家。国人围至，要求召公交出姬静。召公被迫以己子冒名替死，姬静因此得以脱难。（“赵氏孤儿”故事里程婴以己子替死一节的源起）此后至周厉王死于彘为止的14年里，王位虚悬，由召公和周公代为行政，号曰“共和”。厉王死，宣王姬静复辟。他继位后，政治上任用召公、樊仲山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韩侯等一帮贤臣辅政，军事上则陆续讨伐了猃狁、西戎、淮夷、徐国和楚国，使周之国力有所恢复，国势有所提升。因此，后世多誉之为“中兴之主”。

其实过誉。姑且不论周宣王晚年“千亩之败”和“太原料民”这两桩重大失误，仅从其统治前期强行介入鲁国君位继承问题一事来看，已足见其无谋。

关于此事，《史记·周本纪》只以“十二年，鲁武公来朝。”一句带过。事之本末详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当时，鲁武公姬敖携长子姬括、少子姬戏来镐京朝贡。宣王爱幸姬戏，遂私心自用，欲立戏为鲁太子。大臣樊仲山父谏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忠言逆耳，宣王不听，终究强立姬戏为鲁太子。鲁武公返国不久即去世，姬戏立，是为鲁懿公。然而鲁人不附，9年后与姬括之子伯御一起攻杀了懿公，而立伯御为君。宣王不甘失败，于伯御即位11年后悍然伐鲁，尽管最终袭杀伯御并另立新君，但从此在诸侯中威信大跌。史称：“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细思樊仲山父谏周宣王之言，可谓推理周详，逻辑严密。他将“天子废长立少”之举直接定性为“教民逆也”，又点出了“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的恶果，更提示了“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的另一种不利处境，从而挑明了宣王“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的逻辑两难，最终呈现了“废长立少，不顺。出令不可不顺。”的正确决策意见。无奈宣王不听。

宣王更深一层的用心也并不难揣测。他的治世，表面平稳，实则危机四伏，暗流涌动。对此，他恐怕也心知肚明。自百年前周昭王南征楚国沉舟不返，继以“穆、共、懿、孝、夷”五世中衰，诸侯不朝。至其父厉王姬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终酿成“国人暴动”，没有亡国堪称侥幸。宣王以“中兴”为己任，一项关键的着眼点就是要重新令诸侯宾服。

因此，宣王介入鲁国内政，强立姬戏为鲁嗣，我们恐怕不能完全从私人情感角度来理解此事。将之视作他为加强对诸侯的掌控力度而做的一种布局亦无不可。或许在他看来，从姬姓同宗入手，更易收效。但他失之操切，不行正道，而以废长立少之“乱命”强制施为，致鲁国内乱，诸侯离心，可谓得不偿失！后来骊山烽起，诸侯不救，周之失道寡助，其来有自也。

至如周幽王废申后、逐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嗣，若联想到其父
强立姬戏、乱鲁宗祀的前事，便知幽王此种措置的本源何在了。按传统史观，西周覆亡后，继之而来的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上陵下替，以智、力争雄长”的衰世。其实这股衰势早已起自周室，毁礼弃乐的首先就是周天子自己。周以宗法制度立国，周宣王毕生致力于“中兴”大业，却并不明白自己所恃究竟为何，自坏纲纪、自去威权，遗毒子孙，不亦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