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再高都白搭 | 金刚经：一部佛教思想史（26）

第二十六场 颜值再高都白搭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佛爷问：“须菩提。你觉得能够通过三十二相见到如来么？” 须菩提揣着明白装糊涂，接茬说：“嗯嗯！能通过三十二相见到如来。”佛爷说：“须菩提啊！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转轮圣王也是如来喽？”

“转轮圣王”是印度宗教术语，音译斫迦罗伐剌底、遮迦罗跋帝，简称轮王。在印度神话中，当统一世界的君王出现时，天上会出现一幅旋转金轮，作为他统治权力的象征。而这位君王将以“慈悲”和“智慧”统御天下，开创转轮圣朝。后来的佛教、耆那教都吸收了这个传说，按佛教理论，轮王以执掌部洲的多寡被分为金、银、铜、铁四等；而轮王也都具备神圣的“三十二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须菩提这时才说：“世尊，我刚是和您逗闷呢。按照我对佛的教诲的理解，是不应当用三十二相来看如来的。”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时候，佛爷说出了四句偈语：“抬着眼睛来看我，捧着耳朵来寻找我的踪迹；那是妥妥的歪路邪路，不按套路出牌就永远见不到如来。”

佛爷的嘱咐估计要让不少信众心头一凉了，真去死磕的话都是邪路没跑儿。其实佛教变成求神问卜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一方面佛爷的理论确实精妙，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认同；另一方面呢则是文化因素和时代大风气的影响。阳春白雪肯定高处不胜寒，没辙了等而下之往着下里巴人去，那就免不了要惹是生非招来祸端。咱们今次要聊的会昌法难武宗灭佛就以此为由头开始讲起。

说起来，古代王庭对佛教发起毁禁运动也不仅仅是武宗一朝，大动干戈的拢共有四次，史称“三武一宗”。首先发难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至其驾崩（452年），历时六年。史称“太武灭佛”。拓跋焘呢本来崇信佛教，和当时的高僧也往来密切。后来由于受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等人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虽然此时的拓跋焘已经对佛教产生偏见，但还没有动灭佛的念头：“世祖初继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见《魏书·释老志》）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对佛教就相当不利了。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西征抵达长安，见到佛寺基本已经沦为KTV夜总会，僧侣呢也都吊儿郎当没个出家人的样子，破戒酿酒，聚敛财物，甚至淫乱妇女，显然把佛爷的教诲都当耳边风了。但虽事有过犯，还罪不至死，然而却又在寺院里发现私藏的兵器，事情就很大条了。寺院变成夜总会嘛还可以勒令整顿，将破戒行淫的僧人缉拿法办，但是私藏兵器就等于说寺院成了地方黑恶势力，甚至有谋反的嫌疑。于是太武帝非常震怒，后果也很严重，立刻下令禁佛。“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于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徒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见《魏书·世祖纪》）“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见《灭佛法诏》）具体负责执行禁令的是太子拓跋晃，但是太子呢有心袒护佛教，因此故意放缓灭佛运动的节奏，保护了大量僧侣和典籍。只不过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也为后来的宫廷变乱埋下定时炸弹。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后来宦官宗爱谋杀太武帝，立南安王拓跋可博真为帝，又杀可博真，大臣刘尼、源贺等迎立太武帝太孙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诏复佛法。佛教缓慢回血。

第二次对佛教发难的是北周武帝“建德毁佛”。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是按照惯例尊奉佛教的，但是寺院逐年增多，僧侣队伍日益壮大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周武帝对佛教出现动摇，在道士衞元嵩的游说下改信道教。好玩的是，这个衞元嵩本来也是僧人。所以我们也能再次看到南北朝时代的思想界既有百家争鸣的一面，也有朝秦暮楚的一面。但没过多久，周武帝发现道教也不是省油的灯，觉得还是儒家靠谱。于是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578年），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亲讲《礼记》，准备把儒家学说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随后于建德三年五月下诏佛道两家一概禁绝：“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见《北史·周本纪》）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继续推行禁佛令。周武帝的这次灭佛运动相较太武帝更为彻底，华北佛教势力几乎禁绝。直到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才得以渐渐复兴。

第三次即唐武宗时代的“会昌法难”。后世很多学者认为唐代对佛教并不那么友好也是由于唐高祖、唐太宗、唐宪宗的反佛事件和唐武宗的灭佛运动。说到这儿稍微展开来谈一下，前三场“反佛”和武宗的“灭佛”是有本质上不同的。

高祖朝的反佛事件呢是由傅奕（先为太史丞，后迁太史令）挑的头儿，他也是唐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佛教的人，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据说他曾把魏晋以来反佛者的事迹编集成书，题为《高识传》（十卷），用以宣传反佛思想。根据两《唐书》记载，武德七年（624），傅奕上疏“请除佛法”。疏文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见《资治通鉴》卷191）道宣在《广弘明集》里也收录了傅奕《上废省佛僧表》里的一段控诉：“降期已后，妖胡滋盛，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洪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粳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卷11）

可以看出傅奕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去反对佛教的，后世的儒生士大夫们也都按这一套路发动攻击，它结结实实地成为佛教的“阿喀琉斯之踵”，怎么绕都绕不开。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里，佛教不遵“纲常礼法”就够妖妄的了，外加“断绝人伦”怎么看都是邪恶的。道士好歹还可以“火居”，和尚就完全不行。这一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直到佛教完成转基因、由出世转向入世后才渐渐平息；关于这一节后面还要详谈，在此先按下不表。

话说回来，傅奕的表文尽管写得激越恳切，但递到高祖那儿却反应冷淡。因为唐高祖李渊原本就是笃信佛教的，当他还是隋朝的郑州刺史时，次子李世民生病，他就跑到寺院去祈祷；李世民痊愈后他认为这是佛的保佑，为了“还愿”，他特意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到庙里去供养（见《全唐文》卷3，《草堂寺为子祈疾疏》）。但是表文来了也不能毫无反应呐，正好借此机会，李渊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诏》。诏书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莠，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所以李渊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佛教，只是借口“整顿”宗教队伍罢了。因此诏书没有完全针对佛教，道教也是整顿对象之一；但手段就非常温和了：“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佘悉罢之。”而温和就意味着执行不力，因此李渊的“沙汰”政策也没能很好地落实，走个过场就不了了之了。

太宗朝的反佛事件呢，更是象征性的。起因是在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唐太宗下了一道《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说：“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兴邦致泰，反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洎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方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见《唐大诏令集》卷113；《全唐文》卷6）

太宗这道诏书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要重拾文化自信，把本土道教放到比西域佛教更尊崇的地位上。表面看来他讲的是宗教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门阀宗族问题。虽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士族到了唐代已被大幅削弱，但在当时社会上依然保有有很大影响力。为此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撰修《氏族志》，意在重新编排新王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当然，唐太宗也很清楚，仅凭一部《氏族志》并不能消解原有氏族的影响，于是他将同为“李”姓的道教创始人老子（传说老子姓李名聃）编入自己的谱系。这样就在政治上提升了新王朝的宗亲地位，在法统上赋予了新王朝神权加持。为了避免僧人们误会，太宗还专程去寺院做了一番解释。据史料记载，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十四日，太宗躬幸宏福寺，召集大德五人一起叙话。太宗说：“老君（即老子）是朕的祖先，尊重祖先是晚辈儿孙的本分，因此朕下诏把道教排在佛教前面，各位高僧应该不会不爽吧？”寺主道懿回答说：“陛下尊重祖宗，成为天下表率，大家都来效仿，那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啊，我们又怎么会不爽？”太宗接着说：“您看自我大唐开国以来，哪里还修建过道观？但凡有一星半点儿功德，都归您佛门所有！自打朕征战四方以来，就全心全意尊奉佛教，如今天下已定，朕也只批准修建寺院，别的不行。诸位长老可别误会了朕的用心呐！”（原文见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所以尽管这样强行攀亲肯定站不住脚，问题是太宗压根儿也没care要把话给说圆了。可惜法琳没有摸清太宗的用意，单纯以为皇帝就是要“尊道抑佛”，专门跑去考证这套说法，还把窗户纸给捅破了，惹得太宗很不高兴，这就牵出了后来的“法琳案”。

到了唐宪宗朝，又出了一档子反佛事件。起因是尊奉佛教的唐宪宗李纯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面有一节佛指骨舍利；塔门三十年开一次，“开则岁丰人泰”。宪宗很高兴，决定“迎佛骨”。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特使团出发，十四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师长安。先在宫里供奉三天，然后送往首都各大寺院巡展供养，时任刑部侍郎（约等于最高法院副院长）的韩愈随即跳出来反对。史称“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中学课本里都收录过他的作品；在当时也算身居要职的朝廷重臣。他上表说：“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见《昌黎先生集》卷39）这份表文写得相当不客气，宪宗立刻被触怒，本欲直接处死韩愈，多亏宰相裴度、崔群等人说情，被贬为潮州剌史才躲过一劫。

韩愈的举动确实非常大胆。《滕文公章句》就说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集权政治里领袖的好恶是绝对的风向标；即便再不喜欢，大臣们也好歹要装装样子。而当所有人都唯唯诺诺、马首是瞻，还有人敢跳出来直接反对，是相当难得的风骨。开罪于皇帝，也还有人愿施以援手，而不是落井投石，也能见到古代知识分子那种英雄相惜的气概。不过相信大家都发现了，这三次“反佛”事件虽然热闹，但都没有伤及佛教的筋骨，反而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势力的壮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得不到最高领袖的支持。

那么武宗灭佛就完全反过来了。唐武宗李炎是唐代二十个皇帝中唯一坚决反佛的皇帝。首先是他本人很讨厌佛教，李炎期望“长生不老”，因此对讲究养生、追求“羽化登仙”的道教情有独钟。其次呢，是我们说唐代佛教极大勃兴，势力也快速扩张。事实上在前几次的灭佛运动中，经济和政治原因都是相当重要的方面。本来佛爷提倡“结夏安居”制度让僧人聚在一块儿是为了相互鼓励促进，同时也彼此约束行为，以便更好地修行。但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以寺院为核心的僧团事实上成为封建庄园；这很像欧洲的领主。而朝廷给予寺院的优惠政策又很多，比如田产，当时的僧人出家不像后来的“孑然一身”“一瓶一钵而已”，出家就意味着成为地主，按照规定国家是会划拨土地的。例如备受崇敬的玄奘法师出家时，按当时规定就能得到40亩土地，约合3.7个标准足球场。另外根据土地多寡还会配置一些佃农，农产品则归僧人所有。其次是税赋，僧人是免税的，也不应征徭役，当然也不纳贡。再者呢是赏赐，那可不是三瓜俩枣就打发了的，每逢赏赐都是真金白银、绫罗绸缎。然后寺院也不像今天是“山门净地”冷冷清清，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烟火缭绕；当时的寺院可以说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娱乐、慈善事业的中心。于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外加社会上的世俗影响，就使得寺院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尽管佛爷的教诲里丝毫看不出任何对政治的兴趣，可是中国的僧人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卷入各种政治事件中去；因此帝国高层对僧侣的态度是很暧昧的，可以说是既拉拢又防范，既靠近又猜疑。

所以到了李炎手上一看佛教势力过于庞大，已经成为帝国的沉重负担：“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见《旧唐书·武宗纪》）外加自己本来就不喜欢佛教，道士们也煽风点火，那还等什么？果断动手了呗。于是会昌五年（845）下诏普查全国僧人数量，统计寺院财产。接着针对佛教的强拆随即展开，规定首都只留下4座寺院，每座寺院只得留僧人30人。其余全国各大城市只允许留2座寺院，并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留下来的僧人呢全部划归鸿胪寺（约等于外交部）管理。多出来的寺院限期拆除，田地财产一律没收，僧尼勒令还俗。铜像、磬、钟等等含铜法器则收缴上交盐铁使，销毁铸钱。铁像交地方政府，铸做锄头、犁耙等农器。这一场灭佛运动拆毁大中型寺院4600多所，小的庙宇4万多处；超过26万名僧人、尼姑还俗；释放寺奴15万人。没收的土地，尚未看到确实的具体数字，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武宗纪》《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收膏腴良田数千万顷”。如果“数千万顷”这个数据靠谱的话，意味着寺院占据了唐朝国土面积的5%~20%。我也看到有人统计唐代耕地面积在600~800万顷左右，那么“数千万”的说法显然是夸大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灭佛运动，是汉传佛教史上的重大转折。前面提到的很多宗派都是在这场打击后一蹶不振。虽然距离武宗灭佛仅仅一年之后，大中元年（847）宣宗下敕恢复佛教，然而已经元气大伤。另外随着晚唐国运衰微，积弊渐渐显露，朝政动荡战乱频生，佛教发展所必须的安定环境也在渐渐失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糟糕的是还没等佛教完全缓过劲儿，又迎来了后周世宗的“显德毁佛”。从显德二年（955年）开始的灭佛运动共计拆毁寺院3万多所，还俗僧尼6万多人，全国寺院只剩下2千多所。按《圣道兴衰录》的说法：“夷狄为帝，犹重浮图；至于显德，伽蓝几灭。”所以佛教各部派所面临的境况已经相当困窘，高度依赖庄园经济的部派都衰萎下去；高僧、典籍的流散也让繁难的教理难以为继。摆在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转基因。唯更深层次的中国化才能让佛教走出困境，这当中有两派无疑转变得非常成功，一个是之前聊过的净土宗，一个就是禅宗。那么禅宗的中国化历程又有哪些特点嘞？咱们下回分解。